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男女之间的性生活符合天道；吸纳先秦道家对精、气、神的论述，强调其对人体及性生活的重要；通过以动物行为的比附，指导人们如何过好性生活；从医家对纵欲伤身的观察诊治，提出节欲养生的主张。这一概括，与班固所写的房中书提要相当一致：“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传曰：‘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生疾而损性命。”（《汉书·艺文志》）。这些情况都说明，在汉代以前，古代性学就已经完成了它的基本框架。
经两汉至隋唐，古代性学处于繁荣状态，著作很多，除国家书目中可见外，在其他文献中还可看出它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的情况，但保留下来的多集中在日本医家丹波康赖于九八四年编撰的中医书《医心方》内，舒文中所说的叶德辉编刊的《双梅影闇丛书》，也基本上是从该书中集佚而成。这一时期的繁荣若从学术上与汉以前对比，其观念与原则皆承袭前代，发展主要表现在对性生活观察得更仔细，对性行为的指导更丰富，以及对性疾患的治疗更成熟等方面。新出现的情况是，由于当时很多名医亦医亦道，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他们虽对古代性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却也将道教的一些认识和做法带了进来，如认为通过性交合中的采阴补阳、还精补脑等行为，可以使人长生不老，甚至得道成仙等。
宋代以后，中国古代性学因程、朱理学的扼抑而落入低潮。在医学领域中儒道分流，某些道教徒所施行的阴阳双修、练内丹等这里就不去管它，医家则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儒医为主流。受儒学的影响，在新的医学著作中已没有前代那样的性学专著，但医家面对社会客观需要，只得将相关内容在“求嗣”和“养生”的名目下去寻求发展。其发展主要表现在对古人所持的房事“阴阳天道观”的理论阐释深度，对养生和优生的强调，以及对影响房事的性功能障碍和不育、不孕的治疗等方面，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性学发展的新趋势。对于前代性学著作中敏感的性行为指导，大多医家是基本赞同的，只是因为“辞太近亵，故不收录”（明·万全《广嗣纪要》）。其间也有极少数医家不适当地将“节欲养生”的正确传统，扩大到禁欲的地步。
综合中国古代性学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将它作为一个学科整体来加以分析。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代表着相互对立又相互关联的事物属性，如天与地、刚与柔、奇数与偶数、男与女等。阴阳之间最基本的变化规律，用群经之首的《易经》中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天地不交，万物不兴。”所以古代性学将其作为最高的观念层次，认为男女之间应该交合，“不可以不交合”，因为这是阴阳变化的大道理。同理，在古代性学中没有同性恋、手淫等内容（社会的客观存在和是非曲直别论），因为其不构成阴阳关系。古人又从男女交合的不同结果上悟出，交合之中还有道理、有规律应该遵从，只有遵从和掌握了这些规律和道理，才能取得好的效果，真正达到阴阳交合的目的，否则会适得其反，从而在几千年前就明确提出了性教育的问题：“人产（诞生）而所不学者二，一曰息（呼吸），二曰食（饮食），非此二者，无非学与服（练习）。”（《天下至道谈》）古人将判定交合效果的好坏，集中在是否对身体有益和生育的优劣两点上，从而形成了第二层的原则层次。凡是有益于身体和导致优生的行为，被认为符合交接之道；凡是有损于身体和不能优生的行为，则被认为违反了交接之道。前者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房事养生学，后者则成为重视优生的传统。至此，古代性学无可挑剔。最下的行为层次内容很多，良莠纷呈，须有所鉴别，其中错误之处，有的是因为古人囿于当时的科技认识和手段不足，如现在知道胎儿性别决定于受孕之时，而古人却认为怀孕后的前三个月可以以孕妇接受事物的刚柔去影响胎儿的性别，所谓“内象成子”。有的是受某一时期的宗教影响，如道教认为通过交合中的一些特定行为，可以使人长生不老，得道成仙。对于这些东西，今天我们也只能在整理古代性学这份遗产中采取扬弃的态度，而不能在倒洗澡水时，连同盆中的小孩一块倒掉。
