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和理解是很不够的。
在中国这样专制主义传统牢不可破的国家里要认识、理解这样的规范并不容易，更不用说加以倡导了。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中国第一个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的陈独秀就居然是走过一段“亲手扼杀五四的民主启蒙”的道路以后经过多年的反思才觉悟到（可惜那时鲁迅已经死了）：
民主主义是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于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
在同年九月《给西流的信》中，陈独秀还列举了他认为的民主政治的几个必要条件：“（一）议会由选举产生；（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三）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此外，他还说“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只能是领袖独裁”。
当然，陈独秀并不是政治学或法学专家，也不是宪法学的专家，他的话也许说得还不够完备。比如说：民主不但是少数服从多数，而且多数必须尊重少数；行政、立法、司法的权力必须分立，相互制约；统治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没有任何个人或集团可以居于法律之上；原告不能作审判官……等等。尤其是二次大战结束五十五年以来，关于作为民主的基石的“人权”的理论和实践又有了不小的发展；联合国还以国际道义的权威通过了许多有约束力的文件。
但是，刊布陈独秀这些最后言论的胡适，已经说它们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稀有的重要文献”，他说：“在‘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的生死关头。”
一九五七年，我作为右派被揪出来批判（当时叫“辩论”，所以以后对“犯错误”的人有“轻则批判，重则辩论”的说法，这也是不可忘记的一条掌故）。领导上为了“练兵”，特意给参与批判的革命群众每人发了一本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写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当然也发给了我一本，好让我“照照镜子”。说实在的，我本来对无论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都说不上有什么深刻的认识，只因为毛主席一九五六年说过“我们实际上实行的是训政”，第二年又号召“鸣放”，因而由衷地拥护（不但拥护鸣放，而且拥护前八年的专政，因为我相信“不经秋肃临天下，那得春温上笔端”，以为毛主席在实行“必要的专政”，亦即训政之后，马上要“还政于民”，要实行民主了）。不料排山倒海的连续揭发批判表明，我原来向往的都是叛徒考茨基所宣扬的资产阶级的“纯粹民主”，或曰“形式民主”，而我们实行的已经都是无产阶级的“实质民主”了。而“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列宁的原话，黑体也是列宁的）。我理屈词穷，尤其是加上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恐惧，只有“磕头如捣蒜”，服罪认输，乖乖地被逐出人民内部，再不敢“乱说乱动”而规规矩矩地接受改造了。我是又过了十几年，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慢慢体会到原来实质民主必须有形式民主作保证，两者只要是真干而不是假干，就不应该、也不可能有任何差别。
前两年读了陈独秀在一九四二年逝世前的言论，我更是恍然大悟，根本没有什么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不同，也没有什么旧民主与新民主的不同，民主就是民主。人类经过二十世纪这一百年的历史经验，经验了从法西斯到法东斯各式各样社会改造的理论，现在也已经可以明白什么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其实都只是在极其狭窄而短暂的“时空条”中存在，只有极相对的意义，归根结底，人就是人。而鲁迅在写《呐喊》《彷徨》的时代本来就是这样认识的，只是到后来才有所改变。
所以，如果你提出的“回归‘五四’”是指重新进行“民主启蒙”的意思，那么至少是应当本着“五四”的精神，按照陈独秀晚年的觉悟，把在世界上已有共识的、已经制度化的“民主”的观念用来在中国进行启蒙。其实即使在八十年前，这套观念在世界上已经不能算新的了，照陈独秀的说法，它已经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了的”。
