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里钻呢？
但凡名人（要人也大多是名人，无名的要人虽有，但在一定的圈子里，他仍然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一刻都离不得名。因为他之所以成为观瞻所系，全仗着那一缕名气的支撑。倘若一旦失去了名，他也就失去了作为公众人物存在的意义，不信让一个歌星、影星或政坛明星，三年不在传媒上露脸，看看结果会怎样。所以，今天的名人都在千方百计地利用大众传媒。有的用权，指令刊载；有的用钱，买断版面；有的蓄意制造事端；有的存心引发批判；有的抛售隐私；有的出卖姿色，为的只是把那“名儿”维持下去，不致被公众遗忘。只要公众还记得他，他就可以继续通过“名人效应”获得“名人”的种种好处。
说到“名”，有人常说自己“浪得虚名”。这究竟是一种谦逊还是别一种矜夸，姑且不论，但“名”决不“虚”，它是联系着实惠的。当然，这是对于那些善用其名的人而言。不然，何必说“追名逐利”？“名”后面跟着的就是“利”。就说《儒林外史》中湖州娄府的大名，就有无限好处。娄府是宰相门第，中堂虽已薨逝，长子还坐着现职的通政司大堂，全湖州哪里还找得出第二家来。见到娄府的名头，地方官员谁不买帐！
杨执中被盐商告下；说他“不守本分，嫖赌穿吃，侵用成本七百余两，有误国课”，固然未必便是实情，但他帐目上亏空了那笔银子却是不争的事实，要他赔补，也在法理之中。娄家的三公子、四公子，不懂用名的关窍，要替他赔补上这笔亏空，救他出来，但家人晋爵却完全懂得“名”的妙用。他叫书办打个禀帖给德清县的知县，说杨执中是娄府的人。娄家打了保状，知县便不能不掂量掂量份量。俗话说，“灭门的知县”，是说知县的厉害，开罪不起。但知县碰到了娄府，也就不得不自己设法赔补欠款，立即放人了。善用名头的晋爵，自然便因此白落了七百多两银子，此之谓利随名至。
“名”的作用，论实似虚，论虚却实，渗透于生活的各个层面。但这社会上真正有大名的，毕竟举目无多；能够直接利用自己“大名”的人，总是少数。不过这并不妨碍名的作用的广泛性，因为那名也如债券，可以转让、转借，没名的，只要摸熟了社会运作的门道，借来的名一样有效。
刘守备虽然也是个官儿，但纱帽太小，何况又是退了职的。但是不妨，小官只要会借名，一样可以八面威风。就说那写有娄府名头的几十对灯笼吧，用于蘧公孙结亲，摆了三四条街，不过图个排场好看，但那退职的刘守备借了娄府的灯笼，就有了特殊的使用价值，可以在河道里横行霸道了：
“狗攮的奴才！你睁开驴眼看看灯笼上的字！船是哪家的船！”
“你灯上挂着相府，我知道你是哪个宰相家！”
“瞎眼的死囚！湖州除了娄府，还有第二个宰相！”
你看那些家奴是何等蛮横！这还只是借了个灯笼。那船家若不是因为娄家的三公子、四公子都在他船上，只怕连那一个屁也是不敢放的。借名，就会有这样的效应。
读书至此，思绪飘忽，觉得娄家的三公子、四公子真个活到了今天，而且仍旧是中堂之子，晋爵与刘守备之流，则早已中饱私囊，独立门户，成了一家家外贸、内贸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在他们的熏染下，娄家的老三老四早已不再呆气十足，而且深谙“名”的妙用，懂得“名”的出让，就是权力的出租。因此便将那娄府的灯笼交由晋爵、刘家使用。晋爵、刘家有了这把大伞，偷税骗税，假造增值税发票，走私贩私，什么赚钱的事情不敢干！守备府过去那些兵丁，也穿着军服为公司看家护院了。万一碰到阻拦，一句“娄府的”，抵得多少口舌。谁敢得罪宰相家呀！而娄家弟兄则坐地分赃，全不要劳神操心。我很想知道，在严肃法纪、违法必纠的口号声中，见到了娄府的灯笼，德清县的知县是否依然如旧地诚惶诚恐？也很想知道海关与缉私队见了那对对灯笼——当然，“灯笼”在今天，已经换成堂而皇之的批文或并非堂而皇之的“条子”了——敢不敢阻挡，敢不敢缉拿？会不会望风下拜，一例地绿灯放行？但是，稍纵即返的思绪又回到了《儒林外史》的时代，回到了种种借名的花样与手段上来了。