全面挖掘、整理、评价古代性学，是“文革”后改革开放的新事物。研究者大多能持实事求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观点，以促进当代性学的发展。为什么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是有其道理的。与西方现代性学相比，中国古代性学有其独特性，如丰富的房事养生内容，为西方性学所不及。再就是它的民族性。因文化有传统，受其影响的民族会因此形成一种思维和行为的惯性，古代性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当应用其至今仍被肯定的知识为民众解惑，以其易被接受的民族心理，效果当比舶来品来得快捷和良好。对于中国古代性学，国外进行过这方面研究的严谨学者也是相当肯定的，如英国的李约瑟、荷兰的高罗佩等。引一段他们的话来说明：“由于中国人认为性行为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且性交是每个男人和女人的神圣职责，……也许正是这种几乎不存在任何压抑的精神状态，使中国古代性生活从总体上讲是一种健康的性生活，它显然没有像其他许多伟大的古老文化那样有着许多病理和心理的变态。”（《中国古代房内考》）。
在简单地概述了古代性学后，对我们古代曾有过性学是不应怀疑的。下面让我们再回到舒文。
叶德辉是被农民运动镇压了的人，所以舒文对肯定古代有性学“出于叶德辉之口，倒也无足怪，不必深论”，其“深论”的原因是因为他“还听到现代中青年人谈过”。文中没有接着说明听谁谈过，但后文中所引的话，皆出自嫖客、妓女、偷情妇和男权主义者之口，这就不由得使人心里有些过不去。本文前面的综述，正是这些年来真正谈论古代性学的主流，其正式出版物可以车载。至于读的人如何说如何用，用在何时何处，不是谈的人所能控制得住的事。
我们知道，事物的有无不能用现今或某人的片面的是非标准去判断。舒文否认古代曾有过性学，是因为他看到的今人读了古书后，专不做好事。这使我想起，儒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学术，自“五四”举起“打倒孔家店”的旗帜，到如今社会主义都是虚岁五十了，尽管观点林立，却没有人听说过“儒学，我们古已有之么？”况且，舒文中所举的只不过是现今国情所不容的性交合的例子，以此来等同古代性学加以否认批判，是概念混淆。
舒文中最痛诟的是古代性学中对交合姿态、体位的指导，认为它教坏人。殊不知，这是古今中外性学的不可或缺的内容，因为从交媾力学得知，体位和动作的经常变化，可以克服男女间，尤其是夫妻间房事的单调感觉，增加乐趣与快感。古代性学在这一点上的认识和指导较之西方是很进步和超前的。行文至此，让我们先轻松地看一则故事：东汉大科学家张衡曾写过一首“同声歌”来描写他的新婚欢乐，其中有这样的诗句：“衣解巾粉卸，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稀见，天老教轩皇。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中国古代房内考》）。诗中的“素女”、“天老”都是古代托名的房中术传授者。诗句描绘的情景是：新婚之夜，夫妇在床上翻开带有图解的房中书，学习性知识，共同度过他们美妙的没齿难忘的洞房花烛夜。张衡所述，正是房中书所要达到的房事指导的目的。舒文指责洞玄子中列有三十种姿势，却不知书中同时还写了，应“相持成务，临事制宜，不可胶柱宫商，以取当时之用。”这与现代性学的房事指导毫无二致，何错之有？至于舒文所引的暗娼学会了几招去卖个好价钱，与这些书又有何涉？
“食、色，性也”。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不可能不对人类的两大欲望之一的房事有一番讲究，这种讲究逐渐发展就成了古代性学，是是是非，可以讨论，但它的确存在。从舒文看，作者并非研究性学者，也没有系统地阅读古代房中书，贸然行文，难免鲁莽。男女平等，任重道远，据说国外曾有人不知用何法计算过，尚需五百至一千年才能真正实现全球男女平等。笔者愿与舒先生共同为之努力。
岳飞《满江红·写怀》贬论
？ 刘大生
说长论短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这首词大概作于一一三二年至一一三三年间，至今已有八百六十多年历史了。八百多年来，它一直受到人们的赞颂，从没有人对它的价值发表过批评意见。
笔者以为，这首词在其综合价值上是有严重缺陷的。主要是政治上忽略了两个统一战线问题，精神上宣扬了反人道主义的野蛮观念。这些缺陷正是岳飞最终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
