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一见面，小青就生气了，对王大妈说：“你怎么给我介绍了一个跛子？”
王大妈听后惊得睁大了眼睛，对小青说：“你不是要找一个一米七五至一米七六的人吗？这个人的条件都合适，他左脚着地一米七五，右脚着地刚好一米七六呀！”……
这是《故事会》上发表的一则小故事，读后在令人发笑的同时，也给正在寻找伴侣的年轻人带来了许多沉思。
面对着来势汹涌的通俗文学大潮，编辑们并未乱了阵脚，而是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阵地。
《故事会》在何承伟的带领下，始终牢牢地把握着一个方向：贴近时代。
上海滩是中国最早创办期刊的地方，近百年的风云变幻，无数的潮起潮落，不同的期刊曾经在这里各领风骚。二三十年代较有影响的《良友》等刊物，如果不是在那时紧紧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拍摄和书写了大量反映抗日和民族危亡的作品，又如何能够吸引那么多的读者？
一本大众的刊物如果离开了时代，就必然走向死亡。
这是一个各种思想极其活跃的年代。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在对待婚姻恋爱方面，也有了与老一代人不同的标准。这些标准必然地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工作和行动中来，作为一本大众读物，紧贴时代，反映这个时代不同人们的心理，给这些正在行走和寻觅的灵魂以引导，让他们觉得可信，可亲，就必然会赢得人心。
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下，面对着许多通俗刊物热衷于表现“枕头加拳头”时，《故事会》却发表了大量反映时代青年如何正确对待爱情的故事。上面所提到的那则小故事，那是何等的生动和有趣，何等的智慧和幽默。短短的几行文字在给人们带来开怀大笑的同时，心灵深处的那种震撼也是久久难忘。
《故事会》发表了许多这样的爱情故事，这些故事大都带有“苦恼人的笑”，使人们在笑声中慢慢地醒悟，然后去领悟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江西的故事作者肖士太写了一篇故事，编辑部认为不错，就让其来上海改稿。
住在上海科技出版社招待所里，肖士太左改右改改不出来。有一天在吃饭的时候，他无意间讲了一个《大麻子二麻子的故事》，何承伟听后很感兴趣，第二天一上班就叫他停止原来那篇稿子的修改，把昨天讲的故事写出来。肖士太很快就写出了初稿，又经编辑部一起讨论，做了几次较大的修改，最后以《如此恋爱》的标题发表在1981年第五期《故事会》上，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后来又被选入了大学教材。
故事写的是一个青年人，找对象只讲漂亮。有一天，见公共汽车上的一位售票员很漂亮，就写了一张纸的求爱信，乘下车之时压在售票员的桌子上。谁知售票员却将这纸条扔到车外，被一位过路的小伙子接着，那小伙子以为是售票员向他表示爱情，就照上面的地址不断地去信，从此两个人经常信件来往不断，越“谈”越热。最后，两个人决定见面时，才发现双方都是年轻的小伙子。
在“十年内乱”期间，反映恋爱的文学作品是很少的，但人们在口头创作中却不顾这些，一大批反映青年恋爱生活的故事，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用以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恋爱观。《故事会》抓住这一点，发表了《如此恋爱》《一打手帕》《米兰的教训》等一大批恋爱故事，这些故事大都采用戏剧性的、幽默风趣的手法，通过对有错误恋爱观的青年进行讽刺批评，引出经验教训，以帮助人们分清是非，正确地处理和对待婚姻恋爱。
除了这些反映时代的爱情故事之外，《故事会》还紧贴时代脉搏，发表了大量反映时代风尚的故事。
什么是时代的脉搏？那就是随着十年“文化革命”的结束，人们的思想开始冲破牢笼，各行各业在改革开放形势下，正大力发展生产力，新思想、新气象、新面貌在与各种旧思想、旧的传统观念的斗争中不断涌现，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新局面。
这是时代的主流，这是发展的方向。
