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人材，但是，和圣上本人相比，在高瞻远瞩，在洞察现象的深度，以及在抓住主要问题并使一项事业善始善终等能力方面，无人能出其右。
作为一个天赋非凡的人，他决不听从人们向伊万雷帝献出过的计谋：不可使用聪明才智超过自己的谋士。相反，他到处访贤，然而使他感到痛心的是，人才太少了。彼得认为，在他的下属中，能够实现他的宏图的人，几乎找不出一个来。这批人才疏识短，也不善于考虑俄国社会的传统和特点。彼得对待他们就象对待小学生一样，提醒他们不要盲目照搬瑞典的规章制度，告诫他们要把瑞典的规章制度中那些不妥之处，或不适合俄国国情之处，要斟酌处理。他要求他们学习十七世纪一位著名法学家萨穆伊尔·普芬道夫的著作。当年需要花“三倍时间才能念完的那所学校”，首先要求掌握陆海军知识。现在该轮到掌握建设和管理国家的知识和经验的时候了。
下属们见识不广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于沙皇的性格——事无巨细都要过问，这样一来，他左右的人就不敢随便作主张了。诗人普希金曾用这样的话来形容彼得领导工作的特点：“臣下莫不战战兢兢，三缄其口，唯命是听。”
1718年，彼得声称他要认真抓一下内政事务。在由他起草的一道诏令中写道，尽管他在这场艰苦的战争中已经力不从心，但他还是抽出时间来教人们学习军事和制定《军事条令》。部队已“走上正轨”，其结果有目共睹——俄军击溃了欧洲最精锐的军队之一。圣上认为，在管理部队的同时，不应忽视行政事务的管理，这项工作也应该象军事工作一样走上正轨。
要达到“走上正轨”这个日的，手段之一就是合理地建立国家机关。早在1712年初彼得就在这方面采取过一些初步的实际措施，颁布了建立商务院的诏令，以便改善贸易状况。著名数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茨向沙皇提示“经验充分说明，只有通过建立各种工作效能良好的‘院’，才能使国家走向繁荣，因为正象钟表里的一个齿轮带动另一个齿轮一样，在国家这部大机器里，一个‘院’也应该推动另一个‘院’前进，如果一切机件都配合得准确、协调，那末，生活的指针就一定会给国家指出幸福的时刻。”
在彼得着手设计这架新的“钟表”之前，从研究其他国家的建设经验开始，他已经做了多年的准备工作。1712年 6月30日，沙皇命令枢密院组织人力翻译“其他国家的各种法典”。1715年沙皇的记事簿里，有一则关于六个“院”名称的记事。同年，沙皇曾下令在国外招聘“学者和精通法律的人士，以便在各院工作”。沙皇诏谕正在哥本哈根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亚古任斯基将军“为每个院物色一个人”，同时命令应优先选聘年轻人，“以便他们能学俄语”。沙皇还委托他收集有关丹麦中央机关结构方面的资料：院、州的数目、编制，理由是彼得听说，瑞典人也是仿效他们的。可是由于瑞典与俄国正处于交战状态，暂时没有可能用合法手段去研究瑞典的制度。沙皇于是命令驻丹麦大使多尔戈鲁基为此目的向瑞典派一名问谍，以便给他搞到一纸丹麦宫廷的护照。驻奥地利大使维谢洛夫斯基接受的一项任务是从“懂斯洛文尼亚语的人”当中挑选一些法学家。在签署给大使的诏令时，彼得亲笔做了补充：“由于特别需要，此事务需办成。”
彼得认为新的中央体制的优点在于，各院院长“不能象旧法官那样滥用权力”。沙皇认为，在各个院里“非经僚属一致同意，院长不得擅专”。
彼得对各个院寄予很大希望。认为这些院的建立有助于管理国家事务，改进司法制度和警察制度，改善陆海军的补给，增加和发展贸易、采矿业和手工业。沙皇深信，新的机构将开辟俄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
在彼得看来，新机构的主要优点在于院长的权力受到了限制。实际上，建立院所产生的主要积极成果，还在于设院的体制允许职权范围有明确的分工，同时实行高度集中。与臃肿的衙门机构相比，“院”的主要优点也就在于此。
起初共没有九个院。其中有三个被称为“首要的”，这是因为政府三个要害部门，即外务院、陆军院和海军院属它们分管。