全词将山河破碎的罪责全部归结到胡虏的头上，好像如果没有外族的侵略，大宋江山就会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似的。其实，在金兵来犯之前，大宋江山早就千疮百孔亿万疤痕了。金兵攻开封得手，徽宗、钦宗的腐败无能更是最直接的原因。对前任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不进行必要的批评，而一味地抒发“靖康”臣子（而不是建炎臣子）的义愤，要“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就不能不引起现任统治者的疑心：你岳飞“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究竟是为我打江山，还是为前任打江山？你为“靖康”雪了耻，钦帝返回开封了，我赵构往哪儿搁？因此，现任皇帝赵构是不可能全力支持岳飞北伐的。赵构以私废公，那是赵构的罪恶。但是，忽略了对赵构的安抚，致使抗金“统一战线”出现裂痕，则是岳飞的严重失误。岳飞如果注意到这一点恐怕就不会说“靖康耻，犹未雪”，而要说“建炎耻，犹未雪”了。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两句词里所包含的正义的民族感情和爱国热情当然是要肯定的，但用反文明、反人道的野蛮观念来表达这种正义情感恰恰是适得其反。在原始社会，战争的结果就是吃人肉，喝人血。到了奴隶社会，随着人类文明的相对进步，基本上结束了食物学意义上的人吃人的制度。到了封建社会，人吃人已经是极其罕见的偶然事件了。到了十二世纪，在世界各文明国家中，人吃人的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禁止和道德的谴责。因此，《满江红·写怀》中的“餐人肉、饮人血”的文字表达，无异于向世界发表宣言：汉民族已经倒退为野蛮民族，大宋国已经倒退为野蛮国家。这对于民族和国家的形象是极端不利的。
有人可能要说：“文学作品毕竟不是政治宣言，岳飞的‘餐人肉、饮人血’之说不过是一种愤激的艺术之语，并不表明他真的会这么做。”是的，笔者也相信岳飞不会真的去干“餐敌人之肉、饮敌人之血”的事情。但是笔者相信，岳飞如果真的“直捣黄龙”的话，他的部下做出一些野蛮程度比“餐人肉、饮人血”低一些的事情来，如烧杀抢掠、欺男霸女等等勾当，恐怕他也无心约束或根本无法约束。这一推测在后来的曾国藩身上得到了印证：曾国藩无疑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直捣天京”以后，虽未干出“壮志饥餐长毛肉、笑谈渴饮长毛血”的勾当来，但他的部下在南京进行的大屠杀、大破坏，其野蛮程度离“餐人肉、饮人血”那样的极端野蛮又有多远呢？
更重要的是，政治家的文学艺术作品不同于普通人的文学艺术作品，是很容易被敌人利用的。敌人为了对抗岳飞的军事反攻，当然要搞好内部的团结，而岳飞的“餐饮”之说，正好帮了敌人的忙，促使他们紧密团结，奋勇抵抗。本来，敌人阵营中也有厌战甚至反战的人，他们正是大宋国的重要国际同盟军，是“国际统战对象”，他们对于大宋军队收复失地的军事行动可以发挥一定的支持和帮助作用。然而，金国的好战分子不会不充分利用岳飞的“餐饮”之说而大做文章，从而迫使厌战反战的金国人加入到战争的行列，使岳飞的“国际统一战线”出现裂痕。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等人如果也发表过类似于岳飞的“餐饮”之说，那么，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恐怕是不可能的，至少要被拖延。
有人可能要说：我们不能苛求古人。是的，笔者也同意“不能苛求古人”的观点。但是，不苛求不等于不去认识，不等于不需要澄清是非。在人类还没有完全摆脱野蛮本性的今天，对于具有反人道倾向的诗词只顾赞赏而不作任何批评，则是完全错误的。
错读儒林：借名的花样
？ 陈四益 文 ／黄永厚 画
专栏集萃
名，不像金钱，不像美女，那样感性，那样实在，那样可以触摸。它有时很虚，似乎有没有都无甚关系；有时，它又很实，有了它处处通行。它有时和权力相联，名位名位，有名即有位；有位即有权；有时又和金钱相联，名利名利，有名即有利，有利就有钱。
大概因为它对人生的重要，《老子》道篇，第一讲的是“道”，第二就讲的是“名”——“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见许抗生校帛书《老子》）——名为万物之母，足见重要。当然，这是讲“邃古之初”的事。但后来的历史证明，越到后世，这“名”，越发地诱人。不然，为什么成天讲“名缰利锁”，但人人都割舍不得，拼命要往套儿里钻呢？
但凡名人（要人也大多是名人，无名的要人虽有，但在一定的圈子里，他仍然是赫赫有名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