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学校教导处主任和校门卫。
2001和2002年，董滩事件进行得轰轰烈烈；全市村民自治的假象被一点点揭开；187个民选村官被乡镇非法撤换的事实浮出水面；假税费改革逼死农民的事件在调查之中；教师被拖欠的工资还在继续讨要……这些事情，引起全国媒体对潜江市人大代表姚立法的广泛关注。
姚说，忙得焦头烂额，逼到那个份上了，也就无所顾忌了。考勤要记就记吧，自己该干嘛干嘛。“为选民服务总比每天喝茶聊天强，给国家作的贡献也更大。你说是不是？”
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点了点头。
一年后，当一些传媒把姚立法的事迹公诸于众的时候，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曾经派员来调查姚代表的情况。实验小学拿出考勤表，上面记着姚立法次数惊人的迟到、早退、旷工等等“劣迹”。而这一切足以表明，姚立法是一个多么“不合格”的教职员工。
在艰难中博弈，在夹缝中求生存，在误会中谋发展，个中滋味和辛酸，怕是常人难以体会到的。
给选民的第二次书面述职报告中，姚立法的标题触目惊心《当一名称职的人大代表竟是如此之难》。
在艰难与合格的人大代表之间，姚立法划上了一个等号，让人百感交集。
述职报告的最后，姚立法写道：不管前进的道路有多难，我姚立法将始终百折不挠，勇往直前。始终为正义而呐喊，为法制而呐喊，为人民而呐喊。
第四章 人大代表像“苍蝇”
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人民奋斗的成果和历史的选择，必须坚持和完善这个根本政治制度，这对于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人民民主具有决定意义。——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说
没有门的村庄
“为什么董滩村家家户户都没有门呢？”我问。
“被镇里的夏征小分队拆掉了。”姚立法说。
我瞪大了眼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对农民交不起农业税的惩罚。”姚说。
拆门的事情发生在2000年五六月份。这一年，董滩村的村民度过了一个战战兢兢的夏天。
战战兢兢，不只是因为门被拆掉了，害怕小偷来偷东西。更令村民们闻风丧胆的，是竹根滩镇政府组建的夏征（夏粮征收）小分队。
看看董滩村村民的遭遇，就知道他们为什么害怕，害怕到什么程度。
村民袁书希，因为欠了村里500元钱，夏征小分队的人不由分说，就要把袁捆起来。在追打的过程中，袁的短裤被他们撕破了，逼得没办法只好跳河，差点连命都没了。
村民周绞兰，家里的米、棉絮、门、冰箱全部被“征收”走了，床被掀翻了，桌椅板凳被砸坏了，惨不忍睹。
村里的张帮爽老人被征税干部打成重伤，家里的口粮全部被抢，最后含恨寻了短见。竹根滩镇政府强迫老人的子女签了一份《安葬协商意见》，补贴死者家属5000元钱。一桩命案，就此草草了事。
后来，只要是听到村里的狗叫，村民们便条件反射的以为夏征小分队来了，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计，慌忙躲进棉花地里或者芦苇丛中藏身保命。
夏征小分队的人，为什么敢如此胆大妄为？为什么敢于目无党纪国法？村民说，他们背后有“靠山”。
“靠山”是一个副镇长，他是夏征小分队的总指挥。副镇长曾经多次通过董滩村的高音喇叭宣布税收的“征收政策”：主动交税的免打；有钱不交的狠狠的打；抗拒不交的往死里打。
在这样公然违法违规的征收“政策”下，董滩村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镇政府称，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因为董滩村的农民拒缴税款。一份镇里的统计资料表明，2000年，董滩村应该缴纳国家农业四税近40万元，可是从5月5日到6月5日开征一个月，全村收款不到9万元。
董滩村的村民说，有些钱镇里本来就不该收。根据潜江市政府当年的一个文件规定，农民负担每亩地不得超过200元。可是董滩村每亩地平均上交将近300元钱，每亩多收了近百元钱；国家曾经有文件规定，办理结婚证至多只能收取工本费2到10元。可是董滩的农民办个结婚证要交300到600元不等。
