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崇神拜上、习惯一统的国度，总是喜欢有一个权威来减化行动的程序，省却思考的痛苦”等等，这里透出的见识，不同样给人以启迪和思索么！
梁衡不是思想家。但在我看来，他思索的成果，远在当今某些“思想家”之上。所以《人杰鬼雄》一出，引得洛阳纸贵，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愿梁衡继续这样写人杰，写鬼雄，写岳武穆，写文天祥，写孙中山，写胡耀邦……用他的一枝笔，带给我们说不尽的话题，留给我们说不尽的思索。
读李更——关于《李更如是说》
？ 李一安
书屋品茗
其实读李更已有好几年的光景了，从其文到其人。而并非始于今日《李更如是说》这本文化评论集。
四年前的七月，我初来珠海出版社工作，读到了他发表在《珠海》的中篇小说《俘虏》，当时就被作者娴熟老到的笔法、自然朴实而文学张力很大的语言功夫以及奴颜媚骨只能沦为永远的俘虏这样严肃的人生命题所深深震撼。后来陆续读到了他一系列署名“严山人”和“王赵”的随心所欲、信马由缰式的文化漫评。后来又听说他曾经两度见义勇为，在饱餐了一顿老拳之后，只落得个无名英雄的结果。再后来，听说他张罗着要出书了。
那是一年多以前吧，他把我们几位做编辑的朋友邀集到位于九洲大道旁的红辣椒餐馆，一边请我们吃湘菜一边请我们对他的文论集在出版的可行性和具体操作上提点意见，出些主意。我酒酣耳热之际对他的这本集子说了许多打气的话，于是，便有了《李更如是说》这本书。
这是一种独特的书，这是一种有个性的书。
该书初版印行一万册，在第九届全国（西安）书市上一抢而空；出版后不到一月又加印了五千册。这毕竟是一种评论集啊。应该说，李更成功了。
于我来说，这成功是预料中的事。
李更生性率直，爱发点牢骚，讲点怪话，对人对事的评判往往直抒胸臆，决不藏着掖着；文如其人，他的文化评论，也决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文化界诸如抄袭、盗版、拜金主义、矫揉造作等丑行和不良行为，他嫉恶如仇，拍案而起，讨伐声中夹枪带棒，毫不姑息，比如《写作坊里的无名氏》，比如《脸皮厚》等许多篇什；而对于他认为体现了真善美的事物，则大加褒奖，推崇备至，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林丹·走向蔚蓝色》。李更的文评，就这样痛快淋漓，处处凸现着个性的色彩，并因此形成了他自己特定的话语方式。
对于时下的文化界，李更的话语方式无疑具有鲜明的反叛性。而李更的幸运在于，他赶上了一个张扬个性、崇尚逆反的时代。人们在以平常的心态接受变性手术的事实和同性恋的存在时，几十年一贯制的强调共性、抹杀个性的思维大厦在逐渐崩塌，个人的习性个人的行为个人的价值个人的奋斗被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于是黄头发飘起来，于是男式女发和女式男发充斥街巷。表现在阅读口味上，人们对那些一本正经、四平八稳的文章越来越觉得倒胃口，对那些圆滑的通篇赞美而在结尾处对其不足只是象征性地点到为止的颇合当下游戏规则的文章尤其反感，而反其道行之，有棱有角，嬉笑怒骂皆文章，则正逢其时，深受欢迎。李更文评的话语方式对评论界陈腐的当代八股是一种强烈的反动，《李更如是说》一书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它因此赢得了一批读者，至少是青年读者。无怪乎王蒙到珠海后读到他的文章，便指名要见他。
李更文章的特点是大多数浅而博（注意，不是浅薄），信口开河似的，发牢骚似的，明白如话，浅显通俗；他扫描文化领域表层的常见现象，正是文化界的“百姓话题”，平易近人，毫无做作之感，毫不故作高深。李更不是理论家，他的记者职业使他要敏感地关注文化界的动向，关心文化界的生存状态，而这些话题，这些现象，又是社会上广为关注的，带有某种典型性，而他往往一语中的。例如关于稿酬，关于如何出名，关于图书的价格，关于音乐与美术等等。李更天资聪颖，博闻强记，博览全书，且过目（耳）而不忘，写文章时信手拈来，便是“作料”。我的印象中，李更君先工诗，而后工小说，同时又善画，工水墨（大约是童子功吧），在诗、文、画的追求中他找到了一种审美的通感，一种艺术的通感，并触类旁通，因此在评判论说事物中，笔下顿生旁征博引的灵气。《李更如是说》中涉及诗歌、小说、散文、音乐、美术、影视戏剧、新闻出版等诸多艺术门类和大批知名或不知名的人物，其知识面的广博也就决定了其议论面的广博。因此，他的文论文评亦可当成杂文、小品文来读，文中人物多，事例多，用“典”多，侃侃而谈，随手用资料，广收博取，不拘一格。
