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终于结束了！再也不必过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的日子了！那个喋喋不休、惹是生非、吹毛求疵、大惊小怪的姚立法终于要闭嘴了。想到这些，一些领导从心里到脸上漾出开心的笑容。
寒冷的十一月，肃杀的冬日，温暖如春的餐馆里，“干杯！”声四起。
姚立法落选，还有一个人也很高兴。她就是姚立法的妻子。
选举日，姚妻并没有去投票，而是守在家里的电话机旁边，等待各个选区传来的消息。当听到丈夫落选这个消息的一刹那，歪躺在沙发上的姚妻一下子坐直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真的结束了，那种生活真的要结束了！”姚妻事后对我说。
自从姚立法当选为人大代表后，姚妻饱受惊吓。尤其是这段时间，丈夫整天忙忙碌碌不着家不说，儿子又“出事”了。读大学的儿子姚遥竟然在北京学习他父亲的样子，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去竞选北京市区人大代表。
两个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让这个很少走出潜江的女人操碎了心，整日担惊受怕、提心吊胆。
落选了！丈夫以后再也不必那么忙碌了，可以照看自家的生意了，可以陪自己散散步了；不必担心每天被人跟踪了；不必担心有人报复了……而且，儿子姚遥很快就要大学毕业了。
想到以后安宁的日子，姚妻的脸上开始洋溢出幸福的笑容。她走出家门，到菜市场买了些好菜。好日子要来了。应该庆贺一下才对。
还没能来得及认真琢磨落选意味着什么？对自己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和以往一样，发现问题的姚立法又开始写申诉书，揭发潜江的选举黑幕。
申诉书指出，潜江市第五届人大换届选举代表名额的分配严重不均衡。比如市委办公室等单位所在的党群口选区每173个选民就能产生1名市人大代表；教育选区每2250选民产生1名市人大代表；周矶选区每1万多选民才能产生1名代表。
申诉书还指出：潜江市选举委员会规定，“提名推荐代表候选人应该采取书面的形式。推荐者必须填写选举委员会印制的《提名代表候选人登记表》。”
不少选民因为要不到登记表而无法行使推荐权。选民小组长们众口一词。若男性选民要登记表，他们说，我们选取分配的名额是女的；若非中共党员要登记表，他们则说，我们选取分配的名额是中共党员；若想人大代表要求，他们则又说，县乡两级人大代表不交叉……
申诉书罗列了近万字事实，指控潜江市第五届人大代表的换届选举是一次人为操纵的选举，是一次严重违反了《选举法》的选举。
2004年1月10号，愤愤不平的姚立法专程从潜江来到北京。他此行的目的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这份由3800人联名的申诉书。姚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潜江2003年市人大代表选举情况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听说姚立法又跑到北京去告“黑状”，湖北省人大某中层领导生气地对姚说：你这个人真是太混蛋了！谁都知道选举是假的，到处都一样。别人都不吭声，就你到处发材料，到处告状。你设身处地地为我们想想好不好？你不能老是这么一根筋哪！
公民姚立法
2004年1月6日，姚立法正式离开了潜江市人大代表的岗位。随着他人大代表生涯的结束，关于姚代表的故事马上要画上一个句号了。
我讲述的是姚立法五年代表生涯的故事——很少的一部分故事。围绕他曾经提交的那187个建议案的欢笑、泪水、非议、抗争……由于篇幅的原因，无法一一尽述。但愿我遴选的这“一斑”，能让读者朋友窥见“全豹”。
有时候，我想，如果姚立法的人大代表生涯不只是五年，而是十年，十五年，或者更长，那么，姚立法将会怎样？选民会怎样？潜江市又会怎样？
当然，目前，只能想想而已。
现在，姚立法的身份是一个没有任何头衔的潜江市实验小学的小学教师。
“我的名字前面还是有头衔的。”姚立法说。
“什么头衔？小学教师？”我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姚立法一字一句说得很认真。
“中国有十多亿公民呢。”
“我是其中一个。法律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享有很多权利和义务，我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姚说。
所以，落选后，公民姚立法依然忙碌，依然到处“惹事生非”。2004年5月份，作为14名中小学生的特别授权代理，姚立法将潜江市教育局和物价局告上法庭，请求依法撤销潜江市教育局和物价局出台的一些不合理的中小学收费文件。5月11日，潜江市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此案。
