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来读书，这个决定没有错。他多年来倾注在侄子身上的心血没白费。他对得起他的兄弟，对得起季家的祖宗。这回侄子真的要成龙了。他没有流泪，而是内心充满自豪和骄傲。年轻的妻子，抱儿牵女，望着丈夫，眼里流出了泪水。她想说：看看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担子有多重。你一走，担子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盼望你早日学成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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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亲去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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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完全是中国传统式的离别。没有过多的话语与激动的场面，然而在默默中，离愁别绪却似惊涛骇浪般在每一个人的心底汹涌翻滚。季羡林眼里含着泪，但没有流出来，硬把泪珠子强压在肚子里。他没敢多看亲人一眼，扭头就上了洋车，只有大门楼上残砖败瓦的影子在眼前一闪，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在洋车里，季羡林心乱如麻，思绪万端。他留下的是一个破败的家，老亲，少妻，年幼的子女。他们今后的命运会怎样？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也同亲人们一样，万里投荒，前途一片茫茫。
季羡林乘火车到北平，办理出国手续。同行六人，都是此次考上“交换研究生”的清华同学。其中包括后来当过外交部长的乔冠华。乔是哲学系学生，比季羡林高两级。在校时，乔冠华经常腋下夹着一册又厚又大的德文版黑格尔全集，昂首阔步，旁若无人，徜徉于清华园中。因为不是同道，季羡林虽与乔冠华认识，但不熟。这次同被录取为交换研究生，才熟悉起来。当时北平没有外国领事馆，办理出国护照的签证，必须到天津去。于是季羡林和乔冠华一起乘火车赴天津，到俄、德两国领事馆去办签证。手续很快办完，又回到北京，只等出发。
季羡林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在等待出国期间，他首先去拜访了冯友兰先生。因为是冯先生从中斡旋，中德交换研究生的合同才得以成功。其次是拜访了蒋廷黻先生。据说他在签订合同中，也出了力。蒋先生还恳切地劝他，德国是个法西斯国家，在那里一定要谨慎行事。季羡林对师长们的叮嘱表示十分感谢。他还拜见了景仰已久的闻一多先生。这是他第－次同闻先生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等到十一年后，他回国时，闻先生已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但是闻先生的形象却永远留在他的心中。
季羡林住在清华工字厅招待所等待行期。此时正值暑假，偌大一个清华园，静悄悄，空荡荡的，但风光更加旖旎。高树蔽天，浓荫匝地，花开绿丛，蝉鸣高枝，荷花迎风开放，西山紫气冉冉升腾。然而，风光虽美，季羡林的心中却感到无边的寂寞。仅仅在一年前，他还经常同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等好友，在这里海阔天空地畅谈，纵论天下大事，臧否古今人物。曾几何时，这－切都已成过去，如今只剩下他一人回到水木清华。睹物思人，对月兴叹，人去楼空，不禁感伤起来。
终于到了启程的日子。
当时到欧洲去，没有飞机，海路又费时又麻烦，最简便的路程就是乘苏联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六位留学生就是走这条路线赴德国去的。
8月31日，朋友们把六位留学生送到前门火车站。－番祝福，一番叮嘱之后，火车开动了。再见了朋友们，再见了祖国。此时，季羡林脑海里忽然浮出一句古诗：“万里投荒第一人。”可见其时他对前途一片茫然的心境。
火车到了山海关，进入“满洲国”。停车，办理入“国”手续。交出三块大洋的“买路钱”，继续行驶。第二天早晨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要停留几天，留学生们纷纷置办长途旅行的食物，因为餐车上的食品太贵，不是穷学生们吃得起的。每个人买了七八斤的大“裂巴”（俄式面包），一两根粗大的香肠，再加上几斤干奶酪和黄油，配上几个罐头，总共有四五十斤重，装在一个大篮子里。这就是每人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八九天的全部食物。9月4日终于登上了苏联的西伯利亚火车。车上的卧铺，每间四个铺位。六个中国留学生，住两间屋内，其中一间有两个铺位是别人睡的。火车奔驰在松嫩平原上，车外一望无际，只有草原，没有山，乍一看，像似风平浪静的大海。季羡林感到自己仿佛是乘船在大海里漂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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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都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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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车到满洲里，是苏联与“满洲国”接壤的地方。火车停下来，接受苏联官员的检查。苏联官员视一切外国人为“可疑分子”，对每个外国旅客投以怀疑的目光。这使初次出国的季羡林心中甚为不快。检查行李之仔细，也大出他所料。连一把极其粗糙的铁水壶也要翻来覆去，又敲又打，怀疑其中是否有”夹壁墙”。季羡林年轻气盛，气愤得几乎要同苏联官员争吵。所幸旁边的一位外国老年朋友，拍了拍他的肩膀，用英语说了句Patienceisthegreatvirtue（忍耐是大美德），才把怒气压了下去。这“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没有给他留下好的印象。