在这个发展中，一些过去在“苏联模式”的保护下，吃惯了“皇粮”的编辑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多年来靠着国家出资办刊的“保姆式”办刊方式，在国家经济的发展中开始受到了社会的质疑，国家对期刊不再像过去一样地“养着”了，各类刊物都必须在市场中去“抢”饭碗。历史已经将中国的期刊推到了对各自命运选择的最关键的时刻。
各种思想的冲撞，各种流派的登场，各种生存利益之间的相互摩擦，中国期刊之间进行了一场铺天盖地的争夺战。
通俗文学以及各种通俗期刊，正是在这个时机披挂上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形成了一股力量强大的舰队，涌上了中国期刊长河的主航道。
何承伟在组织《故事会》编辑们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时，大家认为通俗并没有什么不好，关键是你“通”向何处，“俗”向何方。如果“通”得是鲜血淋淋，刀光剑影，叫人心惊胆战，又有什么意思呢？至于“俗”得来一本刊物只能靠“拳头”和“枕头”才能招揽读者的话，这本刊物究竟又能支撑多久呢？
《故事会》编辑部是冷静的，他们在这场中国期刊新一轮的淘汰赛中，坚持着过去一贯的风格，静悄悄地做着自己的事情。
坚冰早已打破，航道已经开辟，刊物的总体构想早已形成。
“风雨不动安如山”，《故事会》以不变应万变，不赶潮流，不随波逐浪，一句话，坚持走自己的路。
编辑们都坚信，一本好的刊物，是经得住时代洗礼的。
要能经受得住时代洗礼，关键仍然是《故事会》的“心脏”，要紧贴着时代脉搏跳动。
“文化革命”结束后，许多昔日被迫害的老干部平了反，官复原职，可是“左”的思想还残留在人们的头脑中，如何正确地对待过去的历史，对待一些新出现的事物，官复原职的老干部们是否能继续保持过去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成了人们在新形势下思考的一个问题。
《故事会》根据时代提出的这个新问题，从实际的生活出发，选发了一篇故事，名叫《一张巨额借条》。
故事说的是老干部王纪生，平反后给补发了二万多元的工资。可是，一位不速之客这时却来找到他。这位找他的人年近七十，从身上取出一张借条。王纪生一看竟是自己在抗日战争年代亲自签写的一张巨额借条。
原来是王纪生当年任团长时，在一次与日军的交战中，后路被敌人切断，军队没有了粮草。有人报信说，大地主时来家囤有大批粮食。这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征得上级首长同意后，便向大地主时来借粮，并由王纪生亲自打了这张借条。
一晃几十年，当年的大地主又敢说话了，这笔钱到底给不给呢？
王纪生找到新上任的年轻副市长。这位副市长一听就说：“他是个大地主，解放那会地主的财产都分给贫下中农了，你借的那一千担粮食，不过是早一点充公罢了。哼，给他们摘了地主分子的帽子，又翘尾巴了，这不是反攻倒算吗？”同时，这位副市长还对王纪生这位老革命教训说：“你的脑子太死了，观念也有点……”并声称，如果这位时来不听话，就再给他戴上“帽子”。
王纪生只好去找当年的老首长。老首长一听，连说应该还。可是不久老首长又生病去世了。
怎么办呢？王纪生又去找当年一同去借粮的部队参谋田红。可是，到省城一打听，田红因贪污公款和受贿，已被逮捕。
最后，王纪生将自己补发的二万元工资给了时来，终于替当年的抗日部队还清了这笔账。
王纪生接过那张早已发黄的借条，心情终于平静了下来，他划亮火柴，想将这张借条烧了。这时，被儿子的女朋友看到，忍不住叫了起来：“不能烧，它是珍贵的文物！”就这样，这张巨额借条保存了下来，被交到博物馆，成为一份对后人进行教育的珍贵纪念品。
这样的一篇小故事里，有着多少时代的思想在交融，在碰撞啊！
那时，各地正在移风易俗，提倡人死后实行火葬。这件事情一下子成了老百姓议论的中心话题，特别是在农村中，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对此都有各种不同的思想。故事作者深入到乡村，根据现实生活，写了一篇故事在“都市新传说”栏目发表了。结果得到的是读者轻松的笑声和对这件移风易俗事情的理解与支持。
随着人们思想的活跃，乡村中一些旧的东西又开始死灰复燃，封建迷信有所抬头。特别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这种封建迷信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痛苦。这时，《故事会》编发了一篇名叫《山村悲事》的稿子，说的是在大巴山的深处，一对年轻人相信封建迷信，双双殉情的故事，读后令每一颗善良的心都会为此震撼……
