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 我知道：那就是要搭救斯巴克一家。但是，哪里去呢？ 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
天黑了，被追捕的人孤独无靠。我一再问自己：怎么办？ 突然之间，自己几乎
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叫注一辆出租汽车。我脱口而出告诉司机博乔莱街斯巴克家的
地址。
这显然是个奇怪的念头。我知道这是不行的，用不着是个地下斗争的大行家才
知道不行。去找斯巴克一家吗？ 这简直是自投罗网！对的，对的。但是难道我还有
别的办法去搭救我的朋友吗？ 我在孤注一掷，没有其他办法。
起码，我可以肯定，盖世太保不久前出动了。事实上，下午六点左右，我打了
个电话到白宫养老院，一个陌生的声音——当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陌生的声音——
回答我说：“帕伦太太不在家……”
于是，我很镇静地回答：“请你上楼到我的房间告诉我姑妈梅太太，我晚上八
点左右回来，请她等我吃晚饭……”
我以后才知道，这些话使别动队的人十分高兴，他们的情绪又高起来了，越来
越肯定将会达到目的。他们乖乖地呆在那里，继续等我。人家在白宫养老院等我，
就算这样吧，但是我却不能让自己相信在斯巴克家就没有安排好一个欢迎会了。
我想，如果别动队的刽子手在头一阶段，通过他们所惯用的方法，攻破了梅太
太的反抗，那么，他们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彻底利用这第一步胜利，他们必定加强压
力。这已经是他们的惯技了，不幸地这种伎俩证明是有效的。一个人在酷刑下屈服
了。最初设法只供出一个姓名，一件事实，说了以后，又找到了新的力量进行抵抗。
但是这些深知人体痛苦及其极限的专家，熟悉受害者心理状态的内行必然会加强酷
刑，直至得到全部口供为止。因为他们知道这种成果是有把握的。所以我是不抱任
何幻想的：梅太太年纪大了，比充满生命力的年青人更容易受到伤害，至少在肉体
上是这样，她对地下斗争生活的变幻莫测又没有什么准备，就不会象卡茨或索科尔
那些人有办法，虽然身受酷刑，但到死不说话。
出租汽车停在斯巴克住所前面。起爆的倒数口令开始了。我觉得自己象沙皇时
代的一些军官拿命来赌博，把一颗子弹随便放进左轮枪的弹巢，然后把枪口对准太
阳穴。有时，撞针撞空了，但也有时……
我慢慢地走出汽车，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无疑地——又一次、再一次——我
站在命运的面前。当然，不可能后退了。我走上楼梯，把氰化药丸紧紧捏在手里，
这是我一刻也不离的东西。我按门铃，过了几秒钟，门开了。迅速地扫了一眼……
遇到了我朋友的目光。他在那里，显然安全无恙。
我多幸福啊，但是又害怕高兴得过早了。从我投向他的目光，他马上就明白了
一个问题，就这一个：是你自己一个人？ 他们在吗？ 根据他的态度，我明白可以放
心了。于是，我觉得刚才已经快要凝结的血液重新在我的血管里流通。我一口气对
他说；“必须立即离开你的家，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斯巴克的反应是令人惊异的。
“怎么？ ”他对我说，“你按门铃时，我还以为是德国人来了。这是抗敌战士
的命运，不晓得哪一天会遇上这种情况。盖世太保在追赶你，一点也不放松，你却
跑来给我报信，可是，这间屋子有可能已经成为耗子笼呢！真叫人吃惊。”
“发生了圣杰尔曼那事以后，我没有办法不这样做了。”
我回答他说，“不能再有一个人牺牲了，我一天到晚想的，就是这一点！”
是的，这个念头缠扰着我。
总之，这是激情爆发的一瞬间。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去细听我们心脏的跳动和
沉迷于体会我们的情感。必须立即行动，应变。我们立即转到实际问题上来。他的
家人在哪里？ 怎么通知他们，使他们逃脱潘维茨先生的报复？ 我们决定：苏珊和孩
子们要在当天晚上九时左右从奥莱昂回来，斯巴克到车站接他们，把他们带到朋友
家里去。斯巴克夫人和孩子们要尽快到比利时去。斯巴克本人则留在巴黎，转入地
下。
关于斯巴克一家就这样了。但是，就在谈话之间，我们无法不看到另一个更难
排除的危险。需要迅速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我同法共代表科瓦尔斯基的会晤本来
