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造就了生动可感的意象。 《山神》（一译《奥丽特》）是她最著名的一首诗：
翻腾吧，大海——翻腾起你尖尖的松针，把你巨大的松针，倾泻在我们的岩石上，把你的绿扔在我们身上，用你池水似的彩霞覆盖我们。
诗歌采用了意象的重叠交融技巧。所谓意象的重叠交融，就是在一个意象之上投映着另一个意象，两个意象彼此渗透，构成一个新的意象。诗人把山比喻成海，把松林比喻成海浪。在描写中（或者说在联想中），松林成了海浪，可以打在岩石上，用绿来冲击着人；海浪也是松林，所以大海翻腾起的是高高的松树，而且“覆盖”了人。由于意象之间彼此重叠交融，风卷松林，松涛滚滚的画面便被突现了出来，给人极深的印象。后来的许多现代派诗人（克莱思）都以这首诗的技巧上得到启发，自觉地以意象的重叠交融来增大诗的强度。
理查德·奥尔丁顿 （1892—1962）虽是意象派运动的代表，但他的诗并不是典型的意象诗，同庞德提出的“客观性，再一次客观性”不完全符合。他的诗常是客观与主观兼有，意象同抒情并列。较少主观之情的是《傍晚》一诗：
烟囱，一排接着一排，划破清澈的天空；月亮，一片破纱裹着她的腰，在烟囱中搔首弄姿，一个笨拙的维纳斯——这里，在厨房的洗涤格上，我肆无忌惮地望着她。
奥尔丁顿用意象映衬对比的方式暗示出“我”对“她”的强烈爱意，暗示出“我”对外在世界的反感以及平庸生活中的某种追求（或许是陶醉于美吧？），虽是极少的笔墨，却蕴含丰厚，耐人咀嚼。
奥尔丁顿的诗作还有《新老意象》（1915）、《战争与爱情》（1918）、《欲望的意象》（1919）等。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1883—1963）是一个具有极大影响的美国诗人。50——60年代时声誉甚至压过了艾略特。
在庞德的影响下，威廉斯参加了意象派诗歌运动。意象派运动结束后，30年代，他又加入了客观主义诗歌运动。客观主义是意象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苏。威廉斯在解释客观主义时说，客观主义认为，诗歌除内容外，本本也是需加工的客观物体。同意象主义相比，客观主义所强调的意象有其明确的特殊性，而且是意象的含义更为宽广，进入画面的是思想，头脑，而不是无依无靠的肉眼。威廉斯主张诗歌“要事物本身，不要概念”。这同庞德的原则是一致的。他反对艾略特的诗风，认为艾略特向后看，把诗歌引向了晦涩的歧路。他坚持自己的道路，孤军奋战了近半个世纪，终于创造了一种和艾略特风格迥异的美国式的诗。
威廉斯的诗集有《酸葡萄》（1921）、《春天及其他一切》（1923）、《一个年轻的殉道者》（1935）等。他还花了近20年时间写了长诗《巴特逊》。被称为“我们这时代的《草叶集》”。一般说来他的诗作短小精悍，清新自然，富有浓厚的乡土味和生活生气。人们常常称道的也主要是他的小诗，如
《红小车》、《给一个穷苦老妇人》、《南塔刻特》等。先看《红小车》：
那么多东西，倚仗／一辆红色／手推车／雨水淋得它／晶亮／旁边是一群／白鸡／（袁可嘉译）
诗歌呈现出一幅由红色手推车、雨水和白鸡组成的色彩鲜明而又和谐的画面。但其内蕴是什么？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是一种人生思考，有人说它是一种美学追求，还有人说它是一种心理体验。究竟孰是孰非？语言的多义性，造成了诗的丰富内涵。因此必然会见仁见智。在这里，我们只能说，威廉斯在平凡、单调的生活中捕捉到一种美，他又用精确的诗句呈现了这种美。再看 《给一个穷苦的老妇人》：
在衔上嚼着只／李子，手上还拿着／一纸袋／她觉得好吃／她觉得／好吃。她觉得／好吃／你能看到这点／瞧她吃手上／咬剩的半个／那副劲头／吃舒坦了／熟李子的慰藉／似乎充塞空气中／她觉得李子好吃／一个老妇人，一生穷苦，某一天吃到了一只李子，她感到特别香甜。于是，她心里默念着，嘴里叨咕着：“好吃！”“好吃！”透过这极平凡的生活细节，这一连声的“好吃！”我们不是体会到了一种浓厚的幸福吗？当然，这是满面泪痕后的幸福感。能吃到一只李子，便如此“幸福”，这个老妇人“穷苦”之程度，穷苦进间之长就可想而知了。而且，在这种“客观”的生活细节的描写，似乎还自然地流露出诗人“主观”上对穷苦人的同情。
最后看《南塔刻特》
窗外的花／淡紫，嫩黄／白窗帘变化色调／洁净的气息——／向暮的日光——／照着玻璃托盘／玻璃水瓶，酒杯／翻倒，旁边／有把钥匙——还有那／洁白无瑕的床。