据了解，这14人分别是潜江市竹根潭镇前明村小学和竹根潭镇中学学生。年龄最大的15岁，最小的只有9岁。他们的父母都是当地的农民。
几乎与此同时，姚立法调查潜江市烟草公司涉嫌卖假烟问题。某一天，姚接到一个恐吓电话：“姓姚的，你最好知趣点。我们黑道白道都有人。”
2004年6月，作为特别授权代理，姚立法为76名农民递交了一份诉状，状告当地水利局违反规定收取集资款。
落选后，公民姚立法依然热衷于农村村民自治的推动工作，关注农村的民主质量，并继续为此受苦受难。
2005年6月，姚立法应湖南省衡阳市文德村江东小组村民彭荣发的邀请，对其竞选村主任进行业务指导，被当地的公安部门拘留盘问。
2005年9月，姚立法自费印刷12万份村民自治法律知识的材料，并发放给村民。11月，在董滩村宣传村民自治的时候，他被当地的地痞流氓打得满头是血，肋骨骨折，住院半个多月。《中国青年报》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报道。
落选后的姚立法，不仅没有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反而获得了众多荣誉，被越来越多的“光环”照耀。
他被国家发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评选为“新时代中国改革之星”；被《中国新闻周刊》评选为“2003年新民权行动年”的新闻人物；被《南风窗》评选为“为了公共利益2004公共人物”；被《南方人物周刊》评选为25年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和吴青、冯有为被媒体称为中国人大代表“三剑客”……2004年7月2日，姚立法还意外的收到了美国驻华使馆的信函，邀请他去美国访问，观摩美国总统大选。
在美国访问期间，他对美国人说：我这个共产党领导下的人大代表一分钱的工资都不拿，责任心不比你们美国一年十多万美金报酬的议员差。你说，我们中国的民主制度能不好吗？！
有一次去参加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聚会。姚立法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他们听，美国人崇敬的说：“你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美国人的逻辑很简单：只有爱国的人，才可能委屈自己，为国家、人民做事。
有意无意的，姚立法把自己当成一张中国民主的名片发到了大洋彼岸。
访美归来后，姚立法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名片，也开始学习怎样上网和使用手机。
“一个现代人应该学会这些。”他微笑着说。
自从学会上网后，姚立法经常给我发电子邮件。每一封电子邮件上，都有固定的几句话：
民间的声音需要被听到
民间的信息需要被传播
一个多元的时代每个人都是信息源
请不要拒收此邮件
书接近尾声了，我还在琢磨几个问题：姚立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中国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人物？他的存在究竟是一个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
他一直不是国人印象中的人大代表，更不是媒体常说的“普通”公民。
他把人大代表这个一向“静默归隐”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响动很大，以至于全世界很多地方的人都知道中国潜江有这样一个人大代表；作为一个公民，他似乎也“不甘寂寞”，不甘做一个普通公民。他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毕生所学的法律知识，“南征北战”的帮助很多人。他是人们所说的“英雄”呢？还是媒体称道的“平民政治家”？是一个尽职尽责的人大代表？还是一个吹毛求疵的人？一个具有宪政理念的中国公民？一个好人？一个民主斗士？一个不懂得人生乐趣的人？一个在妻子面前有些大男子主义的男人……
我曾经决心要为这些疑问寻找到答案。为此，2004年，七月闷热的一天，我来到地处江汉平原、被太阳灼烤的潜江市。
在姚家的大铁门上，我看到了那句著名的留言：“姚代表请您将材料从门缝底下塞进来。”留言是白色粉笔写的，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了。
姚立法的家是一套普通的三室一厅的房子。当我们走进房门的时候，姚的妻子在脸盆里用手戳洗衣服，因为洗衣机坏了。姚妻的背后是一台老式的电风扇，“吱吱吱……”地乱叫。
虽然已经不是人大代表，可是姚立法家里的电话依然忙碌，几乎是不间歇地响个不停。潜江的老百姓有事情，似乎还习惯找曾经的“姚代表”说说。
