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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待下葬的日子里，他住在家里，守候在母亲身旁，有时也到村子里走走。他“看见院子里的树上，有母亲亲手砍伐的痕迹，在被烟熏黑了的小厨房里，还有母亲死前吃剩的半个茄子，半棵葱。母亲吃饭用的饭碗，随时用的手巾，都留有母亲的手泽和口泽，地上每一块砖上都印有母亲的脚印，不觉热泪盈眶，失声痛哭起来”。夜里，他枕着母亲枕过的枕头，想到母亲在这枕头上想念儿子时，不知流过多少泪，不禁又泪流满面，泪水沾湿了枕头，彻夜难眠。
他不断地责备自己。我究竟是个什么人？我为什么要离开母亲？为什么把母亲一个人扔在这荒僻穷困的村子里？为什么八年时间没有来看望过母亲？他感到自己实在愧对母亲，无地自容。他狠狠地责骂自己：“我是个什么东西？”
在这极端痛苦的日子里，他每天都在回忆，内疚，自责中度过。他感到，随着母亲的死，生活变得毫无意义，一切都变得空虚和冷寞了，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只感到脑子里空荡荡的一片空白。自己整日像行尸走肉般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不知道该做什么，
下葬的日子到了。别人给他穿上白布袍子。他“迷迷糊糊地跟着一个人东走西走，跪下又起来，泪眼里看见来来往往的吊丧的人，感觉脑子有些麻木。突然，看到一群人去抬起母亲的棺材，这时才醒悟到真的要和母亲永别了，顿时嚎啕大哭起来。”以前，母亲的棺材放在屋里，母亲虽然死了，但只隔着一层棺木躺在里面，他每日陪伴着母亲，心里还稍感安慰。现在母亲将要埋到永恒的黑暗的地下去了，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他想去阻拦抬棺的人，但人们把他拉开了。他糊里糊涂地跟在抬棺人群的后面走着，绕过了熟悉的大水坑，又走了长长的一段路，终于到了墓地。他又被拖着转了几个圈，然后是下葬，填土，地面上渐渐隆起了一个土包，他又被人拖回到家里……整个下葬的过程，他脑子里都是空虚和麻木的，没有思想，没有感觉，任人摆布。
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他看见的是一个改变了的世界。尘封的屋里，没有了黑亮的棺材，空空的，只有自己一个人。屋外小院里，残留在树上的一点浮翠也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墙头上的枯草在风中颤抖，阴沉的秋天的长空变得更黄，更黄。他心里感到无限的落寞和寂寥。
第二天他便离开故乡返回北平。临行时，他回望官庄，“在云天苍茫中，触目的是长天下一片凄凉的黄雾……”
回到北平以后，他仍然日夜思念死去的母亲，常常在夜里醒来，失声痛哭，不能自已。
l933年l2月2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晚上又想到母亲，又大哭失声，我真不了解，上天何以单给我这样的命运呢？我想到自杀。
l934年5月3日日记写道：
因为想到王妈又想到自己的母亲。我真不明了整八年在短短一生里占多长时间，为什么我竟一次也没家去看看母亲呢？使她老人家含恨九泉，不能瞑目！呜呼，茫茫苍天，此恨何极？我哭了半夜，夜里失眠。
六十年后，1994年，报社的编辑前来约稿，并且出了题目：“永久的悔”。季羡林看了题目后说：“题目出得好，我早就想写这样一篇文章了。”于是，提笔写就《赋得永久的悔》这篇著名的散文，文中写道：
要讲后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是其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为它片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心。
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季羡林一生中，不知道写过多少篇怀念母亲的文章，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在梦中同母亲见过面。他对母亲的爱超过对任何人的爱。他说过，母亲死后，他便再没有过真正的欢乐。他为自己未能侍养母亲而悔恨终生。直至200l年，九十岁的季羡林回故乡给母亲扫墓，来到母亲墓前，百感交集，“扑通”一下便跪倒下去，眼泪夺眶而出，泪水滴到了眼前的香烛上。此刻，他“心中暗暗地说：‘娘啊！这恐怕是你儿子今生最后一次来给你扫墓了。将来我要睡在你的身边。’”（《故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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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的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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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的爱母情结，成为他生命的重要部分，将伴随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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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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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期间，季羡林家境每况愈下。