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将彭德怀押送长沙的途中，彭德怀对士兵们说：“这次犯法，是为了救穷人，不让他们受恶霸的欺压。区盛钦横行乡里，为富不仁，倚仗其兄的权势欺压百姓，霸田、霸地、霸水，巧立名目，擅自加税，杀害无辜，作恶多端，所以我杀了他。”
士兵们听了都深为敬佩，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该杀！”
到了黄花市，离长沙还有10多公里地，大家坐下来休息。有个负责押解彭德怀的士兵，对彭德怀的行为十分敬重，他偷偷地将捆绑彭德怀的绳子解松，并示意他寻找机会逃走。
休息后一行人继续上路，到了湘江渡口，彭德怀乘徐排长不注意，一头将他撞入河中，抖掉绳子，拼命地跑进路旁的丛林中。押送的士兵被这一突然的行动惊呆了，好半天才缓过神来，但是，大家谁也无意追赶，只是朝天放了几枪了事。
彭德怀一口气跑出了几十里，绕过了长沙，来到长沙南面易家湾的湘江岸边。时值皓月当空，寒风阵阵，彭德怀走得饥渴交加、疲惫异常，这时他看到江边有一个60多岁的老翁，正在收拾渔具。
彭德怀走了过去，对渔翁说：“老人家，夜这么深了，还没有睡啊？”
“白天打鱼把网拉破了，今晚不补好，明天打不了鱼，就没有饭吃。”老翁心情沉重地回答道。随即他又问彭德怀：“天这么晚了，你到哪里去呀？”
彭德怀回答道：“我要过江，可是身上没有一文钱。”
老翁听了，放下手中的活，招呼着彭德怀说：“上船吧，我送你过去，不要你的钱。”
彭德怀上了船，同老翁拉起家常来，得知老翁叫六十老倌，夫妻两人，有一小女，家境十分贫寒，无房无地，依靠打鱼为生。听了老翁的诉说，彭德怀感慨地说：“哪里的穷人都一样，日子不好过啊！”
老人连夜送彭德怀脱离了险境。第二天，赵恒惕派人在长沙郊外到处搜查，哪里还能搜到彭德怀的人影。
多年前自己在湘江脱险，如今红军和党中央能否安然在此脱险呢？作为掩护中央红军强渡湘江的将领之一，他感到肩上担子愈发沉重。
为了确保阻击任务的成功，彭德怀命李天民、钟赤兵率红五师进至敌人进逼湘江的必经之地——新圩，阻止由南面北上的桂军；命六师（29日到达）在河东岸石玉村一带建立阻击阵地，掩护五、八军团通过；同时又命张宗逊、黄克诚率领的四师，加入到一军团方面的作战，在界首以南的光华铺阻击由全州南下的湘军。
彭德怀相信自己的指战员，无数次战斗已经把他们铸造得钢铁般坚硬，但是，敌人在数量上占绝对的优势，五师要抵挡桂军两个师的进攻，四师同样也要以一个师的兵力阻挡湘军的一个师外加一个独立团的进攻。敌军除了人数上占优势外，装备上也远比红军好，且有空军助战。三军团是在地势开阔的平原一带进行防御作战，既无有利地形可依托，也来不及修筑工事，只有靠广大红军战士的血肉之躯和顽强的毅力来抵挡国民党军的进攻了。
三军团五师防御的新圩，是白崇禧桂军前来截击红军西行的必经之路。桂军将领白崇禧，擅长谋略，人称“小诸葛”。彭德怀知道一场硬仗即将开始了。
五师刚刚布置好阵地，桂军第七军的两个师就在白崇禧的指挥下发起了攻击。白崇禧首先以十分猛烈的炮火轰击红军的第一道工事，然后，以整营整连的兵力向红五师的阵地上发起冲击。桂军几度冲进阵地，与红军展开肉搏战。几经反复拼杀，五师挡住了桂军第一天的进攻。
“第一号善战的湖南人”站在湘江岸边，让彭德怀心潮澎湃（3）
第二天，白崇禧除了加强正面攻击的兵力和火力外，还派出一部分部队迂回侧击红五师的阵地。红五师伤亡很大，师参谋长和一个团长、两个团政委先后牺牲，处境十分危险。
在距前沿阵地不过几百米的军团指挥所里，彭德怀十分着急，他意识到中央红军已经进入十分危急的关头，如果再不采取行动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为了稳住阵地，掩护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的撤退，彭德怀决定亲自前往前沿阵地指挥战斗。行前，他向朱德总司令发出了一封表明情况十分紧急的电报，希望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加速渡过湘江。
在界首临时司令部里的朱德接到了彭德怀的电报，不禁为彭德怀捏了一把汗。他知道，如果不是情况十分危急，彭德怀是不会叫苦的。本来27日在红一、三军团占领渡口的时候，中央红军的大队人马离湘江渡口不过一天一夜的路程。但是，由于全军前后相距一百五六十公里，部队的辎重过多，几万人在山中羊肠小道上行进，非常缓慢，加上红八军团走错了方向，前面的部队又要等待他们，本来一天一夜的路程，却走了三四天，徒然加大了作战部队的压力。
朱德意识到问题的严重，遂下令全军：十万火急，迅速渡江。要知道，每一秒钟，都是用战士们的鲜血换来的。
彭德怀来到前沿阵地，稳定了形势，他命令部队集中火力，待敌人靠近前沿阵地时才出击。军团长亲临前线，给广大红军战士以巨大的鼓舞，处于劣势的三军团一直在新圩坚守了三天两夜，为后续部队的赶到赢得了时间。
12月1日，红军的各路纵队赶至湘江岸边。这时，国民党军的进攻也更为激烈了，北上的桂军和随后的“追剿”军主力，向红军各部发动了全面进攻，企图一举夺取渡口，封住红军渡过湘江的道路。一、三军团在湘江两岸死死地顶住湘军、桂军的进攻。
“‘红星’纵队正在向江边前进！”
“‘红星’纵队已接近江边！”
“‘红星’纵队先头部队已开始渡江！”