这首诗仿佛是一幅印象派的抽象画。诗人的视觉从窗外到室内，罗列了一系列的静态意象，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画面中的颜色浓淡分明，给人一种素净淡雅的美感。而且，诗人“从写生中超越自然”（塞尚语），不但写静物，还写瞬间感受，以“白窗帘变化色调”表现出对颜色变换的美感，以“洁净的气息”表现出嗅觉与视觉的相通，暗示出自己对恬淡、安逸生活的向往。
总而言之，威廉斯在客观方面是突出的，他的小诗在自然清新中呈现出色彩分明的意境，暗含着浓厚的诗意，似乎有点我国的山水田园诗的味道。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叶赛宁 （1895—1925）是俄罗斯著名抒情诗人。1919年，叶赛宁与意象派诗人接近，成为意象派的主要成员。他继承俄罗斯民族歌谣的传统，采用意象派的表现手法，歌颂俄罗斯乡村的自然风光，写出了许多优美的诗篇。如《日出》：
在蓝幽幽的天边，点燃起红霞一片，一条彩带呈现了，闪着金色的光焰。
旭日的万道金箭，从高空折回光线，引出反射的链锁，又把光撒向远天。
那灿灿的金光哟，倾刻把大地照遍。
那蔚蓝的苍穹哟，在我四下里展现。
叶赛宁是一个善于设色的诗人，本诗便体现了这方面的特色。蓝幽幽的天，红艳艳的朝霞，金灿灿的光焰，光与色的配置十分和谐，特别是第二诗节，描绘中还给人一种立体感，突出了大自然的无比美好，含蓄地传达出诗人的感情。再如《白桦》：
洁白的白桦树，站立在我的窗前，披一身雪粉，好似银子镶嵌。
在那树枝上，／挂着白雪一串串，毛茸茸的枝条／白缨缨一片。在沉睡的寂静里，白桦伫立默然，那金色的火焰／又把雪花点燃。慵懒的朝霞／偎在白桦的身边。为白桦再次银镀／全身更加皑皑耀眼。
本诗体现了叶赛宁诗作又一特色，即采用拟人手法。诗人把自然景物人格化，在使大自然充满各种色泽、律动的同时，也使自然物具有人的情态，人的意识。这样，诗境中，人和自然便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诗人在描绘自然美的过程中，也展示出自己追求美的心灵。另外，叶赛宁笔下的白桦常和少女相联，因此，我们通过那个仁立窗前、披着一身银辉的“洁白的白桦树”形象，似乎也看到了某种品格，比如纯洁，比如朴实无华。这使本诗显得既自然清新，又含蓄蕴藉。
叶赛宁欢迎十月革命，期望革命后能出现一个“农民天堂”。在诗集《俄罗斯与革命》（1925）中，他歌颂革命，宣传共产主义建设的思想。在长诗
《安娜·斯涅金娜》（1925）中，他还描写了农村革命的广阔前景。这是叶赛宁积极的一面。
另一面是，他出于对纯朴的自然的热爱，曾不理解工业化初期对自然的某些破坏，对新的现实有所反感。表示忧虑。这促使他苦闷、悲观，认为自己“一去不返地别了故乡”。为了寻求解脱，他走上了自甘堕落的道路。他后来回顾说：
我们这肮脏的星球，是多么冷酷！太阳列宁／也还没把它消熔！
因为我才去／胡闹，堕落和酗酒——怀着诗人的／病弱伤痛的心灵。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写了组诗《莫斯科酒馆之音》（1921—1924）。作品中充满良辰难在，故土难归的感伤哀愁，亦即“叶赛宁情调”，表现出叶赛宁创作的消极面。
隐逸派
隐逸派又译奥秘派，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意大利出现的一诗派，在西方待坛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1936年，评论家F·弗洛拉把自己所写的评论翁加雷蒂诗作的文章汇编成《隐逸派诗歌》，把翁加雷蒂等人的诗作称为隐逸主义。隐逸派由此得名。
隐逸派的基本主张表现在对生活及现实的看法上。这一派认为，由于“生活之恶”的侵袭，诗人无法表现普遍的真实，而只能寻求个性的真实，表现自我情感和内心世界。因此，这一派主张，诗人应超脱严酷的现实，把笔触伸到个人的情感世界去，刻划出内心世界的微妙情感。
在艺术上，隐逸派受象征主义和未来主义的影响，善于用象征、隐喻的手法来表现内心，注重语言的音乐性。
隐逸派的兴盛期是20年代，产生了人称“隐逸派三杰”的翁加雷蒂、蒙塔莱和夸西莫多。
米塞培·翁加雷蒂（1888—1970）青年时代在象征主义和未来主义的影响下开始创作。他的诗作着重刻划个人在时代风云之中的瞬间感受，贯穿了对人类悲剧命运的深沉思考，反映了诗人的苦闷以及对自由、和平的向往。代表作有诗集 《覆舟的愉快》（1919）、《时代的感情》（1937）、《呼喊与风景》（1952）等。
