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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白娘娘压在塔底下，法海禅师躲在蟹壳里。现在却只有这位禅师独自静座了，非到螃蟹断种的那一天为止出不来。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
活该！
这里，作者的思想和情感都是非常含蓄的。这是因为作品所写的对象是“西湖十景”之一，而且又与美丽的故事传说相联系。这样的生活内容就决定了作品不可能用前一类作品那种强烈的风暴式的抒情方式，否则就破坏了生活形象和情感形象的和谐统一，也就破坏了诗美。又如《张资平氏的“小说学”》这种讽刺作品，其抒情格调又与前两种不同。它对张资平的形象的勾画和对他的崇拜者们的讥讽，都表现着憎恶、轻蔑的情感：
呜呼，听讲的门徒是有福了，从此会知道如何三角，如何恋爱，你想女人吗？不料女人的性欲冲动比你还要强，自己跑来了。朋友，等着罢。但最可怜的是不在上海，只好遥遥“崇拜”，难于身列门墙的青年，竟不能恭听这伟大的“小说学”。现在我将《张资平全集》和“小说学”的精华，提炼在下面，遥献这些崇拜家，算是“望梅止渴”云。
那就是——△
这是通过嘲弄、揶揄、调侃的笔调来抒发情感的。这种抒情格调和方式，与作品所写的可憎可鄙的张资平氏及其可怜可悲的崇拜者这样的对象和内容，十分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形成特有的讽刺美。这里不可能列举鲁迅杂感抒情的所有类型，但这些例子可以说明鲁迅杂感抒情与所写生活内容有着多么直接关系。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情感与生活内容的融合，情感直接表现着一定的社会内容和社会意义，抒情的形象化，与生活内容的丰富多样性相适应的抒情格调和形式的多样化等，是鲁迅杂感抒情的重要特点，也是它的文学抒情本质的最重要的表现，也是它的诗美的美学根源。
鲁迅杂感的诗美，还在于它本身所特有的含蓄性和曲折性，足以给人“言外之音”和“言已尽而意无穷”的感受。这同样是构成杂感的文学特性的重要方面。长期以来有一种这样的观念，似乎杂感应当是直白显露的、大喊大叫的；鲁迅杂感“隐晦曲折”，是它的一种缺点。这种看法恐怕有很大的片面性。的确，鲁迅处在白色恐怖的统治下，他的杂感中有些地方故意写得隐晦含糊些，以避文祸、这一点，鲁迅多次讲过：“遇有较为要紧的地方……往往故意写得含胡些”《〈两地书〉序言》。；“一到觉得有些危险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这种情况，一般是在某些作品中涉及某些所谓“违碍”的人和事的时候，往往用避实就虚或其他避讳的方法以应付当局的检查。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即使有这种情况的作品，其主题和思想倾向也仍然是明朗的，并不晦涩难懂。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杂感作品本身所要求的含蓄性和曲折性。这是文学作品的必然的要求，也是造成杂感诗美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而常常被认为“隐晦曲折”的，其实就是这种含蓄性和曲折性。这就不是鲁迅杂感的缺点，而是它的文学本质的表现了。
鲁迅是反对文学作品的直白、显露的表达方式的。他说过：“锋太露，能将‘诗美’杀掉”。《两地书·三二》。。还说：“将全篇的意义说得太清楚了，所有蕴蓄，有被其打破之虑”（1925年5月17日致李霁野信）。对杂感创作，鲁迅也十分强调这样的美学原则。例如，他说：“猛烈的攻击，只宜用散文，如‘杂感’之类，而造语还须曲折”《两地书·三二》。。谈到许广平的一篇杂感时，批评它“还太直白”《两地书·三五》。。他还认为钱玄同的文章“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两地书·十二》。。认为瞿秋白的杂感“尖锐，明白”，但“深刻性不够，少含蓄，第二遍读起来就有‘一览无余’的感觉”冯雪峰《回忆鲁迅》。。他批评内山完造的《活中国的姿态》那些“漫文”好下结论，“往往有令人觉得‘原来如此’的处所”《且介亭杂文二集·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说明，鲁迅不但要求杂感作品的思想的深刻性，而且还要求它们有文学的含蓄性和曲折性。他的作品就充分体现出这样的文学特征。许广平在谈到鲁迅杂感时说：“委曲宛转，饶有弦外之音，……这是先生的特色。”《两地书·十六》。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譬如说，《准风月谈》中的《“吃白相饭”》，文章很短，却宛转多姿，它从上海口语“白相”谈起，写了人们对“吃白相饭”不但不以为奇，而且看做“一种光明正大的职业”这种怪现象，进而多方面地勾画出“吃白相饭”者的无赖嘴脸，予以嘲讽鞭挞，这是很明显的。但文章却还有更深的含义，结尾时笔锋一转：“但‘吃白相饭’朋友倒自有其可敬的地方，因为他还直直落落的告诉人们说：‘吃白相饭’的！”这里就留下了给人体味的空间，隐藏着发人深思的“弦外之音”，即它所攻击的更重要的对象，是那些巧取豪夺却连“吃白相饭”者的自认的勇气也没有的更可恶的人们。文章的真正深意是通过这种曲折含蓄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又如，《外国也有》是着重抨击官僚政客的贪赃发财的腐败现象的，但同样没有采用直白的评述，而是借助当时古巴政府扣押前总统在任职期间积攒的二千多万美元财产一事，进行曲折的讽刺：“财产一共只有区区二千五百万美元，手段虽不能谓之高，但有些近乎发财却总是确凿的，这已足为我们的‘上峰’雪耻。不过我还希望他们在外国买有地皮，在外国银行里另有存款，那么，我们和外国人折冲樽俎的时候，就更加振振有辞了。”正是在这种曲折的语言中，尖锐地揭露了国民党官僚政客们搜刮民脂，大发横财，在外国买地皮、存巨款的丑恶面目。这种含蓄曲折的表达方式，能巧妙地启发人们的思考和联想，引导读者自己作出判断。人们也正是从这种富有启发性的思考和联想中，获得文学的情趣和诗意的感受。当然，鲁迅杂感的含蓄曲折，绝不是高长虹式的“晦涩难懂”，也不是“障眼文学家”那种“故作朦胧”，它是明确、深刻的思想和含蓄、曲折的表达形式的艺术的结合。惟其如此，它才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的统一。如果说一般评论文章与杂感作品还有什么不同，那么，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评论文要求论述的严谨性和明确性，杂感则要求文学的曲折性和含蓄性。
