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思想成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但事实上，成熟意味着超前、超常和超我，鲁迅的思想成熟使他处于“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的寂寞之中〔22〕，“爱憎不分离，不但不离，而且相争”的情感特点就因此而形成。（二）“对待青年，对待在思想战线上一起作战的人，鲁迅先生是亲切的，热情的，一直保持着平等待人的态度”。然而不必说事实，鲁迅的一些言语就反驳着这种说法。如在参加“左联”的成立大会以后，他向章廷谦描述说：“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绍兴方言，意谓没起色），于是不佞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语气何其轻蔑！如此言行一多，当然难免外人摇头，连他最亲近的周建人（1929年8月24日致周作人信〔23〕）、章廷谦（1929年9月4日致周作人信〔24〕）和曹聚仁（1936年8月17日致鲁迅信〔25〕）等等都私下为他惋惜不已！
二、对敌，鲁迅也并非只是“能憎”，还不得不依存。例如在北京的时候，他不得不做官，章士钊免了他的教育部佥事职务，同事许寿裳和齐寿山愤而辞职抗议，但他却向平政院控告章士钊违法，要争回那个官职。到上海后，明明已经对国民党深感失望，却依然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开始从南京政府大学院领取每月三百元“特约撰述员”薪水；一年以后这笔钱改为“教育部编辑费”，他照领；甚至后来和国民党公开对立了，他也还是照领，一直领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借用他的话说，这自然“不好”。你看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许广平写信告诉他收到了这个月的钱：“中央行那张纸，今天由三先生托王（周建人夫人王蕴如）去转了一个地方，回来的收据，放在平常的地方一起了。”〔26〕用词如此隐晦，处置如此小心，连转帐都要借弟媳的名义，后来印行《两地书》时更把这段话全部删去，就说明他知道这“不好”，但又似乎别无选择。至于在四面碰壁时说“到公洽（即国民党军政大员陈仪）那里当兵去！”〔27〕那当然是小而又小的事情了。
结论很清楚：鲁迅是一个充满着深刻矛盾的、多层次、多侧面的复杂的人物；面对这样一种历史存在，《琐忆》的主题是过分简单和过分肤浅了。令人欣慰的是，进入新时期以来，王富仁、钱理群、汪晖、吴俊和王晓明等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对鲁迅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作了相当彻底的探索；而汪晖则更是唐？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唐？为汪晖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所写的代序《一个应该大写的文学主体——鲁迅》则明确申明：“我完全支持他的研究和探索。”〔28〕我们不能忘记唐彛谛率逼谑迪值淖晕页剑�
背景：相当复杂，相当深刻
如果只是指出《琐忆》主题是对当时流行见解的反拨，就不再对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作进一步的说明，那我们就很难说是公正地对待唐彛壬５比唬蓿诖宋颐侵荒茏骷蚵缘乃得鳌�
很明显，《琐忆》问世的时代正是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占据支配地位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们普遍不无盲目地认为，我们对于一切已经有了结论，只需要按‘既定方针’办事，依照现在的楷模去行动就够了，‘探索’只是少数‘伟大人物’的事。正是这种多少僵化了的社会心理、思维方式塑造了多少有些僵化的鲁迅‘英雄’形象”，〔29〕进而“不可避免地被捧为被利用的偶像”。〔30〕“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31〕多么悲哀！
这悲哀表现在鲁迅研究中，就是“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和阶级政治态度的分析为纲，以对《呐喊》《彷徨》的客观政治意义的阐释为主体的粗具脉络的研究系统”，从而“不利于鲁迅思想和鲁迅小说深刻社会意义的分析及其独立价值评价，因为从这个角度衡量鲁迅思想和鲁迅小说的意义，其任何对中国政治革命规律的忽视都会降低它们的思想性的高度，而当毛泽东同志早已对这些规律做出了更明确、更完整、更精当的理论归纳之后，鲁迅思想和鲁迅小说便不存在任何意义了，剩下的只能是‘艺术’、‘技巧’和‘手法’，思想的探索就此止步，思想家的鲁迅便终止了他的独立作用”〔32〕。
这悲哀表现在遗著流传上，就是出现了“删改原文”这样的粗暴事件。例如，“在苏共的党内斗争中，不但要托洛茨基从现实世界中消失，而且也要他从历史记载中消失。冯雪峰反托是很坚定的，他不愿意《鲁迅全集》里出现托洛茨基的名字，就删了”〔33〕。
