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果可能十分严重，因此，他只得依靠勒金德尔上尉的情报网来弥补这个缺陷。
不错，肯特确实不愧是个十足的别动队队员，这个衔头是他自己挣得的，他干
得很出色，博得了潘维茨的感激，所以是不会给干掉的。头头会记得，就在卷铺盖
的时候他作出了多么了不起的贡献。因此，他有理由象在相片中表现的那样，就在
解放前几天公然在库塞勒街公馆大门前趾高气扬。
巴黎起义了，德国法西斯及其爪牙都得滚蛋了。别动队的人挤进了塞满了行李
的汽车……有一个人跳到看门人面前喝道：“要是你讲出来，小心你脑袋！”
这就是他，这就是肯特。
伟大的日子终于到来了。1944年8 月25日大清早，阿历克斯就到梅尼街来找我。
我们急于到库塞勒街别动队所占据的那座私人公馆去。
巴黎在自由的空气中醒来了。我们穿过市区，情况是动荡的。到了利窝里街，
战斗正在激烈展开。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我们马上向游击队员打听情况，他们正在
同德国人交火。
德国国防军的士兵在最后顽抗。枪声有时在这里、有时又在那里响起来。但是，
这些年青人，胳膊上缠着臂章，衬衣大大敞开，露出胸膛，脸容消瘦，表现出他们
坚决要结束压迫的意志。小伙子们从四面八方奔来，要肃清占领军的最后残余。他
们有大批手榴弹，就是不会使用。
我们这些战士从地下回到了阳光下面，我们有责任大力支援他们！ 阿历克斯·
勒索沃尔过去从事地下斗争，围剿敌人，现在能同敌人面对面打一仗，高兴极了。
他临时充当军事教官。他的示范起了决定性作用，德国人设置的障碍给炸掉了。
再远一点，我们参加了德国国防军总部周围的战斗。到了协和广场，在克里戎
旅店附近，又发生新的战斗。最后，直到下午了，我们才到达库塞勒街。别动队离
开那里已经有两个小时了。 我们走进潘维茨和他的刽子手们的巢穴。我们的同
志曾在这里遭受残酷的折磨。我激动得气都透不过来。我们小心地往前走，这并不
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要看到什么是恐怖的真面目。他们走了，
一切迹象表明他们是仓促逃跑的。办公桌上捕满了文件，他们没有来得及把什么都
烧掉。地窖，牢房里，以前一直关着囚犯，地上还撒着腐烂的稻草。我们走进旁边
的一个浴室。浴盆上，地上，墙上，血迹斑斑……他们就是在这里行刑的！ 在二楼
的画廊里，同样是大片的深色血印。我们走上三楼：有一间房子的桌子上，放着盖
满密码的纸张。毫无疑问，艾弗雷莫夫工程师就是住在这里的。看门人证实了我们
的猜想：他随同别动队离开了巴黎。
我们收拾了找到的所有文件，对这罪恶渊薮拍摄了许多照片。这些物证，敌人
兽行的这些无法抵赖的罪证，我们都送到了莫斯科去。
第一章 奇怪的旅程
在斯特拉斯堡大道的一座寓所里，住着一位老太太，她曾经当过我同阿历克斯·
勒索沃瓦的联络员。巴黎解放后几天，我在她家里接到情报中心给我的一份电报，
表扬我的行动，并要求我等候苏联第一个军事代表团到来。
到处都可以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但是尽管有这种欢乐的气氛，有这种如释
重负的兴高采烈的印象，我不应看不到放下武器还为时过早。有时，正是你最想不
到的时候，正是你认为敌人已经被打倒的时候，敌人却利用这种机会，在你背后给
你一刀。如果说，这位潘维茨先生在逃避审判而逃跑之前，留下个定时炸弹，或者
布置几个武装匪徒，以便更有把握地把我干掉，这完全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种担心是有根据的：阿历克斯那个组一直保持警觉，并且曾发现一些可疑分
子的踪迹。这些人似乎在寻找我。他们到过卡茨以前在埃德蒙·罗杰街的住宅，到
过盖世太保档案里列举的寓所。这些无恶不作之徒、拉方匪帮漏网的家伙肯定是奉
潘维茨的命令要找到我，·要我的命。阿历克斯说他可以肯定。因此，我必须小心
提防不要自我暴露，不为苦遍的欢乐气氛所感染，把自己送上这最后一批亡命之徒
的枪口前。于是，我仍然留在梅尼街，处于半地下状态。
1944年11月23日，从苏联来的第一架飞机在巴黎着陆，载来了莫里斯·多列士
和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诺维科夫上校，他负责遣送莫斯科提名的俄国人返国。诺维