随着俄国在国际舞台的出现，外交工作也进行了改革。如果说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俄国同外国的联系，全靠通过定期向国外派遣使团这个方式的话，那末，如今在西欧的一些最重要的国家里也业已建立了常设外交机构，而在某些国家则建立了领事馆，以保护俄国商人的利益。同样，西欧国家也在俄国派驻了大使和公使。代替过去外交衙门的外务院负责接待外交使节，领导本国驻外代表的工作。俄国采用了西欧的外交礼仪。在许多情况下，俄国外交官坚持有关所谓“国家荣誉”的陈腐概念，费尽心思予以保持。甚至连最不拘礼仪的彼得也未能免俗。比如，他总是免冠站着接见外国使节，为的是在提到外国皇帝的尊号时，他不必再脱帽起立。为了不让外国使节靠近自己，他总是站在华盖下的木板台的边沿上。
外务院由有经验的外交官、总理大臣戈洛夫金领导，彼得任命莎菲罗夫为副院长。
陆军院负责军队的编制、武器、装备和训练。各卫戍团也归它管辖。到彼得在位末期，陆军正规部队已达二十一万余人。此外，非正规部队（乌克兰和哥萨克各团）有十万九千人。彼得任命缅希科夫元帅为陆军院院长。
新机构海军院是十七世纪时所没有的。这个机构的设立，同俄国已一跃成为海上强国和创建海军一事不无关系。在它管辖之下的有造船厂、海军要塞。此外海军院也负责舰上人员的补充和训练。海军院由海军上将阿普拉克辛领导。
负责财政工作的也有三个院。其中最重要的是财政院，负责收税，监督实物赋役承办酒类和粮食的供应等。
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的头二十年，以农户为纳税单位。由于需要巨额款项，同时考虑到人口的增长，1710年，彼得决定进行一次新的人口普查。结果使他大失所望，因为根据调查资料，总户数比三十年前大为减少。这是因为，地主们把沾亲带故的几个家庭合为一户，有时甚至把一些彼此不相干的人硬凑在一起。耍的这种花招终于被戳穿。有鉴于此，总监察官涅斯捷罗夫上书皇上，建议改征“人头税”，即不以农户，而以一个男丁为纳税单位。
彼得接受这一建议，着手进行全国人口总登记。这次规模巨大的行动进行了许多年，人口登记始于1718年，农民的花名册规定由地主呈报。几年过去了，地主却并没有报上来。而那些已呈报花名册的贵族，经过核实，也未在名册中申报他们所拥有的全部农民。后来对他们晓以利害，有隐匿不报者以死刑论处，隐瞒的人口归官。但这也不顶事。1721年，颁布了一道“最后的诏令”限期在当年9月1日以前呈报隐瞒情况。地主们对此置若罔闻。于是彼得下令成立有军官参加的专门办公室，核实地主呈报的花名册。通过人口普查发现有一百万男了隐匿未报。
1724年春才弄清比较准确的人口登记数字。农村居民中共有五千四百万男丁。从他们身上征收的税款规定用于供养陆军。每丁男性居民，不论他是吃奶的婴儿，还是高龄老人，每年都必须缴纳七十四戈比的人头税。
为什么缴纳的税款来这么一个零头，不是七十或七十五，而恰恰是七十四戈比呢？原来供养陆军每年需要四百万卢布。把这个数目除以纳税人的数目（五千四百万人），得数正好是七十四戈比一个人。不过从未按此数额征收过税款，因为叶卡捷琳娜一世为了庆祝她1725年1月登基，把人头税减免了四戈比。
人头税本应取代所有旧时的捐税。沙皇答应过，不论是现金税、粮食税，还是大车税都不得超过七十四戈比。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税制改革大大提高了农民向国家纳税的数额，但由于缺乏可以对比的资料，无法确定人头税比农户税究竟加重了多少。1724年国家预算的收入部分，比1680年增加了两倍。但决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认为1724年农民的人头税负担比1680年重两倍。
国家收入增加，一部分来自人口的自然增长。此外，在四十年的时间里，劳动生产率也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提高。手工业，特别是工厂工业的这种增长更为显著。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由于耕作技术的改进和在生产中使用铁制工具也提高了。最后一点就是，国家收入增加，还由于在此以前并不纳税的人口（地主家的仆役和流浪汉等）也开始纳税的结果。
这次人口普查，不仅使国库收入有所增加，而且还具有社会意义。这就是：它把从前不受封建剥削的大量农村人口也列入这种剥削的范围。他们是俄国北方耕种国家土地的农民、西伯利亚的种田人，伏尔加河中游缴纳皮毛实物税的牧民（楚瓦什人，摩尔多瓦人、车累米西人等）。过去只向他们征收国税。税制改革把所有这类人口都纳入了国家农民这一类，向他们也和向地主和修道院所属的农民一样，开始征收封建贡赋。
向城市人口征收的人头税，每个男人是一卢布二十戈比。
