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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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对- 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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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无论是雨天,或是晴天,生活还得继续……
  
  第七章 微尘的舞蹈
  
  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民主制度不断健全,民主形式日益丰富,人民充分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正在与时俱进,不断呈现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摘自2005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
  蜜蜂采蜜,没有料到自己会酿出一个浩浩荡荡的春天。某种程度上,姚立法就象那只勤劳的蜜蜂。
  2003年,潜江市涌现出41个自荐参选人大代表的人,人数竟然远远超过了首都北京。在这个据称是知识分子、政治家云集的国际大都市,只有22名自荐参选者。
  北京人大代表自荐竞选者主要以大学生、有产者、高级知识分子为主,而潜江市41个自荐竞选者中,有退休教师、普通农民、下岗工人、村干部……他们生活窘困,不是有产者,也没有受过多少文化教育,代表着更为广泛的人民。毕竟,有产者、大学生、高级知识分子,在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奢侈的称号。
  媒体眼前为之一亮。《中国新闻周刊》称之为“潜江之醒”;《南方周末》在报道的时候,用了一个很煽情的标题《姚立法及其追随者》。自荐竞选者王述光,竹根滩镇群爱村的农民,60岁。在潜江市,城里人不知道他姓甚名谁,都叫他“收破烂的老头”。
  第一次见到王述光的时候,他戴着一幅老花眼镜,眼镜架上还贴着价签“3元”;脸上皱纹很深,总是带着微微的笑意。
  村里发生了很多让人生气的事情,比如村干部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让一个穷村子背上一百多万元的村级债务,再比如村干部在收税的时候,总是动粗……王大爷觉得非常不合理,但是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收破烂的过程中,经常能收到废旧的杂志和报纸。
  有一天,在一张废旧报纸上,王大爷看到了关于姚立法的报道。这张废旧报纸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我起初不太相信,潜江竟然出了这么一个专门为我们老百姓说话的人大代表。”王大爷说,“现在报纸上的假新闻很多的。”
  尽管将信将疑,王大爷没舍得把废报纸卖掉。晚上回家后,他一个人坐在昏暗的电灯下,捧着报纸反反复复琢磨了很久。心疼电费的老伴儿为此催了好几次,让他早点熄灯睡觉。
  “后来,我就想啊,不管是真是假,我得去打听打听。万一有这么一个人呢。”王大爷温和地笑着说。
  机缘巧合。一天,王大爷推着自行车走在潜江市街道上,无意识的听见两个老头正小声地议论姚立法。他安安静静的站在一边听完,两个小时后才离开。
  “你当时没有向他们打听一下姚立法吗?”我问。
  “我不敢问,我怕他们说我偷听他们的话。你不知道,城里人很看不起收废品的人。觉得我们很脏,还有的骂我们是小偷。”王大爷说。
  “他们聊姚立法聊了两个多小时吗?他们都说什么?”“他们说,潜江多几个姚立法这样的人大代表就好了,腐败分子也就不会这么多了……我从他们的话里还知道,姚代表住在潜江市电视大学里面。”王大爷说。
  第二天,王大爷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早早来到潜江市电视大学挨家挨户收购废品,想见见那个姚代表。
  在一扇门上,他看见了这么几个字“姚代表请你把材料从门缝里塞进来”,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他“咚咚咚”地敲了几下门。
  “请问,这是姚立法代表的家吗?”王大爷问。
  “是啊,你是哪一位?”里面有人应道。
  “我是竹根滩镇的一个农民,我们村里有些事情想请你帮忙。”王大爷说。
  话音刚落,铁门打开了。
  “快请进来吧。”姚立法说。
  “姚立法没有怀疑你的身份吗?”
  “没有啊。他很热情。”王大爷说,“我进门以后第一句就问他,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不能去参加村委会主任的竞选。他很肯定地告诉我,能。”
  收购废品一两年了,王大爷在城里第一次受到这样的礼遇。被请进家门,坐在了沙发上,手里还捧着一杯热气腾腾的开水。
  “走进姚立法的家,你的印象是什么?”
