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刹那，白慧心中的伤口猛烈地撕开了。她的心碎了！她觉得，命运偏偏在这里给她安排了一个大陷讲：落进去了！没顶了！然而凭着生命的本能，她在绝望中挣扎，好似溺水的人拚命去抓漂在水面上的破碎的小木板。
“她一定有罪！”
陷人痛苦中的常鸣完全没有去注意白慧和她的话。常鸣扬起满是泪水的脸，哀号着：
“她哪里有罪？她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祖国，热爱生活、青年一代和她自己的事业……她哪里做过半点危害人民的事？有罪的不是她，是折磨死、打死她的那些人，那些凶手！”
“不，不！”白慧拦住常鸣，生怕他说下去似的，“你了解她只是表面的。你不知道她的历史。她在旧社会难道没做过坏事？没当过圣母军？”
“什么‘圣母军’，你胡说些什么。她的过去我全都知道。她不止一次对我说过！”他受感情的激使，冲动地叫着：“你听，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你，但不能告诉那些打人凶手！他们也不想知道，不想承认。如果他们承认这一切，还有什么理由毒打人？他们必须否定一切……我妈妈和爸爸都是原北师大的学生，是穷学生。毕业后，每人只有一张文凭，两手空空地失业了！爸爸给一个报馆抄写稿子对，现在他们会说这是抄写反动文章；妈妈给一个有钱人家洗衣服，看孩子对，他们会说这是给资本家当奴才，为资本家服务。后来，爸爸和妈妈把积攒的不多的钱全花了，才托人谋到一个中学教书的差事做。妈妈教外语，爸爸教中文。爸爸痛恨旧社会。上课时宣传了进步思想，被人告了密，触怒了国民党当局，给当做‘赤化分子’ 弄到警察局蹲了一年的监狱。在狱里挨打挨饿，受尽折磨，得了胃穿孔，差点死在狱里。出来后不成人样了。工作也丢了。那时我才两岁多，妈妈怎么能养活得了一家三口人。多亏解放了，救了我们一家。爸爸和妈妈一直没离开讲台，因为他俩都热爱教育工作，更因为热爱青年一代。妈妈说过‘总跟青年在一起，心也总是年轻的’。爸爸带病坚持工作。后来两人都先后评为‘一级教师’。妈妈这张照片就是当时照的。五九年爸爸旧病复发，大吐血死了。爸爸临终时，手指着我就是不合眼。妈妈说她一定把我培养成材。爸爸摇头，表示妈妈错会了他的意思。妈妈明白了，哭了，说‘我一定为党、为祖国把象鸣鸣这样一代代的孩子们培养成材’。爸爸才含笑闹上眼……妈妈她……整天象牛一样工作着。下了课，就和同学们谈思想、谈学习和工作，做个别辅导，常常忘了吃饭，很晚才回家。吃过饭，又带着身上的粉笔末子趴在书桌上批改学生作业，有时到深夜……当然，现在他们会说这是‘不遗余力地毒害青年’，那就由他们说去吧！反正历史不是靠他们做结论的。妈妈是个多么忠诚、勤恳、善良的人呵！年复一年，她把多少批学生送上了大学，或者送到工农业战线上去。年年春节、我家都聚满了妈妈历年教出来的学生们，有的看上去和妈妈的年龄差不多了。他们在哪儿工作的都有。有的已经很有成绩了。但他们依然还是那样尊敬和热爱妈妈……你看，你看吧”他跳起来，拉开柜子的抽屉拿出一包报纸裹的挺大的包儿，两只激动得抖颤的手从中撕开纸包。把一、二百张照片撒在圆桌上。照片上的人各式各样。有的是军人。有的是三三五五在一起照的。还有和常鸣的妈妈一同合影的。常鸣大把大把抓着这些照片，“看吧，这些就是所谓的妈妈毒害的人！难道这就是她的反革命罪证？凭这个来要她的命吗？妈妈的身体原来并不坏呀，她还能为革命做多少年工作呀！但被那些凶手关在学校的地下室里活活折磨死了，冤屈死了！一次次的毒打、酷刑、人格侮辱。他们揶揄人的尊严还不够，还要象法西斯一样，从肉体上消灭一个人。那些自称为革命派、喊得最响最凶最漂亮的家伙们，他们的所做所为正是摧残革命的本身！我就是因为妈妈，给他们赶出家，到这里来的！不，不，不，白慧，你不要捂着耳朵，你不要怕听这些悲惨和残忍的事情。你应当了解我的妈妈……她临死的时候，两条腿全被打坏了，站不起来。身上的伤口还没有愈合……”
“她肯定不满运动，仇恨运动！”白慧双手捂着耳朵大叫。
