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盖世太保并不那么清楚是在同谁打交道。从1940年起，包利奥尔是地下
共产党一个最能干的党员。他领导电台业务，同时同“红色乐队”保持联系。就是
他培养无线电讯员，又是他建立了好些发报台，除此以外，他还负责朱丽叶和党领
导之间的联系。在1 月份的朱丽叶事件中，他起了主要的作用；他收到了发给情报
中心的材料，接着便把这个宝贵的包裹送到党组织去。另外，自从1941年12月13日
在阿特雷巴德街抓人以后，他同格罗斯沃格尔建立了一个特别组，负责查证在比利
时以及在法国“红色乐队”各组中发生的损失。最后，在我被捕前，我同他规定了
一些联系的办法，足以揭穿别动队对情报中心进行的破坏活动。因此，他是了解
“大赌博”的。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包利奥尔起了多么大的作用。他被捕后步步为营，一口
咬定，他只不过是个机械师，是个下级人员。不幸的是，到了月底，别动队的特务
在检查可能属于共产党的人的名单时，发现了包利奥尔的照片，这才知道逮捕了那
个著名的杜瓦尔，本来，已经暂时放弃追捕他了。
损失是重大的。我很了解包利奥尔，确信他会牺牲自己的性命。然而，尽管有
勇气面对等侯着他的折磨，但能忍受到什么程度呢？ 谁能保证在酷刑下，他不会松
嘴说出一个名字呢？ 因此，一方面，我继续完全信任他，同时，做好准备，准备我
所建立的一切全部垮台，我自己的“赌博”完全露馅儿。
我几乎用不着问伯格便从他那儿打听到包利奥尔受到哪种拷问。不幸得很，我
的担心得到了证实：这就是无法忍受的酷刑加上和蔼可亲的谈话，分量是算得那么
恰当。刽子手反过来复过去老提出一个问题，这个基调是他们认为至关紧要的：关
于我和“红色乐队”其他人员被捕，共产党领导告诉了莫斯科些什么？ 他始终如一
地回答说，他收到小包的包裹，次数很少，他从来没有打开过便把它们交给一个他
不认得的联络员。他咬定说，他的全部活动只限于在朱丽叶和上级之间充当中间人。
无论说服工作也好，酷刑也好，要挟也好，都不能使他改口。他顶住了。别动
队威胁他说要逮捕和枪毙他的妻子海伦娜和女儿……全是白费劲。这个了不起的人，
这个出众的战士，整整一年，同行刑手进行斗争，寸步不让。一年来遭受盖世太保
的拷问，而潘维茨和他的特劣完全知道他们的俘虏多么重要，因此从不放弃希望有
一天终于能逼得他招供。
1943年9 月初的日子，我是在焦虑不安之中度过的，对包利奥尔的英雄行为一
无所知。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漫长的不眠之夜——矛盾的心情激烈地斗争，满脑
子都是最荒唐的设想，考虑怎样行动，怎样去改变事物今后无情的发展。
一天一天过去了。我从伯格那里差不多每天都知道包利奥尔所受的苦难。他始
终不说话。我自己则作好了最坏的打算。 我的命运，特别是“大赌博”的前途是在一个地下刑房里决定的，在那儿，有
一个人在体验什么才是痛苦的极限，这个人没有体验出他忍受痛苦的能力到底有没
有极限。
严重的打击接踵而来。9 月10日，我从伯格那里知道别动队又得了一分，破获
了里昂地区的一个法共发报台，搜到了大量的电报和文件。于是，德国人确信已经
最后发现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地下中心电台。他们希望从密码电报中，查出地下党中
央给莫斯科发出的有关“红色乐队”的电报。
暴风雨一天比一天逼近了，我得悉别动队决定让著名的沃克博士领导的密码特
别破译组来巴黎。确实， 9 月11日，我就在索赛街看见沃克博士同他的助手一道
工作了。伯格也在场，他告诉我说破译工作进展顺利，唯一的问题就是从所有那些
电报中，把有关“红色乐队”的查出来。但是，伯格又说，这不过是“一两天的事
〃。
这个消息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很说明问题……我知道共产党在法国南部某个地
方有一个大发报台。我估计1943年1 月交给朱丽叶的材料是通过这条渠道发出去的。
报告不是由我译成密码，而是按照党的密码底本译成的。如果沃克能够破开这密码，
别动队就可以阅读我的情报，象白纸上的黑字一样。 结论十分简单，十分明显，