李更之博，源自读书。李更是珠海的文化人中惟一一位经常来出版社索书、找书的人。当然，这也与他主持《珠海特区报》的读书版有关。而且他是真读书，逢书必读，决不是附庸风雅或装点门面似的只藏不读。不管他是“新书过眼”，一目十行，还是通书浏览，重点翻阅，抑或掐其精华读之而后扔，他都确实是在读书，而且以此为乐，乐此不疲。从《李更如是说》中他深入武汉武胜路书市和长沙黄泥街书市买书以及到街头小书摊淘书的意外惊喜，便可窥见一斑。于此也可看出李更深得“开卷有益”之个中三昧。
李更的本职工作是记者，常年在文化圈内游走，自然注意捕捉信息，也拥有相当的信息源。他常常幽灵一样不声不响一闪就进了我的办公室，也不安坐下来作长谈状，却像一根竹竿似地（他高且瘦）杵在那里，三下五除二交流一下信息，讨论点什么问题，或者发布一道新闻，倏忽间又飘然而去。因此，《李更如是说》中的几乎每一篇文章都给人信息密度大的感觉，打开书本只觉得信息扑面。当然，这是一种广义的信息，含热点、动态、轶闻、逸事、街谈巷议乃至个人档案、个人隐私等，白道黑道，无所不包。这些信息也成了吸引读者的“阅读点”，成了《李更如是说》好读好卖的注解之一。
李更对朋友热情，为人耿直，有正义感，眼中容不得半点沙子；但他遇事沉不住气，有点急躁，喜欢主观臆测，放言高论时不知不觉便得罪了人或者伤害了人。《李更如是说》兼顾作家、作品、文学史、文化现象，抨击时弊，匡扶正气，立论虽不深奥，却颇有代表性，落入他视野的问题一般具有普遍意义，展示了对当代文化的一种整体关怀、责任意识和饱含的人文精神。但《李更如是说》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之时，往往随意性较大，口无遮拦，随意点名，随意评说，激愤之余，有时还不免操起“文革”的大批判法器，给人留下稚拙和心浮气躁的印象。
这就是李更。这就是《李更如是说》。这就是真实的李更其人其文。他的语言或许刻薄，观点或许偏执，你可以不喜欢他，甚至骂他，但你不能不读他。他在书中点名道姓二百多位文人，评头品足四百余部作品。他笔走龙蛇，纵横捭阖，引起了重视也招致了物议，好在褒他贬他，知他罪他，均可多元并存。
这也就是李更的独特性。正如他在《不求成功，但求独特》一文的结语中所说：
“不求做个成功的人，但要做个独特的人。……我就喜欢这种独特。”
李更还年轻，李更如果戮力深造自己，再一边这样不断地“独特”下去，那李更就能成个人物。
令人赧颜不安的事
？ 范 用
说长论短
我虽然退休了，但是还常去三联书店走走，看看年轻的伙伴们。
去年有天去三联，在出版部看到一部待发排的书，钱穆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这本书十多年前就看过，是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的。
随意一翻，见书上有多处改动。钱先生已经去世十多年，莫非是生前留下的修订稿？看到其中凡是民国纪年一律改成了公元纪年，才明白这不是作者的修订，而是出于编辑之手。
我向来认为，重印前人著作，出版社无权作任何改动。为了某种原因作必要的删节是可以的，也要尽可能得到作者家属的同意，并且向读者说明。
为此，我写了一纸书面意见，提请三联考虑。可能有点多事了，但是作为在三联工作过的人员，有必要告诉他们这一点。
今年，见到三联出版的这本书，一看，纪年还是改了，其它是否有改动，有待核对。于此；我的心情有沉重之感。
接着，收到浙江嘉兴秀州书局寄来的《简讯》。秀州书局的这份打印的简讯已经编印了好几年，为读书界所称道。萧乾先生还为此写过一篇文章介绍秀州书局。
这两期《简讯》，有两则涉及三联版《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一则为：“刘云舟先生十二月八日来秀州书局买一套《藏要》时说：‘我昨天花了三个小时，将北京三联新出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的公元纪年，全部用改正液改回民国纪年。钱穆先生的文章，不用民国纪年，读起来缺少气氛。’”
另一则是：“姜先生十二月二十五日在秀州书局说：‘我想买钱穆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但这本书把民国纪年改成公元纪年，我有些卡闷。三联书店的编辑变成低劣（重点是我加的——范用）。’”
