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一个字一个字清楚地说：“我打算搞清楚情报中心领导方面所犯的一些严
重错误！”
这个“宗教裁判所”的将军脸色阴沉下来。
“是吗？ 你所关心的就是这一些！ ”
“难道你就不关心吗？ ……首先，我想对‘红色乐队’的最后一次行动提出建
议……”
“好吧，”那位将军打断我的话说，“我们明天就研究你的意见……”
第二天，有两个上校来访，我马上发现他们十分熟悉“红色乐队”的档案材料。
“我确信，”我开始说，“格罗斯沃格尔，马卡罗夫，罗宾逊，苏科洛夫，马
克西莫维茨都还活着。可以而且应该把他们救出来。但是，关键在于你们是否同潘
维茨还有联系……”
“他躲到奥地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里去了。我们是从可靠方面知道的……”
于是，我建议派两个熟悉“红色乐队”历史的军官到潘维茨那里去，告诉他：
从1943年2 月以来，情报中心通过我的报告，已经知道“大赌博”的真相。他必须
采取必要的措施挽救“红色乐队”被囚的战士。这样，战后处理他的时候，可以把
这一点考虑进去，否则，就马上把底细通知希姆莱和包尔曼。如果他们知道了原来
那么长时间都是莫斯科领导在那里牵线的话，就一定会追究潘维茨的责任，势必使
他大吃苦头，因为他们仍然有能力给他算账的。
在我看来，这个建议是完全正当的，合乎逻辑的。我的两位对话人郑重地答应
向领导上转达我的意见。
我在莫斯科用了头一周的时间去写报告，有一个女打字员协助我。但是一天一
天过去，我发现我头上的阴云愈积愈多。除非什么也不在乎，什么也看不见，不然
的话就一定会明白我的苦难还远远没有到头。显然，我并不是受到欢迎的战士，起
码人家并不认为我立了什么功。
我在给我安排的住宅里过了三天，内政部的两名军官才把我的行李箱带回来给
我。原来，我在离开机场时，错拿了查里亚普涅科夫的行李箱，他的箱子同我的一
模一样，到发现时，已经太晚了。查里亚普涅科夫也发觉他弄错了。内政部的那两
个军官是负责把箱子换回来的。
这两位使者的“身份”是很说明问题的：显然，查里亚普涅科夫也落在他们手
里了。这样我就明白了：莫洛托夫当时给他写过这样热情的信，邀请他回国，现在
是如何接待他这个“亲爱的同志”的。真是阴险透顶了。我心里十分难受，感到无
限痛心和厌恶，想到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多么不幸！ 本来，他是那么高兴地重新回到
社会主义祖国，准备贡献自己最后的力量，却发现自己落在怎样的一个圈套里！ 他
在等候莫洛托夫的汽车，人家却给他派来了保安部的汽车，把他笔直拉到卢比昂卡
！我的“副官”唯一的职责就是用他那双黄鼠狼般警觉的眼睛监视我。除了同我在一
起的时间外，其余的他都用在房东的女儿身上……一天下午，他外出了，我走进他
的房间，我发现的东西使我恍然大悟：这混蛋把一份报告落在桌子上了。报告精确
地记录下我的一举一动，我在那上面看到了我所讲的每一句话，更不用说那些栽在
我头上的假话和无中生有的东西了。暗探加伪造犯，真是个理想的伴侣……于是我
决定批改这个模范告密者的作业，在所有不正确的地方下面，用红笔划上杠扛，并
在页边批上“撒谎”二字。
我的护法神这一天回来得很晚，第二天就人面不见了……无疑地，他宁愿抢在
我前面向他的上司报告。
我回来以后的情况是不难作出总结的：几乎毫不掩饰，我成了个十足的囚犯。
人家又给我凋来个新副官，比以前那一个年青。他采用献殷勤的办法。他请我
去看电影，我接受了……画面在我眼前一幕一幕掠过，但只能引起我注意几秒钟。
我脑子里只翻滚着一个问题：他们要把我怎么办？ 过了十天，那三个人又来吃晚饭
了。象头一次那样，我一点也用不着操心，因为他们带来了丰盛的肴馔。
尽管佳肴美酒，任你享用，但是气氛缺乏热情。毫无疑问，他们是负责来盘问
我的。我们先前的聚餐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并不佳，他们希望这一次，我的情绪会好
一些。内政部的将军打破冷场：“那么说，”他问我道，“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我已经对你们说过了：回到我的故乡波兰去，但是首先我想同领导上谈谈！ ”
他摇摇头，显然，我是个无可救药的顽固不化的人。他的回答是干巴巴的：
