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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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 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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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满腔热情,随清华学生卧轨绝食,奔赴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结果,学生们的满腔爱国热情,被满口谎言的蒋介石捉弄,铩羽而归。他还同清华同学一起,到清河、沙河一带农村,向农民宣传抗日。季羡林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自谓“平生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但是,对政治斗争,他的态度却是:“我算是中间偏左的逍遥派,不介入,也没有兴趣介入这种斗争”。季羡林的政治态度是以爱国为标准,对党派斗争没有兴趣介入。他是爱国者,不是政治家。他的志趣在追求知识,而不是参加政治斗争活动。这种思想,从年轻时便已形成。
  所以,当一个深夜,胡乔木坐在他的床边,苦口婆心地劝说他参加革命活动的时候,他告诉胡乔木他胆小怕事,没有答应。但是,他答应可以到胡乔木主办的工人子弟夜校去教课,算是聊助一臂之力。
  解放后,胡乔木身居高位,季羡林乃一介书生,他们的友谊始终保持。胡乔木对季羡林旧情难忘,也曾助过他一臂之力。
  在清华大学的四年间,季羡林交游甚广,朋友甚多,除吴组缃、林庚、李长之“三剑客”外,还有卞之琳、萧乾、李健吾、田德望、钱钟书、邓广铭等都是季羡林的挚友。这些人当年都是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在清华、北大、燕大读书,后来都成了著名的作家、诗人、学者、教授。季羡林同他们也经常聚会,除了谈天说地,褒贬文坛人事外,还一起拜访老师,看体育比赛,结伴游圆明园、颐和园,爬香山,进城看电影,听戏,购物,买书,下馆子,生活丰富多彩,生气勃勃。下面随意摘引几段季羡林当时的日记,读者可以从中窥见到季羡林当时生活的真实面貌:
  l932年l0月28日
  早晨连上两班吴可读的课,真正要命已极,吴可读怎么能从Oxford(牛津大学)毕业呢?真笑天下之大话。
  过午跑一千六百米,共四圈,因为缺少练习,跑到第二圈上就想下来,好歹携着两条重腿跑下来,头也晕,眼也花,也想吐,一切毛病全来。澡没洗好,就赶快回到屋里来,大睡。
  又到民众学校上课。又难办,学生程度不齐,而设备又不够。
  今晚我用所得稿费请客——肥鸭一只。
  晚上同长之闲扯,我觉到他是从感情到理智进行着的,他不能写小说。然而他不服气。
  同访杨丙辰,谈少顷即回屋。
  预备法文。
  l933年4月2日
  今天同武、王、左登金、蔡淳专逛颐和园。
  走了去,因为我去的次数比较多,我于是成了向导了。先上山,后逛排云殿,又坐船到龙王庙。逛的人非常多,但是总觉得没什么意思——尤其玉兰花不开,更令人失望。
  不过,今天天气终归是太好了。没有太阳,也没有风。我穿了棉袍来,却糟了天下之糕——因为太热。
  过午又去逛玉泉山。出颐和园,坐洋车。玉泉山军事训练时期(三星期)来过一趟,但没有能够上山顶,这次上了山顶了,而且还上了塔的最高顶——呵,justmarvelous(英语:真不可思议)能够看到多远呵。你想,在山顶上再建上塔,够多高呢。
  晚上我在合作社请客。
  l933年6月4日
  本预备今天进城,早晨天色阴沉,恐怕下雨,没能走。
  吃午饭的时候,武、王、施三君忽然决定饭后徒步进城,我也赞成。于是开步——袜子前边破了,脚趾被摩擦,倍儿难过。顺着平绥路,走,走,走。天虽阴而沉闷,也热。到西直门刚上电车,便大雨倾盆,其势猛极。我想,倘若走慢一点,非淋在路上不行。到西单下电车的时候已经停了。
  到老天利买了个景泰蓝的小瓶。
  坐四点半汽车回校,雨又濛濛地下起来了。
  1934年3月11日
  早晨朦胧起来,天色阴沉,一问才知道已经快九点了——本来预备进城,仓卒去洗脸,水管又不出水,兀的急煞人也麽哥。赶到大门口,已经是最末一辆汽车了,同行有长之、吴组缃。天在下着细雨。
  先到北大访虎文,据说到良王庄去了。同峻岑谈了谈,又赶回露薇家,同长之、组缃到新陆春应李健吾请,同桌有曹葆华等人,无甚意思。后同访杨丙辰先生。在杨处遇虎文,惊喜。他才从天津回来,谈了半天,又得了点lnspiration(灵感),赶汽车只长之一人上去,我没能得上,又折回市场同虎文谈了谈。七点回校。



同窗情深(2)