这悲哀表现在史实整理上，就是许多重要人物对鲁迅的回忆出现了变形变质。例如，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竟然能使朱正写成一本专著《鲁迅回忆录正误》；沈鹏年的回忆文章（所谓毛泽东曾去八道湾谒见鲁迅即出此公回忆），冯雪峰严厉指出：“大部分是‘捕风捉影和另有用意而捏造’的，亏他虚构得真有其事一样”〔34〕；而冯雪峰本人的《回忆录》，“它在当时曾产生较大的影响，其实决不能成为回忆录的楷模。在这本书里，我们看不到多少具体生动的材料，那足以说服读者赞同作者的观点或者读者可以据以得出自己的观点的材料，看不到多少既有普遍意义又表现着鲁迅的独特的东西，看不到既是典型又是一个‘这个’的鲁迅。作者把一般叙述和自己的判断混在一起，给予读者一个又一个的结论。无论作为回忆录，或者作为一种研究，它的缺陷都是明显的。”〔35〕——最后一句话，如前所述，移用在唐彛砩弦埠芴校�
因此，我们不应该惊奇，在那个时代唐彛嵝闯觥端鲆洹氛庋黄恼隆Ｎ颐怯Ω镁娴牡故牵≈ぷ盘茝｜想“推开自己所处的时代”的精神是那么坚韧——正因为有了这种可贵的精神，唐彛浯τ谀茄桓鍪贝次颐翘峁┝恕堵逞冈游牡囊帐跆卣鳌罚�1956年）、《论阿Q的典型性格》（1958年）和《论鲁迅的美学思想》（1961年）等“实在具有各个不同历史阶段鲁迅研究的里程碑性质、有相当广泛深刻的影响”〔36〕的长篇论文；进入新时期以后，则超越自我，奖掖后进，为我国的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发生历史性的变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注释：
〔1〕鲁迅：《三闲集·怎么写》。
〔2〕鲁迅：《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念》。
〔3〕《鲁迅研究资料》（1），文物出版社1976年10月出版。
〔4〕〔5〕〔7〕〔8〕〔10〕〔11〕〔13〕〔28〕唐彛骸堵逞嘎奂罚�539、510－515、590、472、503、511、535－536、537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2月出版。
〔6〕唐彛骸段鞣接跋煊朊褡宸绺瘛罚�307、4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又，《鲁迅论集》，第471页。
〔9〕周海婴：《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第474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
〔12〕〔美〕高沃龙：《对手与盟友》，中译本第2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2月出版。
〔14〕何新：《理性与文学中的一道魔圈》，《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第2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2月出版。
〔15〕舒展选编：《钱钟书论学文选》，第6册第1－2页，花城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
〔16〕〔17〕引自刘再复：《性格组合论》，第5、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
〔18〕鲁迅：《译文序跋集·〈幸福〉译者附记》。
〔19〕鲁迅：1935年4月23日致萧军萧红信。
〔20〕鲁迅：1934年12月18日致杨霁云信。
〔21〕鲁迅：《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
〔22〕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23〕〔24〕转引自舒芜：《周作人的是非功过》，第359、3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
〔25〕转引自陈漱瑜主编：《一个都不宽恕》，中国文联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
〔26〕王得后：《〈两地书〉研究》，第21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出版。
〔27〕许钦文：《祝福书》，《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29〕〔30〕钱理群：《心灵的探寻》，第13、18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
〔31〕鲁迅：《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
〔32〕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第1、4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
