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就是这样在这本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故事会》上，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
从创办这个栏目以来，《故事会》一共介绍了英国著名新浪漫主义小说家史蒂文生的《自杀俱乐部》，英国著名小说家、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的《尸人》，法国最杰出的浪漫小说家亚历山大·大仲马的《一场决斗》，德国素享盛名的中短篇小说家霍夫曼的《色拉彼翁兄弟》，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七颗星星》等世界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的介绍，拉近了刊物与读者的距离，同时也拉近了刊物、读者与世界文化的距离，使一本以介绍中国本土文化为主的大众刊物，在内容上更加充实，更加丰厚，引导着读者的视野也跟着阅读而更加开阔。
读者对这种“只快半步”刊物的阅读，那种亲近，那种快感，那种愉悦，那种心灵的自由与舒坦，简直是无法言表的。
为了减轻读者的阅读困难，为读者节约阅读的时间，在每一篇改编的外国名著前，都要由编辑加一节简短的介绍，这在读者阅读之前的“半步”，又起到了一种效果很好的导读作用。
这是一篇由夏一鸣改编的外国故事，题目叫《教授的心机》，它先于开卷读者的“半步”是这样写的：
亨利·迈尔斯·默海墨，是美国文坛知名度颇高的现代作家。他的小说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的美学特征，一反当代美国甚嚣尘上的情节淡化和语言漂流，也避免了通俗小说的浮躁和故弄玄虚，因而具有合理的故事结构和引人入胜的阅读效果。
本故事是根据《一只赃抽屉》编译的，此作品很能代表亨利的写作哲学和个人风格。故事的收场出人意料，具有强烈的悬念意味；一波三折、每一波折都呈现出不同的生动画面，又具有情节的形式感，读完这篇故事，你除了对人性的优点和弱点进行审美反思之外，还可以对犯法与犯错之间的微妙区分做明智的选择。
关于人性的优点和弱点，这个曾经被一些人弄得玄而又玄的东西，在这里就这样被“淡化”得如此明白易懂，这先于读者的“半步”，完全是《故事会》化的“半步”。它没有用一句难懂或深奥的词语，而是平平淡淡地道来，使人感到一种亲近。到了这里，谁还愿意放下这篇故事呢！
《故事会》上发表了大量“文化革命”中民间流传的传奇故事后，刊物受到读者空前的欢迎。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读者又觉得总发表短篇的传奇故事有些不能“解渴”。就在读者盼望的时候，《故事会》在每一期专门编发了一至两个中篇故事。
本来，作为一本“小”刊物，《故事会》过去都是以发表一些短小精悍的故事为主，正是这样才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可是，几十年来时代在不断地变化，而刊物总抱着过去有效的经验墨守成规，如果就照此一副老面孔，这样的刊物必然会停滞不前，甚至会倒退。
原因是什么呢？
《故事会》的编辑们深深地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人们的思想与欣赏习惯也在跟着改变。作为文化传播的刊物，总是应该走在时代的前面，将一种先进而亲切（只领先半步）的文化奉献给读者，以情感的文化去打动读者心中的文化情感，只有这样，这本刊物才能够越办越受到读者的喜欢。
中篇故事的推出，无疑是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
编辑在编发这些中篇故事时，严格按照刊物的要求，与刊物的总体风格相一致。同时，每一个中篇都尽力做成“压缩饼干”，宁可将长篇压缩成中篇，让读者花最少的时间，获得最大的阅读效果；决不做“发面馒头”，将短篇“发酵”成中篇，让读者花大量的时间云山雾海地在“迷魂阵”里转圈。
先于读者之前考虑的这“半步”，使读者的心灵默默地靠向了杂志。
你为读者考虑了什么，读者就会为你回报什么。
由于这个栏目的推出“只领先读者半步”，看完这些十分“过瘾”的中篇故事后，许多读者都高兴地说：“我们想要什么，《故事会》就来了什么。”