村民还说，有增无减的农民负担和各种乱收费、乱摊派，害得大家结不起婚、种不起地，日子简直没法过下去了。
董滩村是个四水环绕的小村庄，被汉南河、通顺河、反修河、联河四条河包围着。村庄通往外界只有唯一的一条通道，八十年代是一条木船，九十年代后则是一座小桥。
过去，这一带流行一句老话“金沙窝，银董滩，有金有银是曹滩。”意思是董滩的土地肥沃，庄稼落地生根，种什么成什么。这里生产著名的皮棉，是远近闻名的棉乡。依仗着肥沃的土地和质量不错的皮棉，历史上的董滩农民，一直过着比较富裕的日子。
六七月份夏征队频繁来征税的时候，董滩村淹没在绿色海洋里。半人高的棉花长势喜人，一望无际，扁豆、苦瓜和南瓜藤爬满了竹篱笆。庄稼地、自留地里开满了各色花朵，黄、粉、白、紫、红……芳香扑鼻，色彩纷呈。农家周围的高大果树，苍翠欲滴，树上的知了不甘寂寞的高声鸣叫。
夏征小分队的到来，使这个充满诗意的田园小村庄，被恐怖气氛笼罩。
据姚立法说，这一年，董滩村有十九名村民，因为欠交不明不白的税费，被夏征小分队非法的关押和殴打。这些村民不分男女，一起关在潮湿、蚊虫叮咬的小房间里，吃喝拉撒都在里面，恶臭难闻。这个房间由夏征小分队的人专门看守。
据被关押的村民回忆，看守人折磨人的手法花样翻新。比如，他们规定村民跪在他们划的圈圈里，如果跪的姿势不合他们的规定，立刻拳脚相加；他们命令村民的头、腹部和膝盖同时贴着墙面站着，坚持不到二十分钟，村民便倒下了。
每个被关押的村民都必须交看守费10元钱，每顿饭都由家人送来。送来的饭菜必须经过看守的检查才能吃，如果饭菜不错，看守便不准送去。理由是：把农民抓来，是来受苦不是来享福的。
非人的折磨，使村民的身体留下病根。据说某个村民因为被看守者狠踢私处，从此丧失性生活能力。
在这个没有门的村庄里，绝大多数村民隐忍、愤怒，却又敢怒不敢言。直到村民曾详均挺身而出，四处告状，这桩野蛮征税事件才逐渐暴露在公众视野下。
曾详均告状
和隐忍的村民们相比，董滩村15组村民曾详均算是个“另类”。他经常到市里反映镇政府对农民的不合理摊派和收费，多年来为全镇农民争取免除了近20万元的乱收费项目，是远近闻名的上访户。
2000年上半年夏征，夏征小分队要求他交600元农业税。曾怀疑其中含有不合理收费，只交了300元，并表示另外300元钱希望镇里拿出国家和省里的相关文件，表明不是乱收费后再交。
一个合情合理的要求，却让一个副镇长雷霆震怒，认为曾是和夏征小分队唱反调。
在一份告状材料中，曾详均详细地回忆了他被抓被打的情形：
6月8号这一天，副镇长带来小分队，途中遇到我，凶相毕露，说“我这次专门搞你曾详均，弄去搞死你。”他把我关了起来，关押四天，毒打我，罚款30元。
在我关押的第三天晚上，看守说“穷不与富斗，民不与官斗，告状的没有好下场。这次搞不倒你，下次还是要搞你的。”
我被关着的时候，我老婆求他们说：“把我和曾详均对调一下，家里的地要耕了。”他们说：“不行，曾详均喜欢告状，出去就要闹事的。”
被关着的时候，他们罚我站，总是打我，打得我直冒冷汗，眼泪直流。
出来的时候，他们强迫我在他们炮制的《保证书》上签字，保证以后不再上访告状。
多年后，我见过这份保证书的复印件，落款日期是2000年6月11日。上面写着“回去后不与村组干部闹事，今后不再告状，保证今后按时缴纳国家集体各项税费，保证今后做一个合格的村民。”在保证书上，赫然盖着竹根滩镇政府三江管理区的公章。
也是在多年后的夏天，我见过曾详均。出乎意料，这个在镇政府官员眼里长着一身反骨的农民，却是满脸恭顺的神色。
记得那是中午时分，曾一身汗水的走进我所住的酒店，脚穿一双裂了几个大口子的拖鞋，手握一顶破草帽使劲地扇风，嘴里嚷嚷着“热、热呀、真热！”曾皮肤黝黑，身材高大，双眼炯炯有神，说一口潜江土话，需要仔细听才能懂。
我请他吃瓜降温。他见是黄色的哈密瓜，问：“这瓜怎么是黄色的皮？是西瓜还是南瓜？”我告诉他这是产在新疆的哈密瓜，这个老农民憨厚的摇摇头，说：“很贵吧，真没吃过。”
和曾聊天的过程中，我得知曾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在市化肥厂打工，女儿得了癫痫病，小儿子只有14岁，上不起学，在家学裁缝的手艺。日子过得很是不易。
说起当年被关押的经历，曾双目圆睁，依然气愤难平：“我都是50多岁的人了，他们几个年轻人逼着我下跪，跪一个上午……我当时就在心里发誓，哪怕倾家荡产，我一定要告倒他们。”
“你不怕他们报复你吗？”我问。