终于，彭德怀听到了“红星”纵队已经渡过了湘江的消息。他情不自禁地松了一口气，只要中央和红军总部能安全渡过湘江，我们战士的牺牲就值得。不一会，电报告知九军团已经过了江，担任后卫的五军团也来到了江边，中央军委命令三军团除了六师留下一个团，等待五军团三十四师移交阵地外，主力可以全部撤过湘江。
接到军委的命令，彭德怀率三军团五师从新圩撤了下来，在河东岸的六师也开始向江边收缩，由于敌军推进很快，六师十八团被敌军堵住，未能渡过湘江，与陈树湘率领的五军团三十四师一同被敌军包围在湘江东岸，大部壮烈牺牲。
在激烈的枪炮声中，彭德怀率三军团的主力离开了湘江岸边，与一军团会合，向西撤去。
打不垮的铁后卫打不垮的铁后卫
在红一、三军团渡过湘江的同时，担任中央红军后卫的红五军团也来到了湘江岸边。
打不垮的铁后卫冯玉祥的爱将，宁都起义的功臣（1）
红五军团是中央主力红军中另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由1931年12月14日宁都起义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改编而成。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原是冯玉祥的西北革命军第五路军，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李大钊曾应冯玉祥的邀请派遣一批共产党员进入该军进行革命工作。1926年冯玉祥任命共产党员刘伯坚为国民联军（即西北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部长。随后，中国共产党又先后派陈延年、宣侠父、刘志丹、邓希贤（即邓小平）等共产党员进入冯玉祥的部队进行工作。冯玉祥的部队深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有一定的革命基础。
1930年10月，冯玉祥反蒋失败，他的第五路军三万余人被蒋介石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1931年1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时，又将这支部队从中原地区调入江西反共前线，驱使他们前去与中国共产党作战。结果该部第二十七师八十一旅在永丰同红军一交手就被歼灭大部，这对他们震动很大。
在第三次“围剿”中，蒋介石将该军编为第二军团，由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指挥，进驻宁都一带。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失败后，其他各路军都撤出了苏区，而第二十六路军仍被蒋介石留于宁都一带驻守。第二十六路军对孤军驻守宁都十分不满，军心动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对该军进行了争取工作。
经过一番工作，该军17000余人，在参谋长赵博生、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的率领下，发动了宁都起义，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
第二十六路军起义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赵博生为参谋长，下辖第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军，董振堂、赵博生、黄中岳分别兼任各军军长。
1932年底季振同因要去苏联学习军事（后来季振同被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所杀害），董振堂继任了红五军团的军团长。自此以后，红五军团在董振堂的率领下为建立和扩大中央苏区英勇作战，奋勇杀敌，屡立战功，董振堂也成长为中国工农红军一位出色的战将。
身材魁梧、朴实、热情而憨厚的董振堂，字绍促，1895年出生在河北省新安县李家庄的一个农民家庭。董振堂生活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义和团运动蜂起的时代，他从小就目睹了帝国主义传教士在中国领土上胡作非为，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立志要读书救国。13岁那年，他进入了邻村的初级学堂。
1916年，19岁的董振堂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河北保定军官学校预科——清河预备学校。1921年，董振堂又考入了河北保定军官学校炮科学习军事。两年后，董振堂从保定学校毕业，他拒绝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邀请，与同学何基沣一道来到了冯玉祥的陆军第十一师当一名参谋。由于他从不摆架子，同士兵们一道吃大灶、出操、演习，同甘共苦，因而深得战士们的爱戴和拥护。