“不！毛主席发动这场大革命是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变得更强大！她所恨的是那些背离党的政策而胡作非为的人，恨那些破坏运动的人！恨那些真正的人民的敌人！妈妈临终时对我说……‘鸣鸣，你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我相信是非早晚会分明，到那一天，别忘了到我灵前告诉我一声……’一个人临终的话，往往是他心里最想说的话。白慧，你不要摆手，你听我说下去……”
“不，你不要说了。这不是真的！”白慧紧闭着眼，激烈地摇着双手。
“是真的。没有一点虚假。”你听我说呀！”
“不！”白慧突然张开眼睛，眼球通红，带着泪水，强硬而发狠似地说：“她不是这样一个人！”
常鸣呆了。他从迷乱的痛苦中惊醒过来，奇怪又困惑地望着白慧。白慧忽然站起来几步冲到门口，拉开门跑下楼去。她的模样完全象个疯子。常鸣大叫：
“白慧，白慧！．你这是怎么回事？”
常鸣一夜没睡。天亮时疲乏极了，昏昏沉沉刚合上眼，忽听门那边嚓嚓地响。他睁开眼，问：
“谁？”
没有回答。只见从门缝底下一点点地塞进来一个白色的东西。
“谁？”
他下了床。这时他听到一个人跑下楼梯的脚步声。他开了门，从地上抬起那东西，原来是一张信纸，折成一个交叉成十字花儿的菱形小纸块。他急忙跑到窗前，掀开窗帘往楼下看去，只见一个围着头巾、穿浅绿色棉外衣的女孩子慌慌张张地跑出大门去。那正是白慧。他想喊住她，但已经来不及了。
他打开信笺看，顿时呆住了。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下面是信的原文。
常鸣；
你恨我吧！我打过你的妈妈，而且是狠狠地打的，打得头破血流！我是你的仇人！
我昨天本想告诉你的正是这件事。谁知事情这么巧。这么残酷。她恰恰是你的妈妈。但我觉得这种巧合很好：它是对我最公道、最有力的惩罚。比我自己恨自己、自己打自己解气得多！
虽然不见得是我把你妈妈打死的（这决不是为自己辩解。也决不想求得你的宽恕！）尽管你说过你能原谅我的一切（我知道，这里边决不包括这件事）。但我想把这一切都详细地告诉你。因此我想见你一面。今晚八点钟，我在东大河大湾渡口的大钟下等你。我知道，你恨我，不愿意再见到我，我却请求你来。这恐怕是我们最后的一面了我等你。
你的仇人和罪人
白慧
常鸣捏着这张信纸，地面好象在脚底下液化了。周围一切可视的都虚幻了，化做无声的烟……
当晚，阴了天。下了大雪，又起了大风。
大弯渡口平日人就不多。在这种恶劣的天气里，又是夜晚，几乎渺无人迹。渡船不知停在岸哪边了。漆黑而空阔的河口上，大风雪好象一个巨大的无形的披发魔鬼，在远近发出一片凄厉的怪调的ao叫。开始时，不知哪儿还传来呼喊渡船的声音，跟着就消失了。
透过一阵阵飞卷而过、白茫茫的雪雾，隐约可见渡口处堤坡上的灯光大钟前，孤零零立着一个人影。钟上那根短粗的时针指着八点的地方。
这是一个女孩子，就是白慧。
雪花给风吹得有了力量，沙沙打在她的衣服上。大钟圆形的玻璃面上有大字报贴上又撕下来的痕迹。红色的秒针飞快地转动，时针渐渐移到九点、十点、十一点…… 她还是孤零零地站着。风雪愈来愈大，她却象一段锯断了的树干，一动不动地立着。浑身挂满雪，快变成白色的了。积雪已经盖住脚面，但她那一双细长的眼睛瞪得大大的，闪着绝望而依然坚定的期待的光。
第二卷·一
“傻瓜！地道的傻瓜！要不就是临阵脱逃的懦夫，没出息、保命、毫无作为的逍遥派。逍遥派就是对革命的颓废派。你同意我这么评价白慧吗？”
郝建国用他金属般嘹亮的嗓音说。他和前几年的样子有明显的变化。脸颊更瘦，颧骨突出了，下巴失了，轮廓也就更加清晰。由于长期处于严肃状态中，鼻唇沟过早地加深，和他的年龄，和他年轻的面孔很不调和。但那双距离过窄的大眼睛依然明亮有神，敏感而犀利，锐气不减当年。他一方面，有种在复杂的斗争中养成的成熟、老练的劲儿；一方面还有种青年人过早发迹而洋洋自得、忘乎所以的狂气。他还戴军帽，穿绿色军裤，上衣换成蓝华达呢制服。脚上不穿胶鞋了，穿的是厚底的黑牛皮鞋，鞋面象漆过那样亮，鞋底沾过水，走起来吱扭吱扭地响。当下他倒背手在屋子中间极慢地溜达着。仿佛有意欣赏鞋底发出的吱扭声。
他对面坐着的是杜莹莹，只是人胖了些，其它变化不大。孩子般的单纯气和温和的性情仍保留在她的圆脸上；左眼自然还是那样向外微微斜视的。她说：
“我就不同意你这样议论白慧。你总骂她，好象和她有什么私仇似的。”