科夫很友好地接待我，告诉我不久后就可以趁这架飞机返航之便出发。
等待的时间比预料的要长。1945年1 月5 日，我终于坐上飞机，身上带着苏联
护照，用了个假名。我们一共十二人，其中有拉多，几天前，我才在诺维科夫住所
里见到他，还有他的助手富特。
在欧洲的心脏，战斗仍在激烈进行。因此，到莫斯科去的航线必须绕一个大圈。
飞机首先向南飞行，然后经过马赛和意大利，到达北非美军占领的一个机场。在这
个中途站过的两天是很愉快的，受到的接待好极了。我们同飞行员坦率地、兄弟般
交谈。
我们又再起飞，首途开罗。拉多坐在我旁边，他丰富的知识使我受益不浅。我
在前面说过，他是个地理学家。他给我介绍我们飞越的地区。其他的乘客并不健谈。
但是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六十岁上下，白发苍苍，身材粗壮，一双有力的大手表明
他是经常劳动的。他走到我面前，自我介绍说：“查里亚普涅科夫同志……”
查里亚普涅科夫！ 我着实吃惊不小。
“查里亚普涅科夫，工人反对派领袖？ ”
“就是我本人……”
查里亚普涅科夫是个冶金工人，老布尔什维克，曾经同科隆泰夫人一起领导过
一个派别，在1920年——1921年间的党内，主张工会对国家保持独立性，并捍卫罢
工的权利。当年，他对自己有一双长满了茧的手，是个真正的无产者，理所当然感
到自豪，因此曾经受到列宁的嘲弄。有一次，正在讨论得热烈的时候，列宁向他喊
道，“这位同志向来如此，又摆出他那真正无产阶级的身分来了……”
然而，列宁尽管不同意他所持的论点，但在取缔工人反对派的问题提出来时，
却在中央委员会里为他辩护。我一直确信：同所有老布尔什维克一样，查里亚普涅
科夫受到了清党浪潮的冲击。他对我解释说：“在工人反对派失败后，我在列宁帮
助下，离开了苏联，到巴黎去，当了个木工。观在红军胜利了，我决定归国，因为
我热爱祖国。我写了信给我的朋友莫洛托夫，请他在这方面帮助我。他给我回了信，
热情洋溢，鼓励我回来。我肯定他会坐汽车来机场接我的。我十分希望能马上再为
党和国家出力……”
这个老布尔什维克，尽管受到冲击，仍完整地保持着他年青时代的信念。他那
种有点天真的热情是感人的。我对他表示祝愿，祝他不致于太失望……
在开罗，我们住在旧城的一个旅店里，到达的第二天，我同其他的旅伴一起到
苏联大使馆去。所有人都到了，只有拉多不在。为什么他不跟我们一起来呢？ 当时，
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便同其他人一起去买东西，把人家给我们的那
点钱花光。这一次，拉多却在那里，但是，使我诧异的是，我发现他把他那一份钱
留下来没花。
第二天大清早，我们就在旅店前集合，等候公共汽车到飞机场去。拉多并没有
同我们在一起。大家感到奇怪，便到他房间找他。人不在，床上原封未动，显然他
没有在旅店里过夜。他会不会在旧城遭到袭击呢？ 有人认为有可能，因为这种事情
是常常发生的。 我吗？ 我知道前一天晚上他出了什么事，但是我一个字也不吐露。当时，他到
我房间来看我，向我提了一些问题，毫无疑问表明了他的意向。
“你了解埃及的生活情况吗？ 你认为一个人能在埃及定居而没有什么困难吗？ ”
拉多还是找不到……中午前后，飞机起飞了，首途伊朗，飞机的乘客只剩下了
十一位。
这个时候，情况越来越坏。我真的以为要死在回莫斯科的飞机上了。我们飞了
一个时候，天气变了，遇到了暴风雨，风卷着雨打在飞机上，但是飞机仍继续爬高。
能见度等于零。机员脸上都露出了不安的神色。我们很快就明白机翼上开始……结
冰了。空气变得稀薄起来。我们没有氧气面罩，逐渐感到手脚麻木起来。驾驶员们
不停地呼喝着，竭力保持清醒。飞机继续攀高，大难随时都可能发生。我心里想，
真荒唐，太不值得了，象我那样打了半辈子仗的人，却找到这个机舱做坟墓！
飞机终于不再攀高了，并且开始下降。我们一层一层地降落，重新回到了通常
的高度。我们抵达德黑兰的时候，飞行员告诉我们说：天气不好，飞机偏离了航线。
由于盲目飞行，一点东西也看不见，他们一直害怕发生最糟糕的情况。
命里注定，我最后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天气条件耽误了我们从德黑兰起飞的时间。富特和我被邀请到苏联武官家里去。
他告诉我，关于拉多失踪的事，莫斯科已经知道了。他认为我们也许可以告诉他点
什么情况。
富特很着急，大家都很理解他的心情，因为从目前情况是很容易想到他同自己