1924年10月，他参加了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这时董振堂已经被提升为炮营营长了。两年后，在与奉系军阀作战中，指挥陆炮营击毁了奉军的装甲列车，被提升为工兵团团长，旋即又被提升为国民联军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
在策应南方北伐军北上的军事行动中，董振堂率部进入湖北，直插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心脏地区，并在樊城一举歼灭吴佩孚的司令部和警卫营。战役结束后，董振堂因战功卓著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三十六师师长。随后，董振堂又率部北上迎击奉系军阀。
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董振堂参与了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反蒋战争。反蒋战争失败后，董振堂所部被改编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陆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隶属第二十六路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中国东北，蒋介石政府实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主义政策，不仅不抗日，反而继续发动内战，将董振堂等部调到江西“围剿”主张抗日的红军，这引起了爱国、正直的董振堂的不满。
在对苏区的“围剿”中，董振堂经常编造一些假情报应付蒋介石，不肯率部进入苏区。对此，蒋介石怀恨在心，将第二十六路军在南昌的留守处查抄，以惩戒二十六路军不肯“进剿”红军。在这种情况下，董振堂毅然与赵博生一道发动了宁都起义，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成为一名红军将领。
受过多年军事专业训练的董振堂，其指挥作战风格综合了林彪与彭德怀的所长，既认真、细致，又果断、勇敢。在作战样式上，以打防御战见长。
1932年6月底，陈济棠部的余汉谋率领粤军两个师又一个旅进犯赣南苏区，董振堂奉命率红五军团前去粉碎敌军的“围剿”。
董振堂率红五军团来到赣南后，向老百姓详细了解敌军的情况，询问敌军从哪里来，带来了什么武器等。经过一番认真周密的考虑和部署，他率五军团在南雄水口圩附近阻住了敌军的进犯。战斗一开始，董振堂亲率四五千名手持大刀的红军战士杀入敌阵。霎时，红绸飞舞，银光闪闪，漫山遍野响起一片喊杀声。红军战士士气大振，敌军闻声丧胆，纷纷溃退。董振堂率五军团乘胜追击，一阵砍杀，一举歼敌3000余人，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一仗打出了红五军团的声威，董振堂因此而荣获红旗勋章。
1933年，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在黄陂、东陂战役中，五军团与一、三军团密切配合，歼灭蒋介石的嫡系第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十一师等部，并击毙敌师长李明，生俘敌师长陈时骥。
打不垮的铁后卫冯玉祥的爱将，宁都起义的功臣（2）
董振堂与其他大部分红军将领不一样，他有自己特殊的出身背景，他是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的将领。在王明“左”倾思想盛行、“左”祸猛于虎的时代，作为一名从敌军阵营中起义过来的将领，行动稍有不慎，就会遭到“左”倾领导人的打击，甚至杀头。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后来成为新中国海军司令员的萧劲光，就是因为在防守黎川时，寡不敌众，为保存有生力量从黎川退了下来，结果李德下令将其关押起来，并判处五年徒刑。只是因为毛泽东等人的反对，萧劲光才免进监狱。萧劲光毕竟与董振堂还有所不同，没有复杂的背景。与董振堂一道领导宁都起义的另一个领导人季振同，就是因为得罪了“左”倾领导人，在长征前夕被杀害了。
由于这一原因，董振堂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虽然内心对李德这个洋顾问的指挥十分反感，但是，为了服从党的纪律，每次对中革军委交给的任务，他都是尽心尽责地去完成。五军团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阻击战打得十分出色，丝毫不逊于林彪、彭德怀指挥的一、三军团，相反还多了几分悲壮色彩。
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中革军委命董振堂率红五军团配合红三军团在黎川东北的洵口打击进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