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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监督形式不全面，实行起来有困难，因为首席秘书要听枢密院的，而近卫军军官，尽管有职有权，但当值期毕竟只有一个月，所以还不能作到今行禁止。通过实践以及对外国经验的研究表明，监督任务除了有职有权之外，必须不依附于任何被监督机关的负责官员才行。于是，在1722年就设立了以枢密院总监察官为首的监察署，各中央机关的监察官均受总监察官约制。彼得任命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亚古任斯基为枢密院的第一任总监察官。
1701年，彼得接见了亚古任斯基，他当时十八岁，是一位迁居到莫斯科的立陶宛风琴家的儿子。圣上慧眼独具，一下子就发现亚古任斯基的思路敏捷，说话十分有条理。亚古任斯基被编人近卫军，后来又成了沙皇的侍从，从那时起，他一直跟随沙皇南征北战，周游各地，在完成皇上交付下来的各种外交任务时不辱使命。在到枢密院履新之前，亚古任斯基已经位居将军，做行政工作可说是游刃有余了。
彼得给总监察官的指示的六份修改稿已被保存至今，其中四份有沙皇亲自修改和补充的手迹。总监察官和以下各院的监察官有权干预各院对各种问题的讨论，甚至有权使枢密院通过的决议暂停执行。可见，总监察官在官位等级中占有最高的位置。由于他大权在握，沙皇自然言听计从。亚古任斯基正是这样一位总监察官，他精力充沛，一呼百诺，很是威风。彼得对亚古任斯基的才能称赞不已，对他直率、机智和乐观的性格也很欣赏。据说一次沙皇命令亚古任斯基起草一道诏令，大意是谁偷的钱够买一条绳子的，就把谁绞死。这位总监察官反驳说：“其实我们谁都是小偷，只不过有人偷得更多、办法更巧妙罢了。”沙皇听后哈哈大笑，诏令遂被撤消。
早在1715年，彼得就开始制订陆海军条令。1716年《陆军条令》就已制订完毕。这项工作于中断两年之后于1718年恢复，进行海军条令的制定。彼得曾为写下备忘录，注明应委派何人去搜集外国军事条令的条款，当年 4月 4日他颁布了一项诏令，指出应以英国规章为基础，再增补一些法国、丹麦、瑞典和荷兰规章中的相应条款。彼得起草的《海军条令》纲要草稿迄今完好保存。1720年 1月这部条令制订完毕。
《海军条令》制订完毕后，彼得就拟出制订《海军部章程》的大纲，他为此向承包工程和为海军部采办装备的机关调用有关劳动报酬等方面的资料。1721年 1月至 2月，他整个白天都出席枢密院会议，讨论《海军条令》和《海军部章程》。
各院都有自己的章程，对有关的权利与义务作了规定。矿务院和工厂管理院的章程内还为企业主规定了专利权，因而促进了大生产的发展。在各种章程中，《总章程》最不同一般。它规定了所有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从院长到烧炉工和坐在过道里、“一听到铃声”就应声而起听候吩咐的仆人）的权利和义务。
至于彼得对《总章程》的重视从一份经由他仔细校订过的材料可以看出。他推敲文句，补充内容，增加新的条款。
各种章程都附有一份1722年的《品级表》，这份诏令反映了沙皇对贵族官职大小的纯理论观点。在彼得即位以前，官位的高低一律以门第和出身为标准。只有贵族的后裔才有希望加官晋爵。这实际形成官位世袭。能破这种陋习之例的一般平民，可说是凤毛麟角。
《品级表》将官阶分成十四个等级，根据官员的才干、学识和勤奋，按级予以提拔。
《品级表》所规定的晋升制度，保证了非贵族出身的人也能迅速获得擢升。实际上《品级表》是赋予业已存在的事实以法律形式而已。此外，它还为出身“寒微”的人跻身于贵族行列提供了可能性。凡获得陆军或海军一等军官官位者，均可成为世袭贵族。至于文官，从八级起便都是世袭贵族。
彼得的立法工作，并不限于制订各种规章制度。亲自参与立法这也是彼得作为国务活动家的一个特点。他的后继者们，顶多只限于在官员们准备好的诏令上签字而已。彼得亲自起草诏令时可说殚精竭虑，一如他围攻要塞、指挥军舰的建造和下水一样。现举1722年 4月17日彼得的一份诏令为例，诏令是为使“任何人均不得违章”而颁布的。