“要是你那么迷恋过去，奥托，那么同你谈这问题的就不是我们了。这要在别处谈
了（ 他很强调最后四个字） ，你明白了吗？ ”
“我很明白，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们，我根本不想知道谁管这件事！ ”
这太过分了。那将军站起身来，也不同我告辞，便和他的同伴一起走了。我可
以倾家荡产地打赌，他们一定马上去报告了。我的态度决定了我的命运。我竟敢痴
心妄想要情报中心作出解释，梦想回到我亲爱的波兰去，真是荒唐，不知天高地厚，
不可饶恕的野心啊……我发现，我们几乎没有触动桌子上的菜，这些菜却都是十分
美味的。
我安安静静地过了一夜。第二天，我准备对付最糟糕的情况。反正我听天由命。
一个上校来了，是另外的一个。我差一点没对他说：“请进，我已经恭候多时了…
…”
他对我说：“你得换个住处。”
我咬住舌头才不致于问他：那个地方生火不生火，铁窗有多厚。我收拾了东西，
就跟他走。我们上了一辆汽车，谁也不说一句话。黑夜已经降临，但是我颇为熟悉
莫斯科，可以估计出我们是朝哪个方向开去的……到了捷尔仁斯基广场，即使我还
有什么疑问的话，这时也消失干净了，那大名鼎鼎的卢比昂卡就座落在这里。
我们一跨过第一道门，那两扇沉重的大门就在我们身后关上了。我们到了第二
道紧闭着的门。那个上校一点也不离开我，一句话也不说，便上前按铃，然后通过
门上的小窗眼，同一个什么人交谈了几句。门开了，我们便到了这个大衙门的接待
室。上校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收条，交给了值班军官签字，然后向我转过身来。大大
出乎我意料之外，他长时间地、热情地握着我的手。一动不动地站了几秒钟。我可
以作证，他的眼睛闪着泪花。最后，他走了。
我四面看看……有如身处大雾的云烟中。然而，现实刺得我眼都花了：我是个
囚犯，是卢比昂卡的囚犯。
第二章 卢比昂卡
这个名字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了。在全世界，卢比昂卡是内政部恐怖统治的象征。
在莫斯科正中心，就是内政部的大楼。大楼中央，修建·了一座小监狱，专门接待
几百名“贵宾”。从部内到各牢房里，有长长的走廊接连，用不着走到外面去。这
样，大家就都在“家里”。
我在候审室里，每边都有十几个小单间。人家把我叫进其中的一间去，里面的
家具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门在我背后砰地关上了。
我觉得十分疲劳，无力地倒在椅子上。我毫无感觉，一点力气也没有，失去了
反应的能力。我觉得我的脑袋空空洞洞，什么也进不去。我摸摸自己的脑袋，自己
的胳膊： “是的，是我，就是我在这里，在卢比昂卡当了囚犯。”
有人开门，把我从这种半昏沉状态中惊醒。我听到一个声音说；“为什么你不
脱衣服？ ”
我明白这个穿白罩衣的下级军官是在对我说话，我便回答说： ’“为什么
脱衣服呢？ 这里又没有床！”
“脱衣服，别多问！”
我照办了，然后赤条条地等着。门又开了。两个也是穿白罩衣的人走了进来。
整整一个小时，他们仔细搜查我的衣服，把我口袋的东西放在一堆。当他们完事了，
其中一个人命令道：“站起来！”
于是他开始从头到脚检查我的身体。要不是差个听诊器，我还以为是在大夫的
诊所哩。他检查我的头发、耳朵，叫我张开嘴巴，伸出舌头。他让我举起双手，摸
遍我全身。
“把你的小便举起来，高一点！”
“转过身来！ ” （ 我照办了） “用手抓住屁股，扳开来，扳开一点，更开
一点。”
他弯下身子，凑到我屁股后面。我忍无可忍，向他叫道：“你在那里面丢了什
么东西吗？ ”
“你不要惹我，不然有你瞧的。穿上衣服吧。”
他翻我的箱子，搜出一公斤没有炒过的咖啡豆，是我在德黑兰中途停留时买的
……
“这是什么？ ”
“大麦……”
我很高兴看到他把咖啡同一般只让我们带进监狱的东西都放在一起。他把留下
来的东西列了一个单子：领带，鞋带、挂带等等。我在一大堆废纸上签了字。然后，
一个中尉又来签了一张收据，证明有些什么东西“交”了给他，接着便叫我跟他走。
我们沿着长长的，一个人也没有的长廊走去。他打开了一道门。我走进了一间牢房，
里面放着两张床，在其中一张上面睡着一个人，面向墙壁，双手放在被子上……
“这是你的床，脱了衣服就躺下！”
我服从了，但是睡意不来，一夜我都睁着眼睛。每三分钟，门上的小窗眼就要