  “哎呀,我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书的海洋。那里农村方面的政策和法律真是太齐全了。好多政策法律,我过去听都没听说过。”王大爷两眼放光,表情兴奋。
  此后,几乎每周,王大爷都定期到姚立法家里去,向他请教法律问题,借阅法律书刊。
  深受姚立法的影响,2002年,王大爷向村民发放竞选村委会主任的材料。在竞选词中,他承诺一定要查清村账,抵制不合理的税费,坚决和党中央的政策保持一致。王姓在群爱村是个小姓,大爷一生低调,在村民眼里是个“胆小如鼠”的人。这次,他公开竞选村主任,出乎大家的意料。
  “过去,我活得糊里糊涂,镇里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现在不会盲从了,因为我懂得了很多的法律。”竞选的时候,王大爷对村民说。
  王大爷最终当选。村民们你一元我一元凑了些钱,足足放了半个多小时庆祝的鞭炮。
  当选后,一向低眉顺眼的王大爷开始雷厉风行的开展工作。镇管干部找到王,希望村里给他报销5000元的生活开支,被王以没有政策依据拒绝了;镇里违反规定,向每个农民征收5元钱的热休款,也因为拿不出国家的法律规定,被王顶了回去。
  渐渐的,镇里干部发现这个平时为人老实的王老头越来越难对付,群爱村也成了镇里最让人“头疼”的村庄。
  再后来,王大爷站出来自荐竞选市人大代表。
  “人大代表有反映老百姓心声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很多代表只是举手代表,他们没有履行一个人大代表的职责。”王大爷说,“如果我当选,我一定要为老百姓说话。我第一要反映农村娃上学的问题……”
  41个自荐竞选者中,还有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他就是姚立法多年来并肩作战的老朋友——泽口镇退休教师严清金。
  关于严老师,姚立法的评价是:他平时生活很节俭,在马路上见到一个塑料袋、一个易拉罐都要捡起来去卖钱。
  据了解,自从退休后,严老师为群众调解纠纷和代理诉讼200多起,不收一分钱代理费,自己倒贴两万多元替老百姓打官司。当地有个和严老师有关的顺口溜:“烟酒不来,也不打牌,为民请命,仗义疏财。”
  “当人大代表实施监督和反映问题的空间更大,效果更好。能帮百姓更多忙,对自己也是一种保护。”严老师说,这是他参选的直接动机和诱因。
  “您认为一个合格的人大代表,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我问。
  “最基本的素质是,他要有国家主人翁的姿态。不能做‘三手代表’:碰着招手、会上举手、领导讲完话后拍手。”严老师说。
  在姚立法的指导和帮助下,严老师拟出了独具特色的人大代表“竞选纲领”。
  “竞选纲领”中,严老师写道:人民代表人民选,选好代表为人民。我是诚心诚意要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的,我愿意将余生献给选民朋友。下面,我向大家说几件旧事。
  就在大家的身边,曾经发生过农民交不起加了码的田钱而被残酷殴打的恶性案件。对这种案件,有两个不同的代表人物,其所持的态度截然不同。
  白衫代表说:“对于抗缴田钱的刁民就要狠狠地整。”
  布衣代表说:“对于交不起超负荷田钱的农民,如此殴打是违背党的旨意的。”布衣代表代理农民状告肇事者行政违法,使肇事者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就在我们教师的身上,曾经出现过扣工资订报纸而不敢吭声的情况。对这两种情况,也是这两个代表人物,他们所持的态度大相径庭。
  白衫代表说:“为了大家学习时事政治,扣工资有好大个要紧?”并称道这是一种关心。
  布衣代表说:“这不对。订不订报,订什么报,是大家的权利。未经同意扣工资,是违法的。”此后,布衣代表为遏制这种不合理行为而奔波……
  如果我当上人大代表,我将是一个布衣代表,我将这样做:
  1.坚决拥护、坚决支持、努力协助和认真监督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
  2.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反腐败。哪里有腐败分子露头,就无情打击。
  3.关心群众,经常走进选民家里,嘘寒问暖,开展社会调查活动,了解情况,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必要时提出议案,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督促解决问题。4.办实事,选民们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一定不袖手旁观。
  5.继续义务性的贴钱为群众打官司,讨说法,维护选民同志们的合法利益。
  6.定期向本选区的选民汇报代表工作,接受选民的监督
  7.本人模范遵纪守法,规范言论行为,竭尽全力不断改造世界观和人生观,豁出老命为社会为选民同志们贡献余热。
  严老师的家是80年代建的一幢老式砖房,屋里挂着几张已经发黄的老画。一张是鲁迅先生的肖像画,另一张是五六十年代的宣传画,上面写着当年的革命口号:我们现在思想战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当我见到严老师的时候,他正抱着自己的外孙逗小狗玩,老伴儿笑眯眯的站在一边。屋外阳光灿烂,空气清新,菜园子里的辣椒、苦瓜、茄子都开花了,蜜蜂嗡嗡,蝴蝶飞舞。
  “严老师,您是否想过和别的老人一样,在家安享晚年呢?”