这个栏目经过读者多年的筛选，至今仍保留着，成为每期刊物最后的一道“大菜”。
翻开《故事会》上的中篇故事，几乎每一期最少有一篇，一年下来最少也有十二篇，每篇大概在一万二千字到一万五千字左右，其内容几乎包括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这里有对社会上各种不良风气的抨击，也有对高尚人格的赞扬；有对陈规旧习的指责，也有对新人新事的歌颂。这里有对婚外恋者丑陋灵魂的曝光，也有对婆媳真情的心理描述。有公安干警英勇无畏的形象，也有犯罪分子深藏的幽灵。悲剧和喜剧在这些动人的中篇故事里上演，灵魂与肉体在这些文字中接受着洗礼。那些中篇中所包括的校园故事，社会故事，伦理故事，情感故事，侦探故事等等，几乎篇篇都很生动感人。
《故事会》所推出的这道“大餐”，是怎样一次又一次地打动着读者啊！
对于何承伟在办刊中的这个“快半步理论”，有人说这就是上海人的精明。
可是，这种精明是人人都可以想到而又很难做到的呀！
刊物被精细地办到了这个份上，还能不创造出发行量大增的奇迹吗？
第二章第一次挑战 （5）
5．向上的情趣与向下的眼睛
先来听一个故事吧：
莲湖乡有一个名叫林德庆的鱼贩子，几年来苦心经营，发了财，因而在方圆几十里也就有了点小名气。
这天，林德庆拎了一只装有二十来斤河虾的篮子走进汽车站，买好票刚要上车，就被一个检票员给拦住了。他抬头一看，不觉心中暗暗叫苦。原来这位拦住他的人是车站有名的小胡子阿发。上个礼拜一，就是这个阿发从他的鱼筐里顺手拎走了两条半斤多重的活鲫鱼，还说：“账嘛，以后算。”
这时，阿发摸了摸唇上的小胡子，笑嘻嘻地对林德庆说：“你是发了财的人，不要大蛇碰到鸟蛋——独吞啊！”说着就伸出两只蒲扇般的大手，左右开弓，将两大把新鲜的河虾抓进了食品袋，然后朝林德庆笑笑说：“分量不要称了，毛估估一斤吧？账嘛，以后再算。”
林庆德怕阿发不让自己上车，就只好忍了。
谁知这个阿发却“恶习不改”，三天后当林庆德再次乘车去卖黑鱼时，又被阿发从中拎了一条，并说：“有饭大家吃，有鱼大家尝。吃你大的你肉痛，拎条小的总可以吧？”
就这样一个多月过去了，小胡子阿发没有一次放过林庆德，总是要从他的鱼虾筐子里白拿。可这发了财的林德庆却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可是远近闻名的棉花絮里也要榨出油来的人，岂能容别人如此地“揩油”，不久便一纸状子，将这个阿发告上了法庭。
法庭上，林庆德将每一次阿发“贪污”的鱼虾账报得清清楚楚。阿发对此也都点头承认，并说：“现在是应当算总账的时候了。”
正当法庭将宣判阿发照价赔偿时，门外跌跌撞撞进来了一个衣裳褴褛的老人，声音颤抖地指着林德庆对法官说：“账要算，这账全在我心里。若不是阿发帮的忙，我早就被这畜生折磨死了。林德庆是我的独生儿子，可他只顾自己发财，却黑了良心，不管我的死活。鱼不让我吃一条，虾不让我尝一口，几个月不踏进门槛来看望我。幸亏新来的邻居阿发，天天照料我，替我烧饭做菜汰衣裳，还摸出钞票来为我买小菜。我不好意思经常教阿发来破费，就想出了这馊主意。四邻八舍都看见，阿发替我拿来鱼虾替我汰好烧好，自己从未碰一点点。”
故事直到结尾，才给这个“黑分子”阿发平了反，同时又引起了人们无穷的思索。
这是发表在《故事会》上的一则故事，题目叫《鱼贩子告状》。
这则故事没有太多的事件和人物，也没有过分曲折的情节，但是它却吸引着人们一口气地读下去，读完之后在人们心中总会引起深深的沉思。读者从对那个小胡子阿发的愤怒，到最后油然产生出一种敬佩之情。而对那个林庆德，人们也由开始的同情，转而变成了最后的指责。与此同时，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不得不扪心自问：我们自己对老人又如何呢？
这则故事，写的是社会上几个最普通人的生活，同时也反映了《故事会》的另一个办刊原则：眼睛向下，情趣向上。
何为眼睛向下？
那就是编辑应该看到全国不同层次的读者，以及这些人群的生活与心理状况，故事要反映这些人的心声，贴近最基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他们的审美意识。
而情趣向上，那就是要精心选编鼓励人们奋发向上的作品，满足人民大众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体现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积极地去发掘人性的优点，而又尽力地去克服人性的弱点。与此同时，这些故事给人的艺术审美价值也应该是不俗的。