楔子里写到的危素，同皇上都携着手走过十几步，当然已经名满天下。但他是个明白人，懂得越是有名，越要注意给自己添加筹码，这就需要从名士那里借名。因此，一见王冕的画，便向时知县叹道：“我学生出门久了，故乡有如此贤士，还坐不知，可为惭愧，此兄不但才高，胸中见识，大是不同，将来名位不在你我之下。”这一叹，大有名堂。如果王冕果然高发，他得个识才荐才于草芥之中的名声，又得王冕知遇之感，顺手网罗了一个帮手；如果王冕文章憎命，不曾高发，他也落得个爱才惜才的声名，总之是决不蚀本的买卖。这种借名，看起来毫无功利之心，实则暗藏着许多利害的打算，可谓是借名的化境，妙在不着痕迹。若时知县，就等而下之了。他起初并不懂得王冕的利用价值，以为“一个堂堂县令，屈尊去拜一个乡民，惹得衙役们笑话”。是危素启发了他的借名意识：“老师前日口气，甚是敬他；老师敬他十分，我就该敬他一百分。况且屈尊敬贤，将来志书上少不得称赞一篇。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有甚么做不得！”但他明白地把借名的意图与利害挂起钩来，伤于直露，比起危素，只能算借名的常境。若像那翟头役，是个只知上司不知礼贤的俗吏，借名之类的官场表演，同他说，便如对牛弹琴了。
懂得借名的，不独官场人物，各色人等中，乖巧的，都懂借名的重要。范进的娘死后，张静斋替他谋划：“铭旌是用周学台的衔”；“墓志，就要借汤公的官衔名字”，这是懂得借名的。蘧公孙刻了一部《高青邱集诗话》，把高氏的名字刻在前面，后面刻上“嘉兴蘧来旬*5夫氏补辑”，也是行的借名之法。连那清客、术士，为了骗人，也一样要借名。陈和甫，是在江湖上行道的，卜易、谈星、看相、算命、内科、外科、内丹、外丹，以及请仙判事，扶乩笔录，无所不晓，比起今天的这个大师、那个大师，学问可要大得多了。但他一开口，仍是“向在京师，蒙各部院大人及四衙门的老先生请个不歇，经晚生许过他升迁的，无不神验”——先把大官老爷的大名抬在了前面。为什么？借名，那么多的大佬儿都信，你还犹豫什么！在杭州行骗的“活神仙”洪憨仙，也要借马二先生的名，以便骗胡三公子。只可惜他寿短，把骗局闹黄了。明白这一点，就可以知道，那些据说身怀奇功的人，为什么总是进出于大官老爷家了。只有骗得他们相信，在社会上他才能够立足，才能够混出个人样来。这些年五花八门的大师辈出，想必是都找到了自己的靠山。
我起先对一些艺界之人何以总要和一些官场人物打得火热，而一些官场人物又何以要同一些艺界之人过往频繁，颇感不解。读《儒林外史》方才明白，这都是各有所“借”，各有所需。王冕实在是个呆鸟，如果他有意往危素那里靠一靠，不但很可能进入画院，拿份干薪，说不定危素率团出国时还会把他捎上，向外国人介绍他是中国伟大的画家，一下子就提高了知名度，回来再到画廊挂画时，价码又可提高一倍。而有了危素这棵大树，别说翟头役，就是再大些的官儿，也奈何不得他王冕了。比起后起之秀，危素也显得太过老实。要是他索性公开地混入王冕一类知名书画家中，写几个字叫家人拿到那些画家家中，说“我们危大人很想同您交个朋友”，于是换回几张画来，有个年把，也可积累一笔财富。如果再同他们组团到各地卖画卖字，每回怕不捞回个十万八万，比当官的那点干薪肥得多了。社会总是在不断地进步。今人借名之法，古人实在望尘莫及了。
在借名问题上，倒是处州马纯上马二先生来得可敬。蘧公孙（来旬）见马纯上评选的《历科程墨持运》（即今天历年高考优秀作文试卷评点一类书籍），便想在马纯上下加上自己的名字，也是借名之意。但马二先生回得决绝，认为这“站封面”的事不能苟且。照他的说法，“站封面亦非容易之事。就是小弟，全亏几十年考校的高，有些虚名，所以他们来请。”这是说“名”是靠自己本事挣来的，因而也是自己收入的来源。然后，他又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爱惜那“名”的原因：“假若把你先生写在第二名，那些世俗人就疑惑刻资出自先生，小弟岂不是个利徒了？若把先生写在第一名，小弟这数十年虚名，岂不都是假的了？”靠自己的努力赢得名声，也竭尽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名声，比起随随便便就把自己的名字借给别人，要正派得多，可敬得多。那种随便借出自己大名的人，不管是泰山还是北斗，总令我感到不值。如果他借名取酬，那就会被人以为是卖；如果他碍于情面，并不取酬，对“朋友”或许是慷慨，对广大读者却不免又是欺瞒。
难得马二先生，在那个时代，便有了保护自己署名权益的意识——虽然他屡考不中，学问未必好，那些选本的质量也很可怀疑——在这一点上，他的行止是超于时人，甚至不让今人的。