打开，露出一只眼睛盯着我。由于我张开着眼睛，看守便感到心神不宁，他一动不
动地观察我。这一夜我上了第一课：如果你不睡，你还是闭上眼睛，这样，可以安
静一点。
清晨，从小窗口伸进一只手，把“早餐”送进来：一碗发黑的水，要是你不去
尝尝的话，倒有点象咖啡，一点点糖和一片面包。门外传来一个声音： “面包
是吃一天的。”
我咽了一口咖啡，但那东西下不去。我咬了一口面包，粘得象发面似的。对于
所有这一切，我都漠不关心。什么事情都好象同我无关。我的同伴醒来了，打个招
呼，便不说话了。他是个军官。
四天过去了，我一个人也看不见。 第五天早上，换班的时候，那个下级军官问道：“你有什么要求要提的吗？ ”
“有，”我尽量用强硬的语气回答说，“我想见监狱的领导！ ”
一个小时后，一个上尉走进牢房来：“什么事？ ”
“我想马上见部的领导，是关于一个重要的问题，同我并没有直接关系的！”
两天过去了。一个军官来到我那里，叫我跟他走。我们经过长长的走廊，到了
一个小房间。一个女人把一张收条交给那个军官。又来了一个当官的，在一张证件
上签了名——唉，这种官僚主义——他带我通过另一条没完没了的，但是铺着地毯
的走廊。我们走进电梯。他打开一道门，把我引进一个大厅里。地上是一块大得无
比的红地毯，墙上是“人民的好爸爸”的肖像。他眼神严肃，胡子沉甸甸。 “他”
注视着一切。在一张很长的办公桌前面，坐着一个穿便服的人，年纪还轻，结着一
根十分漂亮的领带，立即引起人家注意。
他站起来，走近我，并带着南方的口音对我说：“啊，原来是你！是你参加了
反革命分子柏尔青和他的同党那个大情报网？ ”
他说到后几个字，嘴巴由于憎恨而歪扭起来。我没有答话。
“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吗？ ”
“要不是那么奢华，我还以为是在一个法西斯巢穴呢！”
我的回答激怒了他。他示意让我走近那些大玻璃门窗，用手指着外面的监狱问
我；“你知道你住在那里的又是什么地方？ ”
“我想象得出来……”
“为什么你让这个叛国集团把你拉进去为外国工作呢？ ”
“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
“将军……”
“将军同志，”我接着说，“我并不是为一个集团而工作。战争期间，我领导
红军参谋部的一个军事情报网，对于我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 他改变话题，
问道：“为什么你要求会见部里的什么人呢？ ”
“我到达莫斯科时，曾向情报部门的两位上校提出一些建议，我还没有得到答
复。这不是我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挽救情报网战士的生命问题。我要求你去见情报
中心的领导人，商量如何安排这个行动。”
“以后要办的。目前就到此为止。”
我们走的是回头路，一直到那个分界线上的房间，从那里起，一边是部办公室，
一边是监狱……收条又要一张一张地签署，就这样，我回到了牢房。
两天之后，有人来找我，把我带到一个房间去，那里有两个穿便服的人在等候。
他们是属于情报部门的呢，还是属于“斯梅尔希”的呢？ 总之，他们很熟悉我的问
题。
“我们来谈谈你的计划吧。营救你所说的那些人是办不到的。他们大部分都不
是情报部的军事干部。”我捏紧了拳头，免得吼叫起来……
“但是，‘红色乐队’的战士，难道他们就不是军事干部吗？ 难道对你们来说，
他们的生命算不了什么，他们为胜利所做的一切都不算数了吗？ ”
“我们感兴趣的只是这—件事：把潘维茨和苏科洛夫（ 肯特） 弄到莫斯科来。
如果你有些什么具体建议要提出来的话，我们可以照办。”
“好吧，我说，两三天内，我就搞一个行动计划出来……”
过了几天，我们又见面了。我问道：“你们同潘维茨有无线电联系吗？ 如果没
有，能否迅速建立联系呢？ ”
“我们断断续续有联系，我们可以同他通讯……”
我又重新投入行动，竞至忘记了自己的处境。突然之间，我觉得我不再是个囚
犯了。我向那两个对话人阐明我的计划：“直到1943年9 月我逃跑时，潘维茨和他
的上司确信情报中心并没有识破‘大赌博’。他们害怕我逃跑后，就把事实真相告
诉莫斯科，因此，潘维茨便让人到处张贴追缉间谍让·吉尔伯的告示。他以为这样
一来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