战争的腥风血雨和随时存在的死亡威胁，使诗人突破传统抒情诗的风格，致力于寻求直率、简洁的语言和清澈明朗的诗评。《守夜》一诗就是这种探索的结晶。诗中写：
整整一夜／我守护着／一名被杀害的战友。
他的嘴唇／扭曲／他的双手／抽搐／清朗的月光／照亮／他的面孔。
他闯进了我的孤寂／我挥动羽笔／把爱注进了书简。
我从来不曾／这样眷恋生活。
诗人利用平易的语句、短促的节奏，表现了“我”在死的包围之中的瞬间感受：“我从来不曾／这样眷恋／生活”。最后三行如同我国古典诗歌中的点睛之笔。前面的诗句好象很平淡，由于有了这几行，“我”内心中正在进行的生与死的搏斗，对死的恐惧和生的眷恋，便全盘托出了，寥寥数语，却含意隽永，在表现内心隐秘情感方面显得很有力度。
《岛》一诗则体现了翁加雷蒂诗的又一种风格：
他来的一个／永远是黄昏的海岸上／那儿有古木参天的森林；／再往深处走，只听得羽毛的音响在召唤他／炎热的水发出刺耳的击拍声／把羽毛的音响溶化，这时他看到一个精灵／（本来没精打采，后又振作起来）；回身往高处看，原来是一个仙女，她伸直身子抱住一株榆树，沉沉入睡。
他时而想到幻影，时而想到真正的火焰，后来到了一块草地，那儿的阴影，在处女的眸子里／显得十分浓密，像橄榄树下的黄昏一样；树枝上，慢慢滴下了／一丝丝箭似的雨水，那儿羊儿在宁静温馨的环境下／打盹，有的羊儿／却在熠熠发光的地毯上觅食，牧羊人的手透明得像玻璃，亮油油的，仿佛害过／一场小小的热病。
在本诗中，诗人将现实与幻境交溶于一体，以新颖的意象和独特的象征、隐喻，创造出一个色彩纷呈、神秘迷蒙的境界，表现了“他”在虚弱、孤独、痛苦中想要逃离现实，与自然同一的强烈愿望。与 《守夜》明显不同，它显得瑰丽多彩，神奇诡谲。
埃乌杰尼奥·蒙塔莱（1896－1981）是本世纪意大利最杰出的抒情诗人，隐逸派的旗手。1925年，他出版诗集《乌贼骨》，一举成名。此后的重要诗集有《境遇》（1939）、《暴风雨及其他》，（1956）、《萨图拉》（1971）等。1975年，由于“他独树一帜的诗歌创作，以巨大的艺术敏感性和排除谬误与幻想的生活洞察力，阐明了人的价值”，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乌贼骨》是隐逸派文学的代表作品，被认为是蒙塔莱的创作理论和隐逸派诗歌特点的图解。《生活之恶》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首：
我时时遭遇／生活之恶的侵袭：它似乎喉管扼断的溪流／暗自啜泣，／似乎炎炎烈日下／枯黄萎缩的败叶，又似乎鸟儿受到致命打击／奄奄一息。
我不晓得别的拯救／除去清醒的冷漠：它似乎一尊雕像／正午时分酣睡朦胧，一朵白云／悬挂清明的蓝天，一只大鹰／悠悠地翱翔于苍穹。
本诗表现出诗人面对“生活之恶”而产生的孤独、彷徨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态。“生活之恶”是生活中的抽象的超阶级的邪恶，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社会恶、人性恶的概括。正是由于“生活之恶”的存在，才使得社会、人类、自我成了“乌贼骨”，完全丧失了生机，惨不忍睹。蒙塔莱的诗侧重表现的正是在“生活之恶”面前诗人的心灵状态。本诗第一节用象征主义的隐喻手法，描绘出“我”在“生活之恶”“侵袭”下所出现的惨象：最终成了“乌贼骨”。第二节则表达“我”的绝望感。在诗人看来，宇宙是不可幸免的失败的象征，痛苦则是人生永恒的伤痕。人对这种命运无可奈何，只能保持一种“清醒的冷漠”。但是，人又绝不能像这里所写的，像“雕像”、“白云”和“大鹰”那样“冷漠”，人有感情，他不能对人间疾苦不闻不问，漠然处之。因而，这就会更增加人、特别是敏感的人的心灵痛苦。在艺术表现方面，本诗也显示了诗人极高的功力，作品构思十分精巧，上下两节的句式、行数相互对称，嵌入了两组喻义不同的意象，显得特别整齐和谐。
蒙塔莱的诗在刻划人的个性危机，表现心灵的苦闷的过程中，凝聚着对人生的深沉思考，往往具有较强的哲理性。如《葵花》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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