万千说法：理性的癌变——悖论
？ 张远山
专栏集萃
日本白隐禅师的公案“只手之声”当然是无法证明的；西方形上学家甚至断言，两只手的存在也是无法证明的。
英国哲学家摩尔站起来说：“我现在可以证明两只手的存在。怎样证明呢？举起我的两只手，用右手做一个手势说：‘这是一只手！’接着再用左手做一个手势说：‘这是我的另一只手！’这样我就根据事实本身，证明了外间事物的存在。”
摩尔赢得的掌声是会令中国人惊奇的，因为在中国人看来，摩尔说的全是废话。但更令我们惊异的是，形上学家认为摩尔的证明无效。因为摩尔的方法与禅宗一样，是“非理性”的，也就是“神秘主义”的。所谓“理性的”，就是“可证明的”。而证明必须是语言的、逻辑的、形式化的，无法证明的即使是事实，也不是真理。
1）大约十年前，当我的朋友王先生告诉我“一个纸环只有一条边和一个面”时，我曾试图用摩尔的方法证明他的错误。我从纸上裁下一个矩形纸条，把矩形的两条短边粘上，然后指着纸环说：“这个纸环有内外两个面，而且有两条边——也就是矩形纸条原来的两条长边。”我随手把一只甲虫放入纸环的内面，指出：甲虫如不翻过任何一条边，就不可能爬到纸环朝外的那一面；反之亦然。我又把甲虫放在纸的边脊上，指出：除非甲虫横越纸环的某一面，否则就不可能到达另一条边。——就这样，我就用“事实”证明了：“一个纸环有两条边和两个面。”
王先生宽厚地笑笑，伸手扯断纸环，把矩形纸条的一头扭转180°，再与另一头粘上，然后不动声色地也把甲虫放入纸环的内面。我吃惊地发现：甲虫无须翻过纸环的任何一条边，就从内面爬到了外面，又从外面爬到了内面。也就是说：纸环真的只有一个面！王先生又把甲虫放上纸环的边脊，甲虫同样无须越过纸环的任何一个面，就能不间断地爬完整个“两条边”回到出发点。也就是说：纸环真的只有一条边！——就这样，王先生一个字也没说，就轻而易举地摧毁了我的“常识”。我骇然道：“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怪圈。”王先生微笑道：“这叫莫比乌斯怪圈。”
王先生的微笑似乎是在暗示，他用的方法也是“事实证明法”。看来“事实胜于雄辩”的信条在此就像那头“黔之驴”，对“纸”老虎也无可奈何。用我的“事实”显然难以战胜他的“事实”，而曾几何时，“怪圈”像呼拉圈一样流行起来，淆乱了真理的天空。因此，必须回到语言，诉诸形式，才能重新高扬理性。
2）“怪圈”的哲学名称叫做“悖论”。“悖”的意思是违反和错误，在汉语中并不常用，仅在形容老年性糊涂时还用“悖晦”一词。正因其不常用，再加上悖论在形式上的迷惑性，因此许多人不是把“悖论”正确地理解为“错误的、似是而非的假命题”，反而误以为“悖论”是“深刻的、似非而是的真命题”，甚至把悖论与辩证法等同起来，刻意追求和炮制形形色色的悖论，使辩证法走向形而上学化，因此他们不恰当地称悖论为“佯谬”——看上去是“错”的，其实倒是“对”的。
反观西方，在哥德尔提出“不完全性定理”以前，哲学家们尚能根据“不矛盾律”（它常被简述为易引人误解的“矛盾律”）和“融贯性原则”本能地抵制悖论。哥德尔定理认为：任何封闭的形式体系至少有一个命题在体系内部不可证明，因此任何封闭的形式体系都是不完全的。”哥德尔使哲学家们认识到，要在体系内部变不完全为完全，使每个命题都得到证明，就必然导致悖论。于是一些神经衰弱患者悲喜交加地认定悖论是真理的极端形式：喜的是悖论似乎意味着某个领域的知识已经达到顶峰，悲的是达到顶峰的知识将不再发展。知识大厦的建筑师们似乎只好另外择地造楼了。
但这样就把哥德尔定理的积极意义彻底抹杀了，哥德尔的伟大在于从形式上证明了封闭体系的根本局限，证明了恩格斯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以后的一切哲学将不应该再走向封闭体系的天才直觉，证明了形式系统之开放的充分必要性。哥德尔实际上揭示了悖论产生的一个源头——有限。不知哥德尔有没有料到，如果把有限封闭体系变成无限开放系统，同样会导致悖论。因为“无限”正是产生悖论的另一个源头；并且，“有限”与“无限”的并存互扭，依然逃不出悖论的魔掌——而上述三个原因，恰好就是所有悖论的三种基本型号。
悖论的第一种基本型号是有限封闭型，也是标准型。由于它具有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