的上司串通的，有些人是会毫不犹疑地这样想的。富特对苏联武官声称：“发生了
这种事情，怎能叫我到莫斯科去报告我们在瑞士的活动呢？ 我一定会受到嫌疑的，
无论我说什么，人家都不会相信的。”
我飞往莫斯科途中，心里老惦记着拉多潜逃这件事。就我而论，我知道他完成
了任务，成绩之佳是当初想都不敢想的。他是问心无愧的。拉多长期参加斗争，很
年青时就参加了匈牙利贝拉·库恩的革命运动，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
在瑞士，他对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正因为他十分熟悉情况，具有科
学家实事求是的精神，所以才认为：尽管胜利了，但苏联国家保安部的统治并没有
发生任何变化；他预料到在莫斯科等侯着他的是什么命运。他不愿意在斯大林的监
狱里了结他的一生，因而在开罗潜逃了，事先还作了安排，保证他妻子和孩子们在
巴黎的安全。
这个事实，我得承认我是后来才完全看清楚的。我当时很天真，相信战争结束
了，恐怖政策也会随之而告终，制度就会有所改进。一个经历过战前清洗的人竟然
表现得那么轻信，确实叫人吃惊。但是，无论如何，当时我还是决定回到苏联，这
里有个决定性的原因：我一家人都在那里啊！ 我不象拉多那样，能够心安理得，确
实知道自己的家庭在巴黎安全无恙。我很清楚，如果我半途跑了，一家人势必要承
担后果。
莫斯科愈来愈近了……矛盾复杂的心情使我十分激动。
我特别记得的是那压倒一切的欢乐情绪，因为分别多年以后，我终于可以同亲
人团聚了。飞机的轮子一擦到跑道，我觉得自己是个心满意足的人，因为我完成了
任务，对于过去所做的事，感到自豪，渴望得到我辛苦挣来的休息。我怀念着我的
同志，牺牲的烈土和惨遭折磨的人。
已经入夜了，我走下飞机的梯子，试图去辨认我的亲人。
真是枉费心机，没有人来接我，也没有人来接我的旅伴。一队军官组成了我们
的接待委员会。军人来迎接战士，不错，勉强也说得通嘛。
一批高级军官——一些上校——向我走过来，十分热烈地欢迎我，请我上车。
突然之间，我心里一亮，认出了其中的一个人。1937年的时候，他是个上尉，他大
概是飞黄腾达了！我一到达，就有一个问题急于想提出来，于是， 我问道：“我
的妻子和孩子呢？ ”
“请不要担心，”我的一个向导对我说，“他们都很好，你的妻子在一个疗养
院里疗养。我们投有时间通知他们，因为不知道你们确切什么时候到达。总之，情
报中心领导考虑让你到一个地方住两三个星期，安安静静准备你的报告。我们就是
来把你带到那里去的。”
在一个出差的上校家里，给我安排了两个房间。上校的妻子和女儿出来招待我
们。在离开之前，我的护从人员——两个上校——对我指着一个年青的上尉说；
“这就是你的副官。你需要什么，都由他安排……”
把我隔离开来，好让我安静地写报告。还有个副官，好象我需要个什么副官似
的！ 这两个上校半真半假的态度，特别是我的妻子人面不见，所有这些因素，说实
在的，在我心里造成一种奇怪的感觉，甚至使我产生怀疑。
我在新居安顿下来，至少要比蒙帕纳斯潮湿的街道要舒服一些，那个时候，我
离开了白宫养老院，就象个孤魂那样，徘徊街头。
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有客人来访了……他们一共三个人，两个穿军装，一个穿
便服。我认出后面一个是1938年在情报中心负责政治工作的。这个官衔掩盖着一个
事实：他是内政部的一名将军。
他们带来了一顿豪华的晚餐，但是我打断了口福的享受，提出我所关心的一个
问题。
“你们及时收到了1943年1 月我写给党领导的报告吗？ ”
“收到了，收到了。我们收到了并且考虑到了你的报告。”
然后是一阵静默。接着那位将军改变了话题。他问我：“这么说，你对未来有
些什么打算呢？ ”
我心里想：就看你们如何决定了。但是我回答说：“我已经结束情报工作了。
我生活的这一章已告一段落。
但是，在回到波兰退休前，我希望能同情报中心说明一下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一
些事情……”
我还一个字一个字清楚地说：“我打算搞清楚情报中心领导方面所犯的一些严
重错误！”
这个“宗教裁判所”的将军脸色阴沉下来。
“是吗？ 你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