彼得起草这份诏令共用了四天时间， 4月14日他写出了第一稿，到 4月17日最后定稿，先后六易其稿。第一稿共有三项内容，第三稿中增至五项，而在定稿中则有七项。沙皇认为这一诏令意义重大，要求所有的机关，其中包括枢密院，“应将此诏令置诸案头，藉以自鉴。”
彼得不仅经常告诫官吏，而且也训示全体百姓，因为在他看来，臣民的一举一动均应置于国家政权的严格监督之下。“朕之子民”，彼得写道：“如同尚未入学之童稚，如不强其就学于业师，则日后恐有终身目不识丁之虑也”。
沙皇对商人也实行限制，命令他们所得利润不得超过百分之十。规定以猎捕海兽为生的北方居民，在两年的时间内购置现代化的船只，以代替传统的单桅帆船。
全国本来都是用普通镰刀收割庄稼的。彼得发现，如果改用长柄大镰刀，将会达到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于是就此专门颁布了一项诏令。还下令不准用旧法加工大麻纤维，要照政府的指示办。
即使在臣民需要盖房的时候，彼得也得对他们进行一番训导。他指示，凡有五百名以上农奴的首都贵族，如在瓦西里耶夫岛上建屋，则只能盖两层楼房的独家住宅。
沙皇命令，农户建房时，两座房舍之间的间距不得小于三十俄丈。门厅里的天棚，要和居室一样涂上粘土。在莫斯科建房者应用瓦或木板盖顶。对砌火炉也有严格要求：“火炉应有底座，不得砌在地板上，烟囱直径大到足以钻进一人。”
臣民的卫生情况和首都的保健状况也引起沙皇的关注。他规定澡堂“每周应烧一次”。彼得堡的居民应保持街道清洁。还规定打扫大街的时间在“街上尚无行人的早晨或者夜间”。首都居民“在指定以外的时间不得上街，需要外出时应随身携带灯笼照明。”
对于年轻人的婚嫁事宜，沙皇也有诏令：父母不得包办婚姻。禁止贵族纨裤子弟结婚，“因其不学无术，不能为社会服务”。
就连生了病的居民，皇上也得从旁指导。还在皮尔蒙特时，沙皇就命令枢密院在国内寻找于身有益的泉水。在彼得罗夫工厂区附近发现了含铁质的泉水。彼得急不可待地亲自试用一下这种泉水，1719年 1月他同皇后一起出发到俄国的第一个疗养地去。 3月颁布了一道诏令，列举这股矿泉水的医疗特点。泉水“能治愈各种严重疾病，诸如坏血病、疑病、黄疸、胃弱、呕吐、腹泻”，以及其他十来种疾病。彼得为有了本国的矿泉疗养胜地而十分高兴，他大力推广矿泉水疗法，有时沙皇也强令人们接受这种疗法。他写信给海军上将阿普拉克辛说：“医生特嘱法籍大船工匠前往奥洛涅茨矿泉治疗，该人不欲前往，已强行将其送去。”
臣民的精神生活同样处于沙皇诏令的监督之下。沙皇得知，许多教徒并不经常到教堂去，其中一些人去了也不作忏悔。于是立刻颁布一道诏令，要求一应臣民在礼拜日，和节日里都要到教堂礼拜。有一些专门诏令规定了教徒在教堂中的行为准则：在布道的时候，他们应当“肃立无哗”“听讲”。禁止在教堂里“高谈阔论或向官员递交呈文。”
臣民死后总归要到天堂去。沙皇的诏令对这些升天的人的命运也关心到了。把死者埋葬在哪儿？诏令对这一问题回答道：“不得葬在城内”。只有“显贵人物”可以例外。如何装殓死者？禁止使用厚松木板和橡木做的棺材。诏令规定：只允许使用不太贵重的木料做棺材。
在规定惩罚措施方面，彼得可说独出心裁。惩罚措施的范围包括小笔罚款到没收全部财产，从残酷折磨肉体、流放做苦役，直到处死。教徒在祈祷时聊天者不准离开教堂，每人罚款一个卢布，贩卖俄式长袍和长筒靴子的人，也象贩卖俄式皮鞋的鞋掌和铁钉者一样，被罚做苦役。大麻纤维检验员，如果把腐烂的次品和石块掺在麻捆里，处以死刑。各院的官员旷职一天者扣发全月薪水，每天早退一小时，扣发一周的薪水。对上班时聊天，办事拖拉等也规定了惩罚措施。彼得估计到有的官员无力交付罚款。这样，该人应在船上做苦役作为抵偿。
惩罚的手段和性质取决于犯过失者的社会地位。彼得制订的《陆军条令》为“军官”规定的是让他们丢面子的惩罚措施，如剥夺军衔、扣发薪水、褫夺公权，而对其他人则规定“一般性体罚”和“酷刑”即杖笞、鞭打、上铁镣、打烙印、服苦役以及断臂、断指、割耳之类的戕害肢体的惩罚。许多诏令规定对开小差的新兵、龙骑兵、陆海军士兵处以死刑。凡有隐匿逃兵者，则剥夺其军衔，没收其财产。地主收留逃亡农民者要交现金罚款，而逃亡农民要受体罚。
督促官员们尽职尽责，让各阶层居民——农民、市民、僧侣和贵族执行政府的各种法令，都靠惩戒措施来推动。看来，作为立法者的彼得，受两种对立的情绪左右：一种是教导和训海，另一种是惩罚和威胁。伟大的普希金认为，彼得一世在某些场合表现出智慧过人、贤德英明而且慈悲为怀，但有时则又表现出残酷暴戾刚愎自用，这是有道理的。诗人说过，彼得的某些诏令“看来，是用鞭子写成的”。