有一天刚到上班的时间，有一个人便风尘仆仆地走进了出版社。他左手提着一只黑色的人造革提包，在门卫的指引下，直朝《故事会》编辑部走来。
这人是谁，他到这里来有什么事？
编辑们都在里屋埋头看稿，谁也没有注意他。他站在门外朝里面看了看，便看见了对着大门的那张办公桌，一位女同志正在拆着那些如山的来稿和信件。
他走了进去，轻声问道：“这是《故事会》编辑部吗？”
那位女同志抬起头来，看了看他，问道：“你找谁，有什么事吗？”
那个人说：“我是从山东省来的，专门来感谢你们。”
说着，那人就拉开了手提包，从里面取出一面锦旗来，然后轻轻地展开，只见那面锦旗上面写着几个大字：
情系老区人民，无私奉献爱心
那位正在拆信的女同志名叫归依玲，看着这面锦旗和面前这个风尘仆仆的客人，使她猛然想起了几年前的一件事情。
那天，在归依玲的这间办公室里，走来了一个农村来的年轻人，说自己是山东省苍山县三合乡任何湾村小的教师，姓朱，这次是代表全校师生来的。朱老师告诉归依玲，说他们那里很穷，学生很想看一点课外图书，可是又没有钱，现在书价太贵，穷人的孩子都买不起。学生对《故事会》很感兴趣……
归依玲听后，忙叫朱老师先坐下来休息，一边就忙着在柜子里找了几十本刚出版不久的《故事会》送给他。临走的时候，细心的归依玲又让他留下了地址。
从此，新刊物一到，归依玲都准时地给崔伟所在的学校邮去三本，七年来一期也未间断过。这个学校的学生读了邮去的刊物后，又给编辑部邮来了感谢信，说这本刊物对他们写作文的帮助很大。后来，崔伟调离了这所学校，他的爱人又到这学校里来教书，归依玲仍然是每期如数邮去。
这次，这所学校专门派人送来了这面感谢的锦旗。
《故事会》编辑部所提出的眼睛向下，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关注着每一位读者，时刻倾听他们的需求，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办刊思路。
眼睛向下应该说是《故事会》的一个老传统。
创刊之初，如果没有顾伦、张诚濂冒着风雪深入到江苏常熟，怎么会突然萌生创办《故事会》这本刊物呢？如果没有李中法、钱舜娟、王须兴等许多老编辑深入到上海的工厂、乡村、部队，《故事会》又如何能够发展？现在编辑部在原来深入基层，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又在上海及全国设立了许多故事创作基地。上海的金山、浙江的桐庐、辽宁的抚顺、河南的新乡等地，都成为编辑人员经常深入的地方。编辑们到了这些地方，就住在当地的小旅馆里，与当地的读者和作者们一同交换意见，虚心听取这些来自群众的呼声。
眼睛向下除了时刻倾听来自群众的声音之外，再有就是注意培养来自群众中的故事作者，时刻注意发现和培养作者队伍。作为一本大众的通俗故事刊物，《故事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基本是不登名家来稿的。她的主要作者队伍，便是那些终年生活在人民群众中的业余故事作者。
关于这方面，我在后面还将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来记写。这里，我只想简单地讲两个故事。
有一次，吴伦与夏一鸣到河南新乡组稿，这里是《故事会》的一个创作基地。白天与作者们交流了刊物信息，到了晚上，两位编辑便关上房门，一篇一篇地阅读白天送来的作品。
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因为人地生疏，两位编辑不觉警觉起来：到底是什么人在晚上来敲门呢？
回答的是一位年轻女子的声音。
进来的女子说，她从来未敢给《故事会》投稿，今天下午听了两位编辑的讲话，觉得你们对下面基层的作者挺关心的，就将过去写的两个故事拿来，想请两位编辑老师给帮忙看一看。
送稿人走了之后，两位编辑立刻展开稿子阅读，一下子就被里面生动感人的两个故事吸引了。吴伦对夏一鸣高叫：“好稿子，两篇都是好稿子，看来作者很有潜力！”
回到上海之后，两位编辑在编辑部研究参加笔会的作者时，决定推荐这位作者参加，去来路费全由编辑部报销，并让她将两篇稿子带来，在笔会上再作修改。
这两篇稿子改好后，《故事会》破天荒地在同一期上发表了，一篇叫《苹果树上掉下梨》，另一篇叫《骆驼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