对我们来说，遗憾的是，懂得这一套，而且宣传这一套的，竟没有什么左派，这个工作在中国大多是非左派们做的，虽然做的力度极小，因之劳而无功。至于我们这些左派，则正如你一九四六年在《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中所说的，其实只懂得“战斗”，而战斗的目标则是实现已经在苏联实现了的共产主义。
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在中国文学史上真可说是独步千古。他的文学感染力之强是无可比拟的。还记得我初读《记念刘和珍君》《写于深夜里》……这样的文章的时候，中人若电击，看了一遍之后，马上要看第二遍，第三遍，不多几遍之后（仗着年青时记忆力好），仿佛就能背诵了。至于像《野草》这样的散文诗，在我看来简直不是人间笔墨。一九四五年下半年，我在四川一个中学当教员。十月十九日晚上，主持了一个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寒风习习，夜静如死，烛光摇曳，几个学生朗诵鲁迅作品的片断，一方面是啜泣之声微若可闻，一方面是肝肠断裂怒火中烧。鲁迅的著作永远是对我心灵的启示与激励。甚至在被划为右派以后，我居然还荒唐到自以为是“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年青的一代去宽阔光明的地方”。
在这样的心情支配下，我六十年来一直爱戴崇敬鲁迅。对胡适的感情是完全无法与之相比的。
在我心目中，胡适当然“也是个人物”，但是他软弱，易妥协，同鲁迅比起来，“不像一个战士”，而且显得“浅薄”……这些“胡不如鲁”的印象本来也一直存在在心里。直到看见《新文学史料》上你的《回归“五四”》说，你做中学生时就定下的“支点”——“尊‘五四’，尤尊鲁迅”，六十年后依然不变。这一点却刺激了我，经过一番思索，我的思想居然倒转了过来，认为就对启蒙精神的理解而言，鲁迅未必如胡适。
什么是启蒙？启蒙就是以理性的光芒照亮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黑暗。综合先进国家的经验，启蒙应当有破与立两方面的意义。我现在的体会，大而言之，鲁迅主要的是“破”传统的战士。他自称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的人”，主张“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这可诅咒的时代”！胡适则除了在“五四”运动初期也狠狠地“破”了一下以后，精力就主要转到“立”的上面去了。因此，鲁迅倾心革命，胡适钟情改良。对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而言，两者的吸引力（也就是我们眼中的“深刻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正因为如此，才有徐懋庸的名言：“人谁不爱鲁迅？”
当然，正如鲁迅自己所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在对传统和现实几乎完全绝望之后，也有“立”的一面，那就是他因为创造社的攻击而学得的新思潮，又因为冯雪峰与瞿秋白的介绍而向往的新世界。
鲁迅和胡适的身世背景，其实可以说是差不多的，他们在近代史上初露头角的时候更是如此。他们最大的不同也许在于：鲁迅是明治维新后建立了极不成熟的“民主制度”的日本留学生，他在那里接受的现代化思想天然是有残缺的，后来又接受了半西方半东方的俄国的社会革命思想。而胡适则是在被马克思称做“天生的现代国家”的美国的留学生，又一贯关心政治和法律，因此他天然地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
对我这样的人来说，认清这一点竟要花半个世纪的时间！
你的《后序》中，我最不能理解的，是你说“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乃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最高峰，不仅非当时的权威梁启超、严复所可及，也超越了后来五四时期的主将陈独秀、胡适”的话。我也是推崇这两篇文章的，但是按照我现在对“启蒙”的标准看，却远不到你所说的程度。因了你的推崇，又拿来再看了一遍。然而除了比过去更加觉得其文字的晦涩冗杂、佶屈聱牙而外（可能是他还没有摆脱章太炎的影响，还没有接受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而改写白话文的缘故），无非就是要求个性解放而已，比起陈独秀晚年的觉悟，比起胡适一贯提倡的民主、法治、自由主义，在我看来还要差一些。
请看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的话：“现在有人对你所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何等简练干脆！何等明白晓畅！