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时筹集学费和膳费，便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清华是国立大学，花费不多，每学期学费四十元。但这只是个形式，毕业时学校还要把收的学费如数退还给学生，供毕业旅行之用。学校不收宿费，膳费自理，每月六块大洋，顿顿有肉。即使这样，季羡林的家庭也负担不起。好在他的家乡清平县，国立大学生只有他一个，被视为“县宝”，每年津贴五十元，他还能写文章，得点稿费，家里的负担便可大大减轻。他就是在经济十分拮据的状况中，度过四年大学生活的。
1934年夏天，季羡林毕业了。戴上租来的学士帽照了一张相片，结束了大学生活。
要和清华告别了，季羡林满怀深情，依依难舍。在清华的四年生活，是他一生中最愉快，最难忘的四年。清华园内永远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的生活，民主的气氛，科学的传统，求实的精神，师生的友谊，同学间的真情，使他永远难忘。清华园美丽的景色，更令他魂牵梦萦。他在《梦萦水木清华》一文中写道：“至于清华园的景色，更是有口皆碑，而且四时不同：春则繁花烂漫，夏则藤影荷声，秋则枫叶似火，冬则白雪苍松。其他如西山紫气，荷塘月色，也令人忆念难忘。”他说：“对我来说，清华园这一幅母亲的形象，这一首美丽的诗，将在我将要走的道路上永远伴随着我，永远占据着我的心灵。”
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毕业即失业”。除了高官显宦，富商巨贾的子女，以及善于拍马钻营者，谁也不能例外。季羡林不属于上述三种人。他家境贫寒，生性木讷，自然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问题。而此时家里正等待他来承担家庭经济重任，这更加重了他的精神压力。从大学三年级开始，他就为找工作四处奔波，结果一无所获。每当夜深人静时，一想到工作的事，他的脑袋就像开了锅，彻夜难眠，一筹莫展。
眼看就要到1934年夏天，要离开学校了，工作还是没有找到，他心里焦急万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这危急时刻，幸运之神又降临了。他的母校济南省立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托人邀他到母校去担任国文教员。月薪一百六十元，是大学助教的一倍。他当然喜出望外，但心里也有些打鼓。自己是学西洋文学的，满脑子装的都是歌德、莎士比亚，一下子换成屈原、杜甫，换得过来吗？又听说，当时济南高中的学生很难对付，他的前任就是被学生赶下台的。自己不过是个大学毕业生，刚满二十三岁的毛头小伙子，能压住阵脚吗？他犹豫再三。可是暑假就在眼前，离校已成定局，已经没有回旋余地。最后，他咬了咬牙，横下一条心：“你有勇气请，我就有勇气承担。”
于是在1934年秋天，季羡林就成了高中国文教员。校长待他是好的，同学生的关系也很融洽，但是却遭到同行的挤对。四个国文教员，教十二个班，每人教三个班。其他三位老教员每人教一个年级的三个班，备课只有一个头，而留给他的则是三个年级剩下的各一个班，备课有三个头。这明明是给一个毫无教学经验的年轻人出难题，穿小鞋嘛。可是为了养家糊口，刚到手的饭碗无论如何是不能丢的，他只好忍气吞声。这一年的中学教员生活，收入虽然不错，心情却十分郁闷。再加上学校内的派系之争，使他进退维谷，处境艰难，他思忖：必须想法子离开这里。
就在这万般无奈，走投无路之际，幸运之神再次降临了。母校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合同。他闻讯，喜极欲狂。立即写信报了名，结果被录取。这是冯友兰先生代表清华大学办的一件好事，为此，季羡林终身感谢冯友兰先生。
积年的愁云，一扫而光，季羡林兴奋激动万分，眼前的一切仿佛都发出玫瑰色的光泽，比当年考上清华大学更令人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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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负笈德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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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清末留学生在国外的所作所为，荒嬉者多，勤学者少；“镀金”者众，有成者寡，总的说来，口碑并不甚佳，这也是事实。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人们从鲁迅、老舍、钱钟书诸位大师的作品中，即可窥出一二。