税制改革将彼得的社会政策的内容和倾向性暴露得一清二楚。此外，税制改革也说明了革新赖以进行的物质资源的来源，因为无论是供养日趋庞大的正规陆、海军和行政机构、修建宫殿和宏伟的政府大厦，建立文化教育和科学机构以及建立官办工业，无不需要资金。农民和城市居民从财政上为这些改革的实施提供了保障。
另一个负责财政事务的院是财政支付院，它掌管国家支出，审批国家机关、陆海军、外交、教育等方面的开支数额。领导这个院的是彼得的亲信穆辛一普希金伯爵。
以多尔戈鲁基公爵为首的财政监督院负责监督资金支出。
轻工业由工厂管理院领导，采矿事务由矿务院领导，对外贸易由商务院领导。负责管理工商业的这三个院，在过去的衙门体制中实际上缺如。彼得任命托尔斯泰为商务院院长；诺沃西尔采夫为工厂管理院院长；归化俄国的苏格兰人布留斯为矿务院院长。一个院不是由俄国官吏，而是由一位外国人领导，这是唯一的一次例外。在其他情况下，外国专家要么是当副院长，要么是任各院顾问。雅科夫·瓦西里莫维奇·布留斯是一个有经验的炮兵专家、采矿内行，因而受到彼得的特别器重。
同这些院并列的还有其他许多中央机构。其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是宗教事务管理局。这是教会的最高机关。
据说，沙皇有一次出席主教会议，发现他们想立一位大主教。于是彼得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不由分说他说道：“你们想立一名大主教，这就是。”他用另一只手拔出一柄短剑，往桌子上一插，对那些心怀不满的人补充说，“这把上等宝剑送给异想天开者的大主教！”
彼得把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的位置，留给年迈的总主教斯特凡·雅沃尔斯基，他已不大管事。再说上任一年以后他就去世了。这个局事实上的领导人是沙皇宗教改革的左右手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普罗科波维奇制订了宗教事务管理局的规程——《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他还参加起草了一些有关改革宗教和寺院事务的最重要的诏令。
《宗教事务管理条例》把宗教事务管理局的成员与其他世俗机构的官吏同等看待。他们和所有官吏一样，宣誓效忠皇帝，无条件地执行皇帝的全部圣谕。主教不得以任何理由干预世俗事务和仪式。因此，教会就完全从属于世俗的政权了，为了“国家的利益”，向神甫忏悔的内容保密的一贯作法已形同虚设。1722年，这个局根据彼得的口头指示，发布了一道指令，责成所有神甫，在弄清忏悔人想要“背叛或造反”的意图之后，立即向当局报告。
起初，各院院长同时兼任枢密官。这就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枢密院是由应受其指导和监督的各院院长组成。另一方面，院长得完成枢密院的职务，这就使他们不能直接关心院的工作。1722年，彼得承认，“此事开始时考虑不周”，于是改进了这个错误，只把三个“首要”院的院长留作枢密官。但沙皇的这一亲笔诏令未能施行。原来，枢密院空出的缺没有人补。过了几个月，彼得只得又恢复老样子，命令：“现因枢密院中缺人”，为领导各院而被解除枢密院职务之各院长应到职视事，每周不超过两天。”在这方面，彼得遇到了在北方大战初期同样的困难：当时他缺少军事专家，而现在他感到政务方面的助手不足。
彼得早就注意到应如何对国家机关工作进行监督的问题。一开始彼得用督察官。但督察官顶多只能起到一个登记违旨者名单的作用。他们的活动在机关之外，所以对各机关工作施加不了影响，彼得只得考虑另一种作法：用官厅性质的公开监督来补充秘密监督之不足。1715年，枢密院收到一份诏令：“兹任命瓦西里·佐托夫为总监察长，或称指令执行情况监察官。”他主要的任务就是监督枢密院的各项指令是否及时得到执行。后来，这项任务改由枢密院的首席秘书和按沙皇旨意行事的近卫军军官执行。
外国观察家一致指出，这些军官鱼肉乡里，炙手可热，不仅省级行政当局见了退避三舍，就是枢密官们也要让他们几分。为了要地方行政长官好好当官，军官们竟给他们戴了好长时间的镣铐。据某位法国公使说，“沙皇曾多次向近卫军军官表示信得过他们，把最重要的政务交由他们组成的各种委员会处理。更大的怪事是，枢密官竟然要在一位中尉军官面前点头哈腰、起立致敬。”这位公使句句说的是实话。彼得在给枢密院当值的近卫军军官下达的诏令这么写道：“如此事彼等拒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