其实，中国是一个“后发外生”的“被现代化”国家，从一八四○年被打开国门，只能算是惊梦，到甲午（1894）海战失败，朝野失色。一八九五年严复给中国的病症下了断案：西方与中国的所以有富强与贫弱的差别就在“自由不自由异耳”，才有了启蒙的要求。又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中国才算是有了一场真正的启蒙运动。中国的民族要求并不是要建立“无比美妙”的乌托邦，也不是要建立洪秀全式的“小天堂”，而只是要赶上先进国家，实现现代化。胡适提出的目标，我们在二十世纪没有能达到，如果能在二十一世纪达到，就可以谢天谢地了。
在三十年代中期我自以为“启蒙”了。大概十年以后，我才知道，我所接受的启蒙，是共产党人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所发起的“新启蒙”，是比“五四”的“资产阶级启蒙”高得多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全人类智慧的最高结晶”。
我自己曾经长期以此而自鸣得意，好像从少年时代起俨然就是一个革命家的样子。其实我哪里分得清什么旧启蒙与新启蒙，只是朦朦胧胧地觉得要反封建，反传统，要自由，要民主，尤其要共产主义而已，只是到被划为右派以后才渐渐悟到这两种启蒙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对立的。以后又过了很多年，年纪已近七十了，才进而又悟到归根结底只有一种启蒙，也就是“五四”的启蒙，西方几百年前就开始的古典的启蒙。这两年，社会上又有所谓“超越‘五四’”之说，反正我是认定了，在“五四”定下的建立像样的“民主”和在多数民众中确立“科学”精神的目标实现以前，凡说“超越”的都无非是蒙汗药。
抗战前后的所谓“新启蒙”，照它的原意就是对“旧启蒙”的超越，实际上则是对“五四”的“民主”与“科学”启蒙精神的偏离。起初也许只是差以毫厘，逐渐就谬以千里了。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被这个“新启蒙”引导着走了大半辈子所谓“超越‘五四’”的道路，实际上则是偏离“五四”的道路，早已走到南墙，碰得头破血流了。我们有义务告诉后人：停步，退回去，回到“五四”，重新起步。
鲁迅的悲剧，其实也就是超越五四的悲剧。被他认为“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瞿秋白在一九三二年写道：“在共产主义革命以后，已经没有什么‘五四未竟之业’了。”又说：“我们即将迈出的一步与五四无关”。这难道还不能理解为“超越‘五四’”吗？
二十世纪下半期，鲁迅和胡适在中国大陆的命运，真是一在天之上，一在地之下。胡适在一九五四年就成为全国全民大批判的对象，可以说成了毛主席所说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而鲁迅则不但被封为圣人，而且到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惟一能与马恩列斯毛并列而绝对碰不得的人物。
这种命运当然不能由他们自己负责，但是也不能说与本人一点关系都没有。胡适一贯主张自由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当然不能见容于新中国。鲁迅则不但从未公开以“理论的形式”提出其个人主义的主张，而且越到晚年越倾向于你所说的伊里奇和约瑟夫，相信苏联的宣传甚至出面驳斥那里发生了大饥荒的报道。他在和从郭沫若、周扬到杨邨人这样一些人战斗的时候，自认为是同导师们的思想是一致的，就同胡风自认为同毛泽东思想一致一样。
鲁迅的被利用是对他的极大侮辱。现在有研究者说：“可以证实的是鲁迅后来似乎接受了组织的领导”。既然说“似乎”，我看就还不能“证实”。不过我确实怀疑他受到了冯雪峰和瞿秋白的“误导”。说误导，是因为鲁迅晚年的思想倾向，分析到最后，同他的基本品格，即张扬个人的品格，不可能是一致的，而他的基本品格又是不可能根本改变的。不过，你我这样年龄段的人，六十年后回头看，又不能不说确实也受过鲁迅的某些误导。
鲁迅的最大幸运是只活了五十六岁，如果他能活到我们这个年纪，他的遭遇会怎么样，他的表现又会怎么样？这是每一个知道、尤其是敬爱鲁迅的人无不关心的问题。你熟识的乔冠华在一九六二年、胡乔木在一九八二年都曾对我说过“鲁迅若在，难免不当右派”的话。然而鲁迅不是一般人，而是特大的人物，他的命运，既要看权力者的政策和策略，也要看他自己的选择。我只能说，他在中国的威望比高尔基更大，性格也比高尔基更刚烈，下场恐怕只会比高尔基更惨。有意思的是，胡适在海外看到大陆“清算胡风”的时候，评论说“鲁迅若不死，也会砍头的”。胡适毕竟是了解鲁迅的，他俩后来虽然倾向有所不同，但是，分析到最后，本质上都是中国最最珍爱自由的人。
在中国，对鲁迅的研究，六十年来一直是显学，然而他被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