  “这个社会总是要进步的,象我们这些小人物,钱再多也带不进土里。我们的力量虽然微弱,对国家总还有些用处的。”严老师说。
  还有十来个自荐竞选者来自董滩村。
  几年来,在姚代表和严老师的帮助下,董滩村的村民讨回了公道,并且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了村干部。公正的选举,使得原本干群关系极度紧张、村务陷入混乱的村庄面貌一新。在这样的变化中,董滩村的村民民主意识空前高涨。
  董滩村村民张家立,自幼患小儿麻痹症,属于一级残疾,妻子同样是残疾人,家庭生活非常困难。他竞选的目的就是“想看看残疾人有没有竞选人大代表的权利”。
  当行动不便的张家立表示要竞选人大代表,当地领导不屑地说:“你是什么东西,还想竞选人大代表!”张不卑不亢的回答:“我是中国公民,我当代表,就是要为残疾人说话。”
  自荐竞选者关明山是个下岗工人。“我曾经对政治没什么兴趣,当听说姚立法是个人大代表的时候,我起初对他没什么好感。”关明山说:“因为人大代表也是当官的,天下当官的都一样,不是贪污就是腐败。但是,姚代表的所作所为,改变了我的看法。”
  拥有30多年工龄的关从湖北省轻型摩托车厂下岗后,除了领到两万元的“买断费”,再无任何补偿,政府也再无任何救助。和他一样困苦的下岗职工,在潜江为数不少。
  “假如能当上人大代表,我一定向各方反映广大下岗职工的疾苦,说出他们的心里话,要求政府依法解决他们的困难。”关说。
  几乎所有的自荐参选者都表示,一定要代表自己所在的群体说话。对外,他们统一称呼自己是“中国公民”。
  “民权”“法治”“监督”“腐败”“参政议政”“依法行政”“公民的责任意识”……当这些词语从衣衫破旧、头发蓬乱、面有菜色的农民和下岗工人嘴里不断冒出的时候,我得坦率地承认,我很震惊。
  在这个有着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度里,法治意识和公民意识实在是太稀罕的东西!
  长久以来,在我们的国民中,一些糟糕的品质正逐步蔓延。人们屈从于人性中固有的世俗和浅薄,屈服于功利主义,每个人都混入毫无责任感的人群中,舒舒服服地过自己的小日子。
  引人注目的是,潜江市这41个自身温饱还没有解决的穷苦人,却有造福天下的胸怀。
  还记得100多年前,梁启超伤心绝望的说:中国人一向只知为臣、为隶,不知为一国之国民。故国民意识无从谈起。
  据《炎黄春秋》载文,五十多年前,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我是参加制定的,我也不记得……我们基本不靠这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他后来还说:“《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
  仅仅几十年之后,一个既不通火车、也不通飞机的小地方——潜江,竟然冒出了41个手持宪法、积极竞选人大代表、准备参政议政、发誓要做个好公民的老百姓。
  “姚代表说得对。我们不仅要将神圣的一票投给自己信任的人,我们自己也要参加竞选,争取公民的权利,监督政府依法行政。”他们说。
  据《南方周末》报道:11月2日,在姚立法的召集下,41名自荐竞选人来到潜江电大,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湖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由姚立法主讲,两个多小时的学习中,大家提问、讨论,气氛热烈。
  随后,大家满怀信心地投入了竞选——散发材料、宣传法规……
  在投身竞选的日子里,41个热情似火、心怀梦想的人,经常聚在姚立法的家里,商讨竞选事宜,开始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之旅。因为有了彼此,旅途上,他们不再觉得孤单。
  11月28日,41名自荐竞选者和姚立法一起落选,无一幸免。
  中国与世界研究所所长李凡认为:潜江市所出现的农民和基层群众试图用竞选市人大代表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的做法,是走法制化道路的一种尝试。
  农民愿意用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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