“哪天他们把我的腿打折了，我爬也要爬去告状。”曾怒吼道。或许就因为与生俱来的这么一股子“不怕死”的血性，给了曾胆量。当姚立法着手董滩村事件的调查时，大多数村民噤若寒蝉，曾却成了姚最得力的助手和支持者。当然，这是后话。
当年，签完保证书回到家后，曾详均和家人抱头痛哭。
经过多方打听，曾详均找到因为替泽口农民打抱不平而闻名十里八乡的退休教师严清金。
1996年，潜江市泽口办事处在十多个农民的脖子上挂上“抗交农税”的牌子，押着他们游遍了办事处下辖的十多个村庄，游乡游了8个多小时。五天半的时间里，170多个农民被征税官员暴打，一个刚生完孩子的妇女被打得下身直流血，一个村民的右眼被踢得鲜血淋淋，一个老人的肋骨被打断……
严老师怒不可遏、拍案而起。严老师一生从教，共产党员，曾经10多次被评为先进模范，性格刚正不阿，经常帮助众乡亲处理不平之事。经过严老师的努力，被打伤的泽口农民得到了及时的救治，几个官员被撤职。
听完曾详均的哭诉后，严老师决定帮助这个无助的庄稼人。他们俩一个月里跑遍了潜江市的各个主管部门，但是毫无作用。他们上访告状的材料，反而被市里有关部门转发到竹根滩镇政府。
7月29日，在董滩村小学的二楼教室，竹根滩镇政府召集曾详均等上访人员开了一个会。
会上，镇政府的一个管区书记威胁说：告状把董滩村的名誉都搞坏了，对孩子的升学、当兵、转学都不利。某某村因为总是上访，孩子考上了名牌大学，大学听说是某某村的就不要了。看看，多耽误孩子的前程。
一个副镇长说：“我们政府这次是搞左了一点，像小孩子不回家，大人打了他，还把他的头打破了，其实心里是疼的。”很显然，这位镇长俨然把自己当成了父母官，把百姓当成他可以随意打骂的“娃儿”。
这位副镇长继续说：“不管你们告到哪里，还要归镇里处理，就算是告到中央，也不过下来一个批示，有什么用？所以，你们最好和政府合作。”
这个充满谎言和威胁恐吓的会议开了整整一上午。前来开会的董滩村民几乎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已经无话可说了。
田副镇长说得对，告状告到中央，又能咋样？就算中央重视，中央的批示一级一级往下传达，最后还得竹根滩镇政府落实处理。告的就是镇政府，让镇政府落实什么？处理谁？处理自己吗？这无异于与虎谋皮！没什么好下场。
会议结束后，村民们沉默地鱼贯而出。
几个村民告诉我，走出教室门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准备打退堂鼓了。没有路了，不能也不敢再告了，弄不好连命都要搭进去。村里的张帮爽老人不就把命搭进去了吗？结果怎么样呢？镇里只用了5000元钱就摆平了一桩命案。多不值啊！可是镇长说了“能怎么样？啊！你们！”
此后，这个没有门的村庄，更加沉默和隐忍。
村里来了姚代表
严老师向曾详均提议，一起去找“很乐意帮助穷人”的姚代表帮忙，他或许会有办法。
曾详均说，严老师的提议让他心里泛起了嘀咕。活了五十好几了，别说市人大代表，镇人大代表他也没见过一个，搞不清楚这人大代表到底是干吗的？是律师吗？律师做事要收钱的；是干部吗？会不会和那些镇里领导串通一气呢？
曾详均不清楚人大代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又是干什么的？当然和他的农民身份没有多大的关系。即便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不明就里的也大有人在。
比如2005年5月份的《南方周末》刊登了一封韩律师的公开求助信。韩律师起草了一部《制止公款吃喝法》，根据法律规定，必须三十名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才能将这个法案向全国人大提交。他在信中写道“由于全国人大代表的通讯地址不公开，无法联系征求意见，所以特求助媒体。希望看到这个法案的人大代表与我联系……”
从字面上理解，全国人大代表应该是代表全国人民的。但是，即便素质高如韩律师的人民，竟然也无缘得见人大代表的“真面目”。
当年8月，一个酷热的中午，和严老师一起，曾详均找到姚立法家，忐忑不安。担心这个人大代表狮子大张口，问他们要一笔钱。
曾详均回忆说，站在姚立法家门口，他突然看见门上用粉笔写着几行字“姚代表请您把材料从门缝里塞进来”，旁边还写着姚家的电话号码。
这行字让曾的心里暖融融的。
一个月来，曾和严老师前前后后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