因而，在当时的留学潮中，像季羡林这样，真心实意，不远万里，“舍身求法”的人，就愈显得难能可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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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亲去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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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十年前，一股声势浩大的“留学热”弥漫全国，牵动着无数青年学子的心。其“热度”之高，决不亚于今天。当时出国留学的动机，与今天相比较，有相同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的是，一旦出国“镀金”，回国后立即身价百倍，名利双收。不管你是“克莱登”大学，还是“登莱克”大学毕业，只要你会说几句洋话，会侃几件洋事儿，国人都会对你奉若神明，奖誉有加，佩服得五体投地。政府、银行、大学、研究所，一切薪俸高，地位显赫的部门都会恭请你去任职。这一点，从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不同之处是，当时出国留学，虽没有“海归派”之称，却是绝大多数要回国的，终身滞留国外的人很少。至于尚未跨出国门就暗下决心去拿人家的绿卡，或者梦想成为某籍华人的现象，则十分罕见。出国留学的途径与今天大体相同。一条路是私费，一条路是官费。私费留学，只有高官巨贾，富贵人家的子女才能办到。官费留学又分两种：一种是全国性质的官费，比如留英庚款，留美庚款之类。所谓“留学庚款”，即英美等国家，利用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办法，资助中国青年出国留学。另一种是各省举办的官费留学。二者都要经过考试。这种官费名额极少，要想通过，真比骆驼穿针眼还困难。以1935年为例：教育部举办的全国庚子赔款官费留学考试，各种学科总计录取名额，仅二十余名，可见其难度之大。这种官费留学生的待遇十分优厚，可以在国外过十分舒适的生活。比如，赴德国留学的官费留学生，每月可领到八百马克，是十分令人羡慕的。
季羡林赴德国留学，既非私费，亦非官费。他属于“双方交换研究生”。即由清华大学与德国学术交换处（DAAD）签订一个合同，双方交换研究生。这种交换研究生，路费、制装费自己出，食宿费相互付给。中国方面付给德国来华研究生，每月三十块大洋。德国方面付给中国赴德研究生每月一百二十马克。这与官费生的八百马克，有天渊之别。一百二十马克在当时德国只够勉强支付食宿费用。
然而，不管经费多么微薄，前面还有多少困难，这次的留学机会，对季羡林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是必须抓住的。
可是，家庭经济的拮据，要凑齐昂贵的路费和制装费，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这使他踌躇再三，一筹莫展。叔父本来是个连小官都算不上的公务员，平常日子，勉强糊口，此时已经失业。一年来，全家六口人，都靠季羡林在中学教书挣的一百六十元大洋过日子。如果他拔脚一走，全家人岂不断了炊。季羡林在狂喜之余，不由得忧心如焚，进退维谷。
出乎意料之外，当季羡林试着把留学的喜讯告诉家人时，他却得到了叔父和全家人的支持。他们说：我们咬咬牙，过上两年紧日子，只要饿不死，就能有出头之日。季羡林心里很明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思想仍然是家人对他的最大期望，而科举制虽然取消了，科举思想在当时社会上依然流行。人们把小学毕业看作秀才，高中毕业看作举人，大学毕业看作进士，而留洋镀金则是翰林一流。在人们眼里，他已经是中了进士的人了，岂有不争翰林之理？家人的支持，反倒使他欲笑不能，欲哭无泪，酸、甜、苦、辣，不知是什么滋味了。
于是立即筹集路费和制装费。季羡林是一介书生，囊内空空，无论如何是付不出这笔可观的路费的。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是个热心肠的人，他主动提出，带季羡林去找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帮忙。宋校长与何思源是北大同学，交情不错，他想，这点面子何思源定会给的。没想到，当宋校长带着季羡林谒见何思源时，何早已知道他们来的目的，还没等季羡林开口，何便一口回绝了。季羡林从不愿意求人，碰到这样的情况，只好唯唯而退。事后，宋校长责怪他太老实，不会说话。季羡林天生脸皮薄，不善应对。为别人说项尚可，为自己求情，总难启齿。这种性格与生俱来，－辈子也难改。此事只好作罢。
没有得到教育厅的资助，只好四处借贷，最后总算筹齐了路费。治装费对季羡林来说，也不是个小数。考虑到到了德国以后，不可能有余钱买衣服，在国内制装必须周全。便拿出最后的－点余钱，再向朋友借了点钱，七拼八凑，勉强做了几身衣服，装了两大皮箱。长途万里的旅行准备算是完成了。
1935年8月1日，季羡林离家的日子到了。叔父、婶母、妻子，四岁的女儿婉如，牵着妈妈的手；才出生几个月的儿子延宗，酣睡在母亲怀里，全家人送他到家门口。娇女和幼子，还不懂什么叫离别，笑着向父亲告别。但是双亲和妻子是完全理解的。他们眼里噙着泪水。叔父默默地看着已经长大成人，前途无量的侄子，若有所思。他在想什么？他一定在想，十八年前，自己把年仅六岁的侄子从官庄接到济南来读书，这个决定没有错。他多年来倾注在侄子身上的心血没白费。他对得起他的兄弟，对得起季家的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