在彼得看来，耕耘多年之后己可望收获了：出海口已经有了，新的机构业已建立，机构的规章制度已经制订，数以百计的诫民诏令已经颁布。看来，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钟表”已经造好，已开始顺利运转了。
事实上，这架“钟表”的指针是逆向而行。在一个建立在残酷剥削、专横和阶级压迫基础上的对抗性社会里，生活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它无情地嘲弄了彼得的那些诏令，按照彼得的设想，这些诏令可以毫不费力地使全体臣民安享康乐太平。新的社会矛盾取代了“和谐”，阶级斗争取代了和衷共济，新机构、新命令、新规章制度无助于克服或者阻止阶级斗争的发生。
彼得是否看到了写在纸上的“良好秩序”和现实中远非良好的秩序之间的矛盾呢？事实上他不仅看到了，而且每天都在进行仔细的观察，试图按自己的意思去克服这些矛盾。他完全寄希望于在他看来是行之有效的惩罚大棒和镇压措施上。
那些官吏，即便是象枢密官那样位至极品，也是处于“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境况之中。1713年 7月，彼得限枢密官在三个月之内将监察官呈报的五、六份最重要的秘密报告审查完。他亲自规定：对“为私利而损害国家利益者”处以极刑。当沙皇得知枢密官毫不热心于揭发盗窃国库犯时，就警告他们说：“你们若是拒不照办，那就让你们也尝尝这种惩罚之苦。”另一份诏令严禁掌实权的官吏收受贿赂，充当承包商。“有敢于以身试法者，将责以体罚，财产归公，甚至处死”。
有关彼得的传说收集家雅科夫·什捷林曾记下一个很有趣的轶事。这件事虽说未可全信，但却相当鲜明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习和国家官吏的道德面貌。
据说一次沙皇得知，莫斯科有一位讼师有两种彼得最赞赏的本事：精通各种法律，为人大公无私，要是委托人确实有罪，他宁可败诉。
沙皇乐于结识这位法律家，同他就一些复杂案件交换了看法，发现他为人诚实，学识渊博，于是便任命他为诺夫哥罗得省的首席法官。几年以后，沙皇得知，这位前讼师开始受贿了。
“我可从来没想到你会干这件事。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不为别的，只因为仅仅靠我的薪水不足以养廉，要养活老婆孩子只好举债度日。”
“你核计核计，要多少钱你才满意，你才能秉公办案而不再受贿？”
“至少还需要增加一倍的薪水。”
沙皇决定给这位法官增发一倍半的薪水，同时警告说，如果他再受贿，就处以绞刑。
有一段时间，这位法官干得还不错，可是后来他又开始受贿了。一直从旁观察法官工作的彼得，揭露了他的罪行，下令将其绞死。
布伦瑞克公使维贝尔引证某位据称是“饱学之士的俄国人”的话写道：搜括来的一百卢布的税款，只有三十卢布上缴国库，“其余的都被官员们贪污中饱”。维贝尔把办事员、主任、代表及其他官员称之为“猛禽，他们认为，一旦为官，就有权对农民敲骨吸髓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农民的破产上”。这位公使指出：“索贿的手段花样翻新。尽管遵照皇帝陛下的旨意，若干索贿手段正在被根除，但是官吏们却以惊人的速度又施展出新的手段。”
由于下民纷纷告发，人们这才明白鱼肉乡民的魁首不是那些小人物，而是陛下本人最亲密的战友，那些御前大臣们，其中包括缅希科夫特级公爵、阿普拉克辛海军上将、托尔斯泰伯爵以及其他许多人。几起有达官贵人参与的重大舞弊案件被揭。西怕利亚省省督马特维·彼得罗维奇·加加林公爵是这类案件之一的牺牲品。
总督察官涅斯捷罗夫早在1714年就开始揭发加加林的盗窃国库罪，但此案呈报枢密院后，却毫无结果，因为此案的主办人，素以廉洁闻名的雅科夫·多尔戈鲁基公爵，这一次也不干净了，他包庇了另一位公爵——加加林的罪行。
但是，涅斯捷罗夫并未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