“我和她有什么仇？我是说当年她不该当逃兵。不然的话，她也和我一样干出来了。不至于到一千里地以外‘修理地球’去！我没说她是‘坏蛋’，而说她是 ‘傻瓜’！这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不，你不了解她。她是自己要求走的，怎么是傻瓜呢？”
郝建国咧嘴笑了笑，说：“好，我们撇开她，先说说什么样的人是傻瓜……” 他正说着，外边有人敲门。“哦！你等等，有人给我送椅子来了。咱一会儿再接着说。”他到外边去开门。．当下他们是在郝建国的房间里。时间已过了五年。现在是春天”。屋内阳光明亮，窗外的树全绿了。
五年中，无论什么都有显著的变化，人更是如此t在六十年代末的大动荡暂时平歇下来之后，学校的大部分学生都去支边支农。白慧走了；郝建国留了校，靠着运动中冲锋陷阵的资本和拚力奋斗，飞黄腾达了；杜莹莹因心脏病，留在家中休养。时代、社会、环境的变化，改变着人。这些暂且不说，单说郝建国的名字，也从 “郝永革”改回来了。
郝建国的皮鞋声从外边响了进来。他一边扭口头说：
“放在过道就行了。”
“不不！我给您放在屋里吧！”随着这声音走进来一个四五十岁、矮粗、眼球发红的男人。他穿得破旧，形容猥琐；头发和肩膀上沾了几朵柳絮。他搬进两把亮闪闪的电镀折叠椅，靠墙放好。杜莹莹认出他是学校财务组的老张。老张看见她却没认出来。他对郝建国挤了挤红红的小眼睛，露出殷勤和讨好的笑容，说：
“郝主任，我给您挑了半个多小时，差不多都有毛病。不是电镀有残，就是皮面颜色不鲜。就这对儿最好！”
“嗯：”郝建国朝他满意地、嘉奖似地点点头说，“你倒挺能办事。不坐坐歇会儿吗？”他这句客气话，实际上是不客气的逐客令。
“不了，不了！”老张立刻领会到郝建国的意思，忙摆着手说，“您再有什么事尽管招呼吧！您这儿有客人，我先回去了。”
杜莹莹觉得不大好意思，站起身说。
“您歇歇吧，我没事。”
郝建国是背对杜莹莹站着的。他用背在屁股后面的手摇了摇，示意给杜莹莹，叫杜莹莹别再跟这人客气；同时对这位老张平淡地说：
“好，你回去吧，回去好好歇一歇。”
老张非常知趣，转身已到门口，又回过头伸长脖子如杜莹莹使劲点点头，表示再见，随即被郝建国送出大门。
郝建国回来，向崭新的椅子高兴地膘了两眼，转而对杜莹莹说：“刚才咱们说到哪儿了？噢，说到‘傻瓜’了。究竟何谓‘傻瓜’，何谓‘聪明人’呢？”他好象来了灵感似的，目光一闪，“我先问问你，你说，刚才送椅子这个人他是原来咱学校财务组的会计老张。你还记得他吗？好，gA就说他吧：你说他是聪明人还是傻瓜呢？他费了很大劲给我买来椅子，还向我献殷勤，你准认为他是傻瓜吧！不，也许你还不知道老张的情况。他贪污过一千元。定为坏分子，已经调到后勤组监改去了。我呢？校领导，革委会副主任，专案组长。他拍我的马尼还算傻吗？当然，这只是想讨些好，早点给他摘去帽子。小聪明，算不得什么。但由此可以引伸出一个道理评价一个人聪明还是傻瓜，先要看看他所处的地位，再看他怎么去做。聪明人善于改变自己的处境，能够发现和抓住他周围的有利因素、有利时机，设法变被动为主动。傻瓜则恰恰相反。尤其在处于逆境和劣势时，傻瓜总是听其自然，束手无策，坐守待毙。聪明人却要调动起全部的主观能动性，所有脑细胞都处在最活跃的状态中。现在，该轮到评价白慧了。她表面挺聪明，在运动初期积极能干，可是她老子一出问题，她就象蜗牛一样缩回去了，不敢干了。其实那时也有人给我爸爸贴大字报，攻得也挺凶。当然他的职位比不上白慧的爸爸，也比不上你爸爸，仅仅是个车间主任。可是我根本没对别人讲过。自己顶着干，比谁干得都猛。怎么样？杀出来了！现在我的职位反比我爸爸的高。我可不是夸耀自己。有些道理，我也不是一下子就明白的。运动开始时，我还有些简单、幼稚、狂热的东西，现在想起来挺可笑。在政治斗争中，不能动私人感情；所谓的’正义感’也轻易不能用。你单纯，就容易被利用。你只有好心，那你准倒霉。没有权，你的好心又顶个屁用？权又是怎么来的？人家白送给你吗？不……哎，这些话你可别跑出去乱说。我从来还没对别人讲过，仅对你。当然不单因为你可靠，更重要的原因，我不说你也明白……” 他用目光表达着另一种语言。
杜莹莹低下头，圆胖的脸蛋涨得鲜红。郝建国正在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