约好和确定在10月22日，地点是布尔·拉·雷尼。确切的时刻还没有定下来。歇托
克大夫要在两天之前，打电话通知斯巴克。但是会面的日期已经在梅夫人被捕之前
由她告诉我了，而现在，一切都得取销！ 离开会面的时间只有一个星期了。为了同
科瓦尔斯基接触，联络系统规定必须通过歇托克大夫和勒德曼律师。在地下生活中
要找到他，就差不多象在潘维茨的贼窝里要找到一个好人那样难！ 这是不可能的，
或者几乎不可能。想到科瓦尔斯基，全国外籍抗战人员的负责人，游击队组织的联
络员，法国共产党的心腹可能落在盖世太保手里，一想到这些，我就会出一身冷汗。
用不着说，必须防止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分手之前，我同斯巴克安排了一些措施，
约定10月21日晚上，在三位一体教堂会面。
斯巴克和我出了房门，慢慢走下楼梯，都一言不发。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我们
握握手。快要分别的时候，他问我：“你到哪里去呢？ 起码有个躲藏的地方吧？ ”
“不用担心。是的，我有个栖身的地方……”
我唯一栖身的地方就只有巴黎的街头……一幅凄凉的情景：两个人走进了夜幕。
我走入一家小酒店，喝了几杯。就在这个时间考虑一下局势，让头脑冷静下来，
回想一下，如果能这么说的话，回想一下10月15日这戏剧性的一天：乔琪出走了，
不久就可以到达安全的地方，我为此多么高兴，然后是等候梅太太回来，和仓促离
开布尔·拉·雷尼到斯巴克家去。我唯一感到安慰的是没有消极地听凭事情摆布，
而是设法对付敌人的打击。
由于把别动队拖住在白宫养老院，我居然救出了斯巴克一家。
“我们打败了他们”，所有反法西斯战士为自己胜利而自豪的这一呼声，我觉
得也有我自己的一份。一个人坐在小咖啡店里，面前摆着一杯酒，在盖世太保全部
出动追捕下，我满怀胜利的豪情。然而，斗争还没有结束。我提防自己乐观得太过
分了。我打败了他们，但是能打败他们多久呢？ 以后怎么办？ 哪里去？ 而明天呢？
以后呢？ 我刚刚离开斯巴克，就发觉有必要估计和重新估计一下情况。我赢得了一
分，重要的一分。毫无疑问，别动队和它的帮凶，拉方一帮，就在这个时候正千方
百计要把我抓回去。
只有潜伏的猎狗才必须压低吠声。但是为什么潘维茨和他那一帮子必须这样小
心谨慎呢？ 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否已经把事情通知了莫斯科。他们得小心提防
不让我越狱的消息张扬出去。假设情报中心并不知道最近发生的事，那么，要是发
出全面警报，派出所有警探来追捕我，潘维茨就势必引起怀疑。
在街上，电影院或者咖啡店里，我就觉得比较安全。我感到最自由自在的时候
是混在巴黎来来往往的人群里，谁也发现不了我，谁也不知道我是谁，越是这样，
就越自由自在，其他什么地方都比不上。我觉得安心，特别是因为凭着我的外地德
国人证件，我比法国公民享有更广泛的权利。例如，凭着这些证件，我可以夜晚在
街上通行。
一个幸福的外地德国人如果来巴黎呆几天，他会干些什么呢？ 当然，他一定大
大地快活一番。因此，我将是个寻欢作乐的人。事实上，我没有想到，一个老是与
死亡为伍的人是多么难以作乐啊！出了酒店，我又走进一家电影院，不要问我这天
晚上放映的是什么片子。我只记得座位是舒服的，黑暗使人放心，并且对休息有好
处。还有，时间在消逝。对于我来说，这就很够很够了。
电影散场了，我到蒙帕纳斯车站去。已经深夜了，我在街上兜过来兜过去，等
候天明。不久巴黎屋顶上的天空发白了。随着清晨的嘈杂声，整个城市都热闹起来。
新的一天开始了。经过了昨天一天发生的事和奔波，我面前的时间好象成了一片巨
大的真空。我以后必须每小时每小时地，每分钟每分钟地，独自一个人警惕着会发
生什么意外。由于我眼前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于是便向别动队找点事。我从一家咖
啡店打电话到白宫养老院：“对不起，”我对那边接电话的陌生口音的人说，“昨
天晚上，我没有回来，因为我给留在朋友家里了。今晚，我到我医生那里去一会就
回来。”
这样，焦急地等候这一天结束的就不只是我一个人了。
这是行人稀少的时间。我漫无目的地往前走，中间在咖啡店、饭馆停留一下。
然后又到了街上，好象贝壳总被冲到沙滩上一样。我一步一步慢吞吞走，但脑子翻
腾着，两眼监视着周围，精神紧张。夜晚来临了，我觉得没有力量在街上再过一夜
了。我需要一张床，至少几个钟头。我到蒙帕纳斯车站，走进去片刻，然后又到奥