  从以上几则日记中,既可窥见当年清华学子生活之一斑,又可看出青年季羡林朝气蓬勃,真纯可爱性格之一面。
  但是,季羡林的大学生活,并不总是阳光灿烂,天朗气清,惠风和畅,陶陶然乐在其中。他心中有“一本难念的经”。有时,在极乐之后,一阵愁思猛然袭上心头,令他顿感无边的寂寞和孤独。他写道:
  我最近感到很孤独。我需要人的爱,但是谁能爱我呢?我需要人的了解,但是谁能了解我呢?我仿佛站在辽阔的沙漠里,听不到一点人声。“寂寞呀,寂寞呀!”我想到故乡的母亲。
  季羡林的忧愁,不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包办婚姻像无形的枷锁,套在他的身上,使他既不能从妻子那里得到爱和理解,又失去爱别的女孩子和接受别的女孩子爱的权利。这对一个刚刚二十出头,感情极其丰富的青年人来说,难道不感到愁苦凄凉吗?一个没有母爱,没有温暖,只有感恩回报义务的家,难道能给他带来欢乐和温馨吗?所以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近来对家庭感到十二分的烦恶,并不是昧良心的话。瞻望前途,不禁三叹。”尽管生活在清华园里,季羡林感到心旷神怡,如鱼得水,然而他内心深处会时时掠过一道暗影,令他黯然神伤。在这种情况下,惟一能慰藉他那颗寂寞孤独的心的,只有故乡的母亲。



文学青年(1)



  季羡林在大学期间,继续写作散文,相继写成了《枸杞树》《黄昏》《回忆》《年》《兔子》《母与子》《红》《寂寞》等十多篇,陆续发表在报刊上。这时期的散文,已经脱去了中学时代的稚气,逐渐成熟。这些作品,显然受到西方散文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五四”以来一些著名作家,特别是新月派作家的影响。浓郁的诗情画意,文笔细腻,内容隐晦含蓄,感情深沉,还带有些许感伤的情调。
  季羡林当时虽然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大学生,但是,对文学和文坛,已经有相当的了解,而且有自己的主见。
  他崇敬鲁迅,但对鲁迅,他有自己的看法:“今天读鲁迅《二心集》。在这集里,鲁迅是左了。不过,《三闲集》的序是最近作的,对左边的颇有不满,仍是冷嘲热讽,这集的文章在《三闲》序前,却称起同志来了,真叫人莫名其妙。”(l932年ll月l3日日记)
  对胡适,他也一分为二:“听胡适之先生讲演。这还是第一次见胡先生。……我总觉得胡先生(大不敬!)浅薄,无论读他的文字,听他的说话。但是,他的眼光远大,常站在时代前面我是承认的。我们看西洋,领导一派新思潮的人,自己的思想常常不深刻,胡先生也或者是这样罢。”(l932年l0月l3日日记)
  在作家中,他喜欢沈从文、巴金、老舍、徐志摩等人的作品。
  他对左翼作家是敬而远之的。他在1933年5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最近一写东西,就想普罗文艺批评家。自己很奇怪:在决定写小品文的时候,小品文还没被判决为有闲阶级的产品,现在却被判决了。自己想写小品文,但心中文仿佛怕被他们骂,自己不甘于写农村破产,不甘于瞪着眼睛造谣,但又觉得不那样写总要被人骂。被人骂有什么关系呢?我要的是永久的东西,但心里总在嘀咕着,我现在深深地感觉到左联作家的威胁。”
  那么,季羡林追求的文学理想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他在l932年11月14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最近我才觉到我的兴趣是倾向象征的唯美的方面的。我在德国作家中喜欢Holderlin(荷尔德林),法国喜欢Verlaine(魏尔兰,法国象征派诗人),Baudelaire(波特莱尔,法国象征派诗歌先驱),英国Blake(布莱克,英国浪漫诗人),Keats(济慈,英国浪漫诗人)以至其他唯美派诗人。不过这些诗人的作品我读的并不很多,我所谓喜欢者大半都是Bylntuition(直觉地)。然而即便,他们的天才总是能觉得到的。
  我主张诗要有形式,与其说有metre(格律),有rhyme(韵律)。以前有一个时期,我曾主张内容重于形式,现在以为是不对的。散文(尤其是抒情的)不要内容吗?中国新诗人只有徐志摩试用metre。不过这在中国文是非常难的。不过无论难不难,中国诗总应当向这方面走。这是我所以对徐志摩有相当崇拜的,无论别人怎样骂他。我觉得诗之所以动人,一大部分是在它的音乐成分。本来拿文字来express(表达)感情是再笨不过的了。感情是虚无缥缈的,音乐也是虚无缥缈的。感情有naturalharmony(自然和谐),音乐也有。所以——最少我以为——音乐表示感情是比文字好的。倘若不用文字,则无所谓诗了,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在诗里多加入音乐成分。
  整整70年过去了,季羡林当时的文学观在今天看来,不论是正确还是错误,是深刻还是浮浅,是精辟还是幼稚,无论如何它让我们听到了当时一个文学青年真实的心声,而这种声音过去是很少听到的,这件事本身就十分有意义。
  最近读到台北出版的《传记文学》杂志(2001年11月,第474期)。其中有一篇谈到新月社的文章,并且提到了季羡林,不妨抄录一段,供读者参考:
  1923年新月社在北京成立。先是以聚餐的形式出现,后来发展为俱乐部。参加的人有梁启超、胡适、徐志摩、丁西林、余上源、林徽因等。社名是由徐志摩依据泰戈尔诗集新月集而起的。其意在“它那纤弱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次年底,胡适、陈西滢、徐志摩建立“现代评论社”。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撰稿人几乎都是新月社成员。北伐战争进入高潮,新月俱乐部宣告终止。
  1927年春,原新月社的骨干,胡适、徐志摩、余上源等,筹办新月书店。1928年3月,创办《新月月刊》。
  新月社活动从此正式开始。参加的成员还有罗隆基、梁实秋、潘光旦、儲安平、刘英士、张禹九、闻一多、邵循美等人。
  1931年11月,徐志摩机坠身亡,叶公超临危受命,接办新月后六期编务。他又联合文友创办《学文》,并参予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为重振新月提拔新人贡献力量。后来成名的:钱钟书、季羡林、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都是经过叶公超之手,借《新月》、《学文》扬名文坛的。
  到1933年6月,新月杂志出刊四卷七期,宣告停刊,书店为商务印书馆接收。新月社宣告解散。
  引文中,详尽地叙述了新月社的始末,又谈到叶公超与新月社的关系,最后提到季羡林是叶公超“为重振新月提拔的新人”之一。这些背景,当年的季羡林恐怕是并不知晓的,所以不能据此便把季羡林归到新月社一派中去,当时季羡林还是个大学生,还谈不上哪个派的问题。但是,作为季羡林的业师,叶公超确实对季羡林的文学创作进行过指导,有过影响。季羡林在《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文中写道:



文学青年(2)



  在清华四年中,我同他(指叶公超——引者注)接触比较多。我早年的那一篇散文《年》,就是得到了他的垂青,推荐到《学文》上去发表的。他品评这篇文章时说:“你写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感受,而是‘普遍的意识’(这是原话)。”我这篇散文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都交给命运去安排吧!”这就被当时的左派刊物抓住了辫子,大大地嘲笑了一通没落的教授阶级垂死的哀鸣。我当时是一个穷学生,每月六元的伙食费还要靠故乡县衙门津贴,我哪里有资格代表什么没落的教授阶级呢?
  不管怎样,我是非常感激公超先生的。我一生喜好舞文弄墨,年届耄耋,仍乐此不疲。这给我平淡枯燥的生活抹上了一点颜色,增添了点情趣,难道我能够忘记吗?在这里我要感谢两位老师:一个是高中时期的董秋芳(冬芬)先生;一个就是叶公超先生。
  这一段插曲,可以视为上面介绍季羡林早期文学观的一点补充。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四年中,专业成绩优秀。他的毕业论文是TheEear1yPoemsofHo1der1ih(《荷尔德林的早期诗》)。
  大学四年里,季羡林除了散文创作,还翻译了多篇外国名家的短篇小说。



“永久的悔”(1)



  1933年初秋,季羡林正在读大学三年级,突然传来噩耗,母亲在家乡病逝。闻讯后,他立刻从北平赶回官庄。他在火车里闷了一天,在长途汽车里又颠簸了一天以后,终于回到了八年未曾回过的故乡。当他跌跌撞撞地进了家门,看见母亲的棺材静静地端放在屋子中央,立刻扑向棺材,抚棺放声大哭起来。周围的人上来劝解,他丝毫不听,只是痛哭不止,一直哭到不知道自己在哭。
  母亲的死,犹如晴天霹雳,对季羡林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并且成了他终生悔恨的一件事。
  他从六岁离开母亲到济南叔叔家生活,中间只回老家三次,都是奔丧,只在母亲身旁待了数日。而最后一次见到母亲,已是八年前的事了。现在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尽管如此,在离开母亲的16年中,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母亲。可是,寄人篱下的处境,使他身不由己,不能经常去看望母亲。他曾暗下决心,自己大学毕业以后,有了工作,立刻迎养母亲,可是,现在还没等他大学毕业,母亲便永远地去了,怎能不使他悔恨万分呢?
  在等待下葬的日子里,他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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