那就是，“大赌博”马上就要暴露了。应该行动，而且马上行动，不要等到事情不
可收拾。9 月10日、11日和12日夜晚对于我来说是充满噩梦的。
随时我都有可能发现他们已经掌握真情实况了。每时每刻，我都可能看见潘维
茨和他的帮凶狞笑着突然出现在眼前。我不怕死，也不怕酷刑，每天我都同这些打
交道。但是，我害怕我身体的每根纤维都感觉到这种奇耻大辱，害怕杰林在我被捕
时所发出的威胁会无可挽回地成为事实，那时他叫道：“奥托先生，你输了……”
怎能在这帮混蛋面前认输呢！ 不能，得逃跑。越狱，就是抵抗。越狱就有希望做为
战士战死沙场。在这些内心激烈斗争的日子里，我时刻提防精神上的波动流露出来。
我若无其事，一连几个钟头同伯格谈天，同潘维茨和别动队的其他人员见面，对他
们说些安定人心的话。口气绝对肯定，但这是靠不断强迫自己振作精神才做到的。
我说：我将会很高兴看到，破译出来的电报将汪实我对法共发给莫斯科的情报的估
计是对的。
9 月11日，在规定准许我们在花园散步的时候，我把事情的发展告诉了卡茨。
他得出的结论同我的一样：我们随时都可能暴露。于是，我提出在12日夜晚一块逃
走。从我的房间和卡茨被关着的地牢逃出来简直是儿戏，再跑到由一个斯洛伐克兵
看守的大门也难不了多少。估计得乐观些，我们可以希望打昏警卫，跑出门外，从
外面把门关上。对我们有利的是，我们知道岗哨总是喝得醉醺醺的。但是我们也应
考虑到还有其他看守要对付。不论怎样，我们还是有希望成功的。
卡茨同意了越狱计划。但是，他私下告诉我说，他认为他没有权利逃跑，即使
眼看要死在牢房里，也改变不了他的决定。他提出的理由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都在比勒隆城堡，受到盖世太保监视。一旦他失踪了，那些刽子手是要对他的妻子
和孩子报复的。我恰如其分地估计了这个理由，不过，我还是提醒他，在朱丽叶事
件时，他已经拿他亲人的性命冒过险。
他回答我说：“情况并不相同。那个时候，我是为了共同事业而行动，是为了
把别动队的阴谋的关键告诉情报中心，因此我有权利和责任不仅拿我自己的性命，
而且拿我亲人的性命来冒险。得失太大了，超出了我们个人良心道义的范围。今天
所牵涉到的只是我个人，不值得让我的妻子和孩子为我冒这样的危险。”
能对他说些什么呢？ 能用什么来反驳他呢？ 我只能默不作声……卡茨就是这种
出类拔萃的人，他们活着是为了献出自己的一切，牺牲自己。我没有什么话可以回
答他的。但是我知道，我走了以后，盖世太保就会把全部兽性发泄在他身上。
第二天，我把我新的越狱计划告诉了他。他祝我一切顺利，并要求，如果我能
成功，就想尽办法搭救他的妻子和孩子。他说，这就是他唯一的愿望。9 月12日晚，
我向我的老战友告别。我们很难控制自己的感情。现在我得集中全部精力去实现我
的越狱计划。斗争将是紧张的，不能有任何考虑不到的地方，我重新思考了问题的
各个方面，估量一下机会，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无疑，不可能有更好的条件了。伯
格每天都来纽伊监狱找我，把我带到索赛街去。这时，我已观察到监视逐渐松懈了。
初时跟随着我们的第二辆车取消了。与此同时，在我们自己的车上增加了一个看守，
协助伯格。这样，就只有一个司机，一个盖世太保特工。司机注意开车，伯格的警
惕性由于我们之间保持的那种关系而麻痹了。条件是最好不过了，这是事实。我还
要说，伯格在家庭种种不幸遭遇打击下，感情是脆弱的。由于身体不好，他拿酒当
药。
每次喝酒前和喝酒后，都诉苦说胃痛得厉害。
伯格的弱点是别动队的一个漏洞，我已经算好要加以刊用，而且已大大加以利
用，因为我取得了他的信任。我关心他的健康，劝他去治病，答应找一天带他去罗
马街15号巴伊药房去，我肯定说，他在那里一定可以找到理想的药，减轻他的痛苦。
我这个建议并不是偶然提出来的，因为这家药房是我长期以来寻找的最便利我逃跑
的地方之一。事实—卜，巴伊药房有一个吸引人的特点，它有两道门，一道门开向
罗马街，一道门开向罗歇街。
当我到了索赛街12号，沃克博士表观出不容怀疑的自信，告诉我说，他明天就
可以破译那些电报了。因此，9 月13日便是我越狱的最后期限。以后，圈套就会无
情地落在我身上。我最后确定了我的计划：第二天，伯格会象每天那样，找我到索
赛街去，大约中午时分，我们就到达那里。我预定向一个柜台走去，到了收款处，