〔33〕朱正：《谈〈鲁迅全集〉》，《鲁迅研究》杂志1995年第10期。
〔34〕转引自朱正：《鲁迅回忆录正误》，第8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
〔35〕文克坚：《关于冯雪峰鲁迅论的形成和特点》，《鲁迅研究》第11辑，3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
〔36〕蓝棣之：《唐彛罚吨泄执骷移来返�4卷第303页。
回归“五四” 学习民主
——给舒芜谈鲁迅、胡适和启蒙的信
？ 李慎之
舒芜同志：
承赠《回归“五四”》。其中《论主观》等文章都还是五十多年前看过的，现在不过是略略一翻，重温旧梦而已，倒是把你十万字的《后序》细细看了一遍。你我年龄相若，你才大我一岁，我们虽然经历并不一样，但是都是从那个年月、那个环境中走过来的，因此很足以使我借以对自己的一生作一番回忆与反思。
去年春初，为纪念“五四”，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回归“五四”
重新启蒙》。现在你的书的题目就叫《回归“五四”》，可见我们的思想很相似。但是我们自以为尊“五四”，却都已经是“五四”以后出生的人，到懂事的时候，起码已距“五四”（1919年）十年以上了。我们了解“五四”，接近“五四”，其实都是通过文学，尤其是通过鲁迅而认识“五四”的。从《后序》中，我发现你我启蒙的时间也差不多，都是在初中时从读《狂人日记》《阿Q正传》开始的。你提到的《大众哲学》，我是在一九三五年暑假由初一升初二的时候由初一的级任老师（一个地下党员）给我读了的。读过这些书，我也就自以为是启蒙了。你特别尊重鲁迅，我也是特别爱敬鲁迅。这一点，自己从来没有变化过，不过看了你在一九九八年写《回归“五四”·后序》强调“尊‘五四’，尤尊鲁迅”，六十年不变初衷这一点却不知道触动了我的哪一根神经，竟引起了我的一番思考，而思考的结果竟与你六十年不变的结论有所不同。
当然，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中，尤其是因为去年是“五四”八十周年，我也读了一些“五四”的文献资料，结果发现鲁迅还不能代表“五四”的全部（比如陈独秀就说“五四”运动只能由蔡元培、胡适和他自己三人负责），能够比较全面地表达和代表“五四”精神的，毋宁还是胡适。
“五四”精神就是由陈独秀首先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就是民主和科学。现在，有人认为“五四”精神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个性解放”。个性解放当然是民主，甚至也是科学的始基，但是“个性解放”能代表“五四”的全部吗？
你说：路翎的一句“需要个性解放”是促使你写《论主观》的动力。那是一九四三年冬天的事。不到半年，你的文章完成了。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不久以后，毛泽东一九四五年四月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说：“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所以，从字面上说，路翎的见解和你的文章和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并无什么不同。而且，你还感到，自从《论联合政府》发表以后，“一个大的意志贯串了中国，这才真正是主观作用的大发扬；相形之下，《论主观》所主张所呼唤的似乎是比较小一些空一些弱一些的东西，究竟有没有很大的意义？”不能不说，你真是足够敏感，敏感到了十年以后与党的关系的症结所在。不过你与胡风等人把《论主观》这样的文章看成是在白区“帮助党整风”，可是百分之百地会错意了。整风运动正是为这个“大的意志”确立无可挑战的统治地位而发动的，且不说它在革命运动中本来有所继承（如反AB团），实际上也是建国以后历次运动，从反胡风、反右派到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承先启后的样板。
这个，你在白区是不会知道的。但是，我在抗战胜利后就到了延安，常常听到与你辩论过的胡乔木同志（他是我的上级，当时还没有恢复以“胡”为姓）的教诲：“共产党员不要好争论。你的意见那样多，毛主席怎么能从心所欲地进行指挥？”
所以说到底，这个“大的意志”的不断发展，最后，与你上高中时所极为反感的“军训要义”本质上并无多大不同。那个军训教官说话是不太文明，其实你真要反他一下，他也不见得真的敢枪毙了你。
因此，如果说“个性解放”是五四精神的话，那么这个“个性解放”应当是争取中国人人都能做到的“个性解放”。那样，才有可能避免伟大领袖从心所欲的“个性解放”压杀我们这些凡人的“个性解放”的惨剧。在这方面，先进国家经过几百年的经验教训是总结出了一整套的行为规范的。只有树立并且遵行这些规范，人们才有可能走近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些规范就是五四所确立的“民主”。在我看来，不管鲁迅对自由的渴望何等强烈，争自由的战斗何等勇猛，但是对这套规范的认识和理解是很不够的。
在中国这样专制主义传统牢不可破的国家里要认识、理解这样的规范并不容易，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