检查完了，毫无所获。列车终于在横亘欧亚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上飞驶。一路上，六个阅世未深的二十三四岁的大孩子，从陌生到熟识，最后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虽然八九天连续吃着大“裂巴”和香肠，吃得倒了胃口，难以下咽，但是由于每个人眼前都有一个美丽的梦，梦里铺满了玫瑰花，闪耀着彩虹，也就对眼前的这点困难毫不在乎，车厢里始终充满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转眼过去了八天。9月14日，车抵莫斯科。
莫斯科是当时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是全世界革命者心中的圣地。即使像季羡林这样并非革命者的青年，对一睹莫斯科的真相，也是颇感兴趣的。但是他心里仍然有一点矛盾。原因是他本来就对外蒙古“独立”问题，心存疑问，对当时苏联的做法很不理解。苏联当局为了让这些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人（当然包括六位中国留学生）领略一下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洗一洗脑子，转变一下世界观，总要找出各种借口，让国外来的列车在莫斯科停上一两天，以便参观市容。
他们一群外国旅客被送上一辆大轿车，到莫斯科市内观光。导游小姐的打扮首先让季羡林吃了一惊。她年轻貌美，白脸长身，穿着华贵，涂着口红，染着指甲，一身珠光宝气。这同季羡林想象中的“普罗”小姐完全不同，倒是和资产阶级小姐毫无二致。导游小姐用英语讲解。车子开到一个地方，眼前一片破旧的大楼，导游小姐说：在第几个五年计划，这座楼将被拆掉，盖上新楼。车子到了另一个地方，她又说，第几个五年计划，这片地方将被拆掉，盖上新楼。如是，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个地方，导游小姐说的仍然是那一套，只是神色更加冷漠，脸含冰霜，毫无表情。结果一座新楼也没看见。这使季羡林很失望，他质疑：“这难道就是社会主义吗？”在赤都，他除了受到“五年计划”之类的教育外，别无所获，留下的印象并不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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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抵柏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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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天十夜的长途跋涉，9月16日早晨8点，火车终于到达德国首都柏林。这里是季羡林这次万里长途旅行的目的地。到达柏林意味着他旧的生命的结束，新的生命的开始。
初到柏林，刚走出火车站，他便感到一阵惶惑，既兴奋好奇，又忐忑不安。脚下踏着的分明是光滑的柏油路，却仿佛踏上了棉花一般。眼前飞动着汽车电车的影子，天空中交织着电线，大街小巷纵横交错，置身于高耸的楼房之中，漫步于宽敞清洁的长街上，自己宛如陷进了一片茫无涯际的大海之中。从当时落后的中国，一下子来到繁华的柏林，真有点乡下人进城的感觉。
清华老同学汪殿华和他的德国夫人，在夏洛滕堡区的魏玛大街，为季羡林找到了一间房子，房东名叫罗斯瑙。当时的德国人，不管是干什么工作的，一般来说住房都比较宽敞。有卧室、起居室、客厅、厨房、厕所，有的还有一间客房。在这些房间之外，如果还有余房，则往往出租给外地或外国大学生。出租的方式也很奇特。不是出租空房，而是出租房间里的一切东西。租赁者不需要带任何行李，连面巾、浴巾之类都不需要。房间里所有服务工作，铺床叠被，给地板打蜡，都由女主人包办。房客的皮鞋，睡觉前脱下来，放在房门外面，第二天－起床，女主人已经把鞋擦得闪光锃亮。这些工作，即使是教授夫人也要亲自下手，她们丝毫也没有什么下贱的感觉。德国人之爱干净，天下闻名。女主人一天到晚，擦这擦那，忙个不停。房间里窗明几净不必说了，连楼道也天天打蜡。楼外的人行道，也天天打扫，而且用肥皂水洗刷，在地上打个滚儿，衣服都不会弄脏。室内室外，楼内楼外，任何地方，都是纤尘不染。这一切给季羡林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曾经有人这样概括德国人的性格：守时，勤勉，节俭，忠诚，清廉。这样的概括不知道是否准确。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一个有着内驱力的民族，一个跌倒了还能够爬起来的民族，一定有一种内在的稳定的东西在起作用。季羡林对德国人的最初印象是：“德国人总的说来是很可爱的，很淳朴老实的。他们毫无油滑之气。有时候看起来甚至有些笨手笨脚，呆头呆脑。”季羡林的性格同德国人的性格，本来就有相似之处。他在德国生活了十年，与德国人朝夕相处，十分融洽，他自己也多少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季羡林到柏林之后，首先要做的事是补习德文。虽然他在清华学过四年德语，而且得了八个“优”，但是到了德国还是张不开嘴。于是，他和乔冠华一起，参加了柏林大学外国留学生德语班，天天去上课。讲授德语的赫姆教授，是一位十分优秀的老师，令季羡林很敬佩。在9月20日的日记里，他写道：“教授名赫姆，真讲的太好了。我这是第一次听德文讲书，然而没有一句不能懂，并不是我的听的能力大，只是他说的太清楚了。”可见这位教授水平之高。季羡林到柏林后，天天同乔冠华一块儿听课，吃饭，访友，购书，游婉湖和动物园，形影不离。他俩很谈得来，有时闲谈到深夜，季羡林就睡在乔冠华的住处。他们同一般中国留学生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很少往来。