看了，我的脸发烧。三联编辑工作“低”而且“劣”！深受刺激！
为什么非得把民国纪年改为公元纪年，把“民元春”改为“一九一二年春”，把“民十七夏秋之交”改为“一九二八年夏秋之交”？民元是推翻封建王朝历史新纪元的开始。民十七虽说蒋介石已经背叛革命，但也还没有到“改朝换代”之时。
民国纪元要改，那么清纪元呢？这本书里的“前清嘉庆庚午年”、“前清光绪之三十二年”没有改。
不妨看看《毛泽东选集》，其中《湖南农民运动》一文：“我的家乡湘潭县艮田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两人，民国二年以来十四年间，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这里，“民国二年”就没有改为公元纪年。
三联书店编辑部的“出版说明”，说将民国纪元改为公元纪元纪年，是为的照顾读者阅读习惯。他们不曾料到竟然有读者不愿这种照顾，要用涂改液一一改回来。
买书的人说在这本书里“不用民国纪年，读起来缺少气氛”。想来这气氛，除了历史气氛，还有一种文章气氛，这在有朗读习惯的读者才会有的感觉。把“民元春，余因乡闾未靖，不忍又远离，亦无从筹学费……”改为“一九一二年春，余因乡闾未靖，不忍又远离；亦无从筹学费……”念起来是否有点不一样？前辈学者在文字方面讲究这些；例如“民十七夏秋之交”，就不写作“民国十七年夏秋之交”。
钱先生也有用公元纪年的，如在某一句之下用括号加注“清光绪乙未六月初九——西历一八九五年七月三十日”。这倒是方便了读者（这里编辑又莫名其妙抹掉“西历”两字）。
近日，一位朋友来告，这本书改动之处不仅纪元。举了一个例，《师友杂忆》之十六《新亚书院（续一）》首句：“余以新亚全校工人力促赴台北，朝获政府救济”，其中“政府”两字被删去。大家都知道，那个政府是钱先生的政府，他只能向他的政府求救济，他是靠它来办新亚书局的。这是他的表述，是事实，为什么要回避呢？此类改动可能不止一处。
出版社处理书稿，尤其是前人著作，要尊重作者，尊重他人的著作。与作者政治观点不一致，出版社可以申明或者加注，切不可强加于人，擅作改动。你改了，后人弄不清楚，会对作者产生误解，钱先生的政治态度是否有所改变？
有人说，这是因为有什么规定。即使有规定，也要看执行的情况，总结经验，把工作做得妥当一些。
我写此文，丝毫没有责备编辑同志之意。我们当出版社头头的，要告诉编辑同志，尤其是新手，处理书稿，要注意哪些问题，何者须改，何者不可改，改要征得作者同意；等等。编辑做完的书稿，领导要复核检查，不当之处，给它改正。
我作为三联书店的工作人员，于此深感不安。希望三联编辑同志，改稿务要考虑周到，虚心求教。慎之！慎之！
性学，我们古已有之
？ 王 立
说长论短
《书屋》九八年第四期载有舒芜先生的《性学，我们古已有之么？》一文。舒文从反对男权社会，倡导男女平等的良好愿望出发，经一番“思索”、“考较”之后，却一口否认了中国古代曾有过性学。我读后有不同的看法，故撰文以商榷。
历史上，古代中国的性学归属于医学范畴，这或许与性医学一直是性学的主体有关。首次记载这方面的专著，是西汉早期班固编撰的《汉书·艺文志》（汉代国家书目），书中的“方技略”（医书书目）分医书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其中房中类即性学专著，计有八部（家），书名是：《容成阴道》、《务成子阴道》、《汤盘庚阴道》、《尧舜阴道》、《天老杂子阴道》、《天一阴道》、《黄帝三王养阳方》、《三家内房有子方》。可惜的是，这些书都早已失传；所幸的是，一九七三年底，在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墓葬中出土的十四种医书中，有六种为性学专著或含有大量性学内容，从而使我们今天能直接接触两千多年前的性学文献。因原书佚名，整理者依据书中内容分别取名为：《十问》、《天下至道谈》、《合阴阳》、《养生方》、《杂疗方》和《胎产书》。研究这批文献的中外学者一致认为，这些书和《汉书·艺文志》中的房中类书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综合书中内容，可概括出如下要点：采用当时的天人相应和阴阳哲学思想，阐述男女之间的性生活符合天道；吸纳先秦道家对精、气、神的论述，强调其对人体及性生活的重要；通过以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