在这段时间里，《故事会》发表了许多这方面的故事。那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件，曲折多变的情节以及所包含的深刻内涵，顺应了时代，说出了民声，吸引了广大读者。使大家认识到封建迷信的可恨，特别是使许多年轻人走出迷信，走出愚昧，向往科学和文明。
时代因刊物而添彩，刊物因时代而增辉。
这，是不是办刊人必须进修的一门“哲学”呢！
《故事会》在办刊的总体构想中早已把握和抓住了这种辩证关系，编辑们都将其熟练地应用在自己整个的办刊过程，因此才能够在这轮残酷的中国期刊淘汰赛中，坐在那两间小小的办公室里，一边编发手中的稿子，一边静静地看着窗外期刊大战的“风景”。
第二章第一次挑战 （4）
4．只领先读者半步
何承伟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观念：《故事会》只领先读者半步。
为什么不能领先一步乃至于十步百步呢？
何承伟说，不行，不行，那样“跑”得太快了，读者会看不见的。
一本“跑”得连读者都看不见的刊物，读者有什么理由来喜欢你呢？
那么，能不能“跑”慢一点呢？
何承伟说，那也不行，那些落后于读者的陈旧东西，读者会厌倦的。
纵观中国期刊的生存竞赛中，那些被淘汰出局或者是被挤到边缘的期刊，除了历史的因素或条件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跑”得太快或“跑”得太慢了。
“跑”得慢的则不必多说，它的身上仿佛总留着一条无形的辫子，现代的读者不喜欢是很自然的。那些“跑”得快的呢，有的一古脑儿将一些外来品“拍卖”在上面，好像只有这样才能算“先锋”，才能算“领导时代新潮流”，一会儿这个主义，一会儿那个流派，也有一时真被这些“懵”住的读者，但是一旦醒悟，便会立刻抛它而去。
许多在“通俗文学时代”曾经红极一时的期刊，现在都到哪里去了呢？
历史和读者，都在同时筛选着他们喜欢的期刊！
何承伟这个“只领先读者半步”的“理论”，是《故事会》的一种“可持续发展战略”。
何承伟说，这是期刊与读者的最佳距离。这样的刊物，读者抬头就能看见，伸手就能摸着，这是一种多么好的感觉啊！
正是为了培养这种感觉，《故事会》与时俱进，不断地寻找这种最佳距离。
改革开放，给全国人民带来了一个了解外部世界的机会，这时的读者也都很想了解国外的一些作品，他们的阅读已不再完全只读“国产”的东西，他们渴望期刊能帮他们打开这一扇窗户。
《故事会》了解到读者的这种需求，先是不定期地发表了一些介绍国外的著名作家和作品的文章，听听读者的反响，结果反应不错。特别是一些学生读者，更是喜欢这些故事。于是，就逐渐地将这个栏目固定了下来，开始取名“外国故事”，后又从单纯读故事改为“外国故事鉴赏”，领先了读者半步，在此基础上接着又再领先半步，将范围由故事扩大到文学，改为“外国文学故事鉴赏”，半步半步地将读者引导到正确的阅读与鉴赏外国文学名著的轨道，一直延续到现在，成了《故事会》的一个品牌栏目。
可是，当时做这件事情的刊物远远不止《故事会》一家，有的搞了几次之后却很少有人问津，或者信心不足，于是就只好“停产”了。
为什么同是开辟栏目介绍外国作家与作品的刊物，《故事会》竟能吸引那么多的读者，而且越办越红火呢？
这里有一个我早已在前面公开了的秘密，那就是这些内容，必须与刊物的总体构想相一致，不能生搬硬套地转载，必须经过自身的消化，内容只能领先读者半步。
翻开《故事会》历年出版的内容，那些外国的优秀作品很少有直接地原封不动地放上去的。因为她不是一本专门刊登翻译作品的刊物，也不是一本纯粹介绍外国名人名著的杂志，更非一本“纯”文学期刊，她是一本大众读物，必须适合大众的口味。她耐心而细致地将这些“西餐”，经过加工之后，变成了适合中国人口味的东西，也就获得了生命力。
我在翻看这些内容时，清楚地看到，几乎大多数的外国作品都加上了“编译”二字。译者，原封不动地翻译也；编者，按照刊物与读者的需求进行再加工也。
中西方文化，就是这样在这本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故事会》上，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
从创办这个栏目以来，《故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