当时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很多，因为赴德留学回国后很吃香，许多大官和巨商都把子女送到德国留学，如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冯玉祥、戴传贤、居正等人的子女或亲属都在德国留过学，而且几乎都聚集在柏林。这些“衙内”和纨绔子弟，大多只挂个留学生的名，根本不去听课。每天吃喝玩乐嫖娼妓等。他们只要会说四句德语，就可以在柏林应付裕如。每天早晨起来，见到房东说一声“早安”，就甩手离家。到一家中餐馆里，洗脸，吃早点，然后打几圈麻将，就到了午饭的时候。午饭后，提着照相机，相约出游。吃晚饭时回到饭馆。深夜回家，见到房东，说一声“晚安”，一天就过去了。再学上一句“谢谢”，一句“再见”，德语学习就算完成了。他们认为自己是“衙内”、“少爷”，摆出一副狂傲自大，唯我独尊的神态，令人厌恶。
最让季羡林无法忍受的，是中国留学生在德国餐馆的吃相。一次，他与乔冠华一起到一家中国餐馆去吃饭。一进门，高声说话的声音，吸溜呼噜喝汤的声音，吃饭呱唧嘴的声音，碗筷碰盘子的声音，汇成一个大合奏，其势如暴风骤雨，迎面扑来，仿佛又回到了中国。欧洲人吃饭都是很安静的，喝汤决不许出声，吃饭呱唧嘴更是大忌。中国留学生把祖国的“国粹”，带到万里之外的柏林，让德国人吃惊之余，嗤之以鼻，给中国人丢尽了脸。从此，季羡林和乔冠华再也不去中国餐馆吃饭了。对柏林中国留学生的印象，季羡林在10月17日的日记里，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在没有出国以前，我虽然也知道留学生的泄气，然而终究对他们存在着敬畏的观念，觉得他们终究有神圣的地方，尤其是德国留学生。然而现在自己也成了留学生了。在柏林看到不知有多少中国留学生，每人手里提着照相机，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气。说话，不是怎样去跳舞，就是国内某某人作了科长了，某某人作了司长了。不客气地说，我简直还没有看到一个像样的‘人’。到今天我才真知道了留学生的真面目！”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季羡林当时曾动过写一本《新留西外史》的念头，可惜他在柏林只呆了一个多月，这部作品未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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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抵柏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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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时一些纨绔子弟在国外的丑恶表现和恶劣影响，季羡林始终耿耿于怀。1946年，他回国后，还专门写过一篇《论自费留学》的短文。文中写道：“这些人物（纨绔子弟）最好都留在国内，当接收大员也可以，当什么什么专员也可以，无论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要出国，因为外国人没见过中国，只要看到一个中国人的举动，他们就会想到全中国的人都这样。难道我们就甘心让这些人到外国去代表四万万人宣扬中华民族的伟大么？”这段话今天读起来确实有点幼稚，实际上不让这些“衙内”、“公子”出国也是办不到的。但是季羡林这种“家丑不可外扬”的爱国痴情，却又令人感动不已。当然，高官巨商们的子女，也并非清一色的都是纨绔子弟。如章士钊的儿子章用，就是一个正经的读书人。章用出身世家大族，书香名门，却没有一点纨绔气，他同季羡林后来成了莫逆之交。
中国自清末有了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后，百余年来，无论留学东洋或西洋的，荒嬉者多，勤学者少；“镀金”者众，有成者寡，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的所作所为，总的说来，口碑并不甚佳，这也是事实。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人们从鲁迅、老舍、钱钟书诸位大师的作品中，即可窥出一二。因而，在当时的留学潮中，像季羡林这样，真心实意，不远万里，“舍身求法”的人，就愈显得难能可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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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城哥廷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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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在柏林呆了一个多月，最终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