莱昂车站。路上，我睡着了。
到了车站，驾车的人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不下车，便把我叫醒。当时，我的脸色
怎样呢？ 唉，当然不那么正常了。无疑地，不难看出，这里面有点什么问题吧。
驾车的人已经上年纪了，相貌很和气，聪明。他弯F 腰来问道：“你也许找不
到住的地方吧？ 要是你愿意，就到我家里来吧。但是回家以前，我还得再跑一遍…
…”
他知道我陷入了困境，这用不着我告诉他什么话。我信任他，并且向他提出补
付给他没有跑的那一趟车费。
这个人独自住在一个阁楼里。即使他住在宫殿里，我也不会更幸福一些了！ 他
在我身旁使我得到安慰。我不再是孤单的了。在我这个逃亡的人的黑夜里，这是一
线友谊之光……
我觉得十分奇怪，他竟然一点也不打听我的情况。我们一边吃着粗茶淡饭，一
边谈天，谈晚上戒严，谈供应紧张和配给口粮，谈沦陷的压抑……我幸福地睡下来。
清晨四点起来，我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我的同伴把我带到北方车站，我告诉他要
在那里坐火车。我热烈感谢他，象老朋友一般分了手。他认为我是什么人呢？ 无疑
是个流落巴黎的外地人，现在回到家乡去。
亲爱的老人！我不知道你是谁，也许，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但是，如果你还活
着，当你读到这几行字时，请你相信，我永远不会忘记你这一天晚上为我所做的一
切。
10月17日，我怀着一线希望能够重新接上关系。苏珊当时除了安排同法共代表
接头外，还布置了我同她的一个朋友会面，这个人叫格鲁·拉德内，是一个抗敌组
织的成员，同伦敦有联系。我的计划是通过这个关系同苏联驻英国大使馆接触。我
们预定于中午在奥对教堂前面见面。我便在约定的时间到那里去。我小心谨慎地—
—象往常一样，小心谨慎是必须遵守的原则——走近教堂一带。正往前走的时候，
我发现教堂大门前停着一辆黑色的雪铁龙小轿车，这是盖世太保最喜欢的车，我刚
刚来得及转过身来，头也不回地走开了。我始终没有能够打听到发生了什么事，不
晓得我要会见的使者是不是被逮捕了。
乔琪于10月17日这一天晚上，在博斯她的小村子里被捕。
当然，我是以后才知道的。这是拉方的人，在这个月的15日，从她早先交给梅
太太的小纸片上发现了她的地址。别动队等了两天，才跟踪追击。
潘维茨看到我不回白宫养老院去，估计我到乔琪那里去了。要真的是这样，那
就太不谨慎了。村子给盖世太保包围起来，他们来了大批人马。别动队的人埋伏在
那里，直到深夜，想等我一到便发动攻击。最后，潘维茨和伯格手里拿着枪，带领
人马，冲了进去。无疑，潘维茨想当导演的愿望落空了，真是无可奈何。他希望拿
乔琪和她儿子来做工具，施加可怕的压力。但奇怪的是，这个名牌的肉体和灵魂酷
刑专家并不懂得，讹诈伎俩无论看起来如何有效，有时竟会一点用处也没有。
第二十七章 前无去路，后有追兵
当时，我没法明白为什么乔琪遭到逮捕。很长时间，一直到解放，我老在琢磨
这个问题：怎么可能呢？ 因为，所有安排她出走的人都是绝对可靠的，而且这些人
显然都没有被捕。我百思不得其解，得不到答案，只不过因为我不知道梅太太的一
个口袋里有那么几行字。直到战后，我们才明白怎么一回事。
因此，10月17日这一天晚上，我并不知道乔琪被捕的消息。但是，在奥对没有
接上头这件事已经是个危险的信号，足够引起我加倍警惕了。盖世太保就在这一带
兜来兜去，我必须停止在巴黎街头流浪了。这一天已经很晚，不可能认真考虑干些
什么事了。我又重新游荡，眼睛寻找着还开门的酒店。走到了夏巴奈街，我注意到
有一块牌子，上面用德文写着：“德国人专用店”，这是专供德国国防军用的窑子
之一。
过去，不止一次，别动队的人曾对我谈到他们在香什里舍区光顾的这种地方。
午夜了，我需要找个地方躲避四、五个钟头。人声和饮酒作乐的歌声从屋子里
传出来。醉醺醺的大兵忘记了战争，沉迷于这种有意安排的淫乐中。他们烂醉如泥，
根本不注意我。至于姑娘们，她们的职业，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就是给战胜者解
闷。在她们看来，我只不过是那些德国鬼子当中的一个罢了。于是，我老实不客气
推开门，走进去。我避开了客厅，那里一片喧腾。我请女主人把我直接带上楼。房
间的陈设同它的用途是相符的。我躺在一张舒服的沙发上，过了一会儿，店里的一
个“女职员”走进来，直截了当地问我；“呆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