沙发很硬，表层的皮已经破裂了，露出了海绵；窗户上那个被官员不懈地指责为寒酸的破洞还在；茶几上、饭桌上、沙发上、卧室……到处都是姚立法的材料。
在屋子里，我发现少了一样东西：锦旗。在我的印象中，凡是帮老百姓做事的人，屋子里通常挂满了锦旗。锦旗上，尽是溢美之词。
“你这里怎么一面锦旗都没有？”我不解地问。
“没有。很多人要给我送锦旗，我统统拒绝。我自己喜欢做这样的事情，我做的时候很快乐。我要那个东西干什么？”姚立法说。
第一次见到姚立法本人，他比我想象中精神多了。皮肤微黑、发红，是那种很健康的肤色。
“你身体好象不错。”
“我的身体好得很，平时很少生病。”姚立法说，“很多人没有见到我之前，都以为我肯定很苍老、憔悴，样子没法看，要么就是个光棍汉。大家都想错了。”
说完，姚立法和妻子都大笑起来。
“有时候，我还真希望他生个什么病，这样就不会天天往外跑了。”姚妻补充说。
我向姚立法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他能带我去拜访所有被媒体提到过、据说被他帮助过的人。姚立法痛快的答应了我的要求。
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挥汗如雨、马不停蹄的穿街走巷，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农村的土路田埂上，我们几乎走遍了潜江的城市和乡村。
这期间，哪怕是最偏僻的一个角落，一户人家，姚立法都能轻易的找到，根本不需要打听问路，就象是回自己家一样。有一次，姚立法甚至提醒我“小心，前面我记得有个大坑，你的高跟鞋怕是不好走。”
我问姚立法，他的记忆力怎么那么好？姚立法淡淡的说，这路都走过多少遍了，肯定能记住。
这些天，我们拜访了很多人。有破衣烂衫的农民、经济拮据的下岗工人、头发花白的退休教师、行动不便的残疾人…。
当我和姚代表的身影出现在他们的家门口，我总能听见一声欣喜的叫唤：“姚代表，你来了。”这叫唤如此温暖，就象是很久没见面的好朋友，乍一见就冲口喊出对方的小名。
不知道为什么，每走访一户人家，就会让我回想起一封读者来信，那是两年前，河北的一个农民写给姚立法的。
信中说：“我真是羡慕潜江的老百姓，有您这样一个人大代表为他们打抱不平，为他们说话。……哎，谁来为我们说话呢？”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似乎找到了答案。这个答案可以用潜江老百姓的话来解释：姚代表没有占着茅坑不拉屎，他对得住“人大代表”这几个字。而这一点，在当今的中国，是很了不起的。
毫无疑问，姚立法刷新了我们对于人大代表曾经的记忆。他让我们听到“人大代表代表人民”这句话的时候，不再打哈欠，不再昏昏欲睡，不再有听到谎言似的反感……
观察家们从姚立法的身上看到了中国政治的希望和前途，他们认为“姚立法这些人其实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一定意义上的平民政治家。”
但是，对于这么一个姚立法而言，这些答案似乎远远不够。
所以，几年来，我仔细的阅读姚立法那堆起来将近半米多高的各种建议案和竞选材料；我核对那些建议案中出现的上百个人和事；我认真整理自己采访姚立法的60多盘录音磁带，甚至琢磨他说话的语气；我逐一分析围绕姚立法的所有是是非非、不安恐惧和赞赏褒扬；我遍访京城研究中国民主政治和“姚立法现象”的专家学者……
为了那个答案，我竭尽全力的孜孜以求。但是，我得承认，自己失败了。
转型中复杂的中国，要看清楚一个敢于大声说“我反对”、努力参政议政的人大代表的面容，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新鲜尖锐的“姚立法现象”引发了人们对于中国人大制度进行新一轮的思考：在这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大代表和人大、政府、选民、选举单位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人大代表如何履行自己的监督职责？如何更加规范的参政议政？人大代表的专职化在现今的中国是否有必要……
2004年那个炎热的夏天，当我采访结束，准备离开潜江的时候，全中国大雨连连。
北京的公共汽车像轮船一样行使在水漫金山的街道上。
潜江姚立法家的小院，也是积水严重，水深到了膝盖的位置。为了让我这个女记者安全出行，姚立法请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把我拉出去。
三轮车的司机和姚立法都是打赤脚走在积水里，他们的理由都一样“雨鞋穿着也没用，不如省省。”
回到北京后，我见到了久违的、灿烂的阳光。姚立法打来电话说，潜江市那边的天还很阴沉，没有开晴的迹象，这雨可能还得下一阵子呢。
但无论是雨天，或是晴天，生活还得继续……
第七章 微尘的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