然后从对面的出口逃走。伯格一开头就会遇到困难：在一大群法国人当中——巴伊
药房总是很多人的——他用德国话大喊大叫是收不到什么效果的，要向我开枪就肯
定会有打中其他顾客的危险。如果他设法追赶我，那也不怕，因为我行动敏捷，而
他几乎从早到晚，都是醉醺醺的。我希望，出了药房，用几分钟时间就到达地下铁
道车站，坐上纽伊线的车，直到终点，然后转乘公共汽车到圣杰尔曼。我在那里有
一个落脚点。我决定不到圣拉扎尔车站坐火车，因为警报发出后，盖世太保很可能
包围现场，布置大规模的围捕。我没有忘记我会有合法的证件，正象我先前说过的，
每次出发前，伯格都把一个身份证和一笔钱交给我。我准备好接受这最后一次机会
的考验。整整一夜，我预见到我逃跑的一幕一幕情景，坚信一定成功。
9 月13日。我有点紧张，希望不会有什么东西妨碍我的计划。希望旧格不会病
得更重，因而取消他的访问，或者派另一个人末代替他。不，一切都顺利，他准时
11点30分到来。
我们上了车，开出了大门。我转过身来，卡茨站在那里，我向他示意告别。我
知道我再也见不到我这个战友了。我们一句话也不能交谈，这个告别是无声的。
我们到了巴黎。快到了。伯格把我的身份证和一枚五百法郎的硬币交给我。我
表示十分同情地问他：“您今天觉得怎样呢？ ”
“愈来愈坏……”（ 他好象比平常更萎靡了） 。我们必须到药房去。”
车到了巴伊药房，他还在打盹。我用手肘轻轻碰他一下，对他说：“我们到了，
你来吗？ ”
他给我的答复叫人无法相信：“你去把药买了，然后赶快回来……”
他想干什么呢？ 是个圈套吗？ 他是不是想考验我呢？ 我十分冷静地盯着他说：
“可是，伯格，这个药房还有一个出口呐。”
他笑着回答我说；“我完全信任你。再说，你知道吗？ 我太累了，不愿上楼梯。”
用不着他说第二遍，我走进药房去……差不多马上就从另一头走出去。几分钟
后，我便进了地铁。然后，我换车到纽伊桥。我得到了一个叫人无法相信的机会，
我在地铁出口乘公共汽车到圣杰尔曼。逐渐逐渐，我重新冷静下来。然而，出于一
种不由自主的反应，我望望我周围，没有人看我。于是，我开始想象伯格的反应。
至少有十分钟的时间，他对我不回来，不会感到奇怪，因为在一家大商店顾客最多
的时候买东西，最低限度需要这么长时间。然后，有点纳闷，他走上药房的二层，
到处找我。又过了整整十分钟，还是找不到，他又得用同样多的时间，而且要走得
很快，到索赛街去发出警报。别动队要40—50分钟才能赶到我逃跑的现场。这时，
我已经到了一个安静得多的地方了。
12点半，我到达圣杰尔曼。我自由了，但时刻警惕着：在盖世太保围捕下的逃
犯是懂得他刚刚得到的自由多么靠不住的。
为什么选择圣杰尔曼呢？ 首先，因为我不愿暴露“红色乐队”其他还没有被捕
的人，觉得这样既无用又危险。其次，盖世太保很可能派特务打进我的熟人中去。
我知道乔琪·德·温特1942年在维西内租了一座独院。她是不是还在那里呢？ 我不
清楚。但是，她自己也不是那么安全不受牵连的。
由于是美国公民，所以当美国同轴心国家开战时，就被迫躲入地下。人家给了
她一张比利时身份证，改名为特维内，算是在北部的一个村庄出生的。她的证件是
经不住稍为深入的检查的。
我知道她的儿子1942年夏天给安置在圣杰尔曼的一家寄宿学校，是由姊妹两个
教师主办的。但是这里有个新问题：我能找到他吗？ 他后来会不会换了学校呢？ 不
管怎样，我觉得在这方面找个藏身的地方最可靠，危险最小。我可以说是家长叫我
来的，要求在那里住一宿。我希望能找到他的踪迹。
我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便找到了那家学校。一个俄罗斯特征十分显著的少女给我
开门。要信任人家就信任到底，我把我的处境完全告诉了那两姊妹。大大出乎我意
料，她们听到我是逃跑出来的，一点也不表示吃惊，这一点，我是永远不会忘汜的。
她们告诉我说，孩子已经离开了学校，寄宿在徐雷纳的一家人家。至于孩子的母亲
呢，她取消了她的租屋合同，但是也许还住在维西内。我的女主人整个下午设法给
她打电话，并且向我建议，如果找不到她的话，就住在她们家里。最后，她们在晚
上打通了电话。她匆匆赶来，看见我很激动，一点也不害怕同我这样一个被盖世太保
追缉的人共命运，并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