五、鲁迅杂感对我国散文的重大发展
鲁迅说过：“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生的”鲁迅：《三闲集·现今新文学的概观》。。杂感文学正是适应现代革命斗争的需要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它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重大成果，体现了我国现代散文的战斗传统。同时，这种文体的形式又与我国古代散文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古代散文某些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冯雪峰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将先生的杂感散文，看成为先生的独创，即在西欧文学上亦少见，并且它和中国的散文有着很深的渊源，先生亦认为是对的。”冯雪峰：《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附记。可见，鲁迅对杂感文体的独创性和它与古代散文的历史联系这两个方面，都持肯定的态度。
那么，鲁迅杂感在我国散文传统中的“渊源”是什么呢？许多研究者指出鲁迅杂感的语言和风格受先秦的庄子和魏晋作家特别是嵇康的影响。这有一定道理。鲁迅曾说自己“看过许多旧书；……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做的白话上；常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写在〈坟〉后面》。。其中他比较喜欢庄子、嵇康，所受影响当然也较大。其实，任何一个有成就的作家的成长，都必然多方面地受到前代文学成果的影响，从已往文学作品中吸取营养，提高文学修养，从而形成自己的文学风格。鲁迅当然更是如此。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是，仅从鲁迅杂感的语言、风格方面来研究他受了什么人的影响，并不能说明鲁迅杂感对我国散文的重大发展。鲁迅在我国散文史上的最重大的贡献，在于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具体地说，他发展了我国散文的那些战斗的现实主义传统，把我国散文从一般的论道、抒情、述志，发展为直接揭示和勾画现实生活，形成了一种战斗的杂感文学。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鲁迅对古代散文作家的评价，就可以看到他对散文创作所持的美学原则，可以看到他对散文创作的主张和要求。而这对于理解鲁迅杂感的历史渊源有极大的关系。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对先秦散文作过较系统的论述。总的说来，他认为儒、墨、道三家的散文都是论道之作，他们为了“取合世主，起行其言”，“以自所执持者为要道，聘辩腾说，著作云起”。这种以论道为宗旨的文章，自然同以反映生活为宗旨的文学作品有距离。所以，鲁迅只从是否有文采这个角度予以评价。他认为《论语》、《墨子》“其文辞皆略无华饰，取足达意而已”。这自然没有多少文学趣味。对《孟子》，鲁迅感兴趣的是某些“叙述则时特精妙”的片断，他举出其中的“齐人有一妻一妾”为例，而这一段确实生动而深刻地画出了现实社会中某些人的嘴脸，因此鲁迅比较欣赏。对儒家中的散文巨子荀况，鲁迅只谈了他的几篇赋，他的颇为雄辩的论说文，鲁迅却不把它们放在文学之列来评论，这大概是由于这些文章主要地论证某种哲学思想的缘故。对于法家诸子，鲁迅认为“法家少文采”，韩非“皆言名法”，当然难称属文学，“惟李斯奏议，尚有华辞”。上述几派散文，从文学角度看，鲁迅对他们的评价都不高。惟赞赏孟子的某些作品中描画世事人物的“精妙”之处，这反映出鲁迅对散文创作的很重要的见解。
“文辞之美富者，实惟道家”。鲁迅特别赞誉庄子的散文，认为“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但这也只是从文章的气势和语言美这个角度而言。鲁迅恰恰尖锐地指出了他这种论道之作的根本性的缺陷：“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这就是说，庄子散文不写社会世态，不反映现实生活，鲁迅显然是不满意的。鲁迅曾经说过，对那些“不发关于社会的议论”的作品，“不看也可以”《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庄子散文的“空言无事实”，正与鲁迅要求散文作品揭示社会生活的主张大相径庭。这些都说明了鲁迅杂感与这类论道的散文有根本性的差异。因此，有的同志（包括雪峰同志）认为先秦诸子如韩非、墨子、庄子等散文与鲁迅杂感“一脉相承”，甚至认为他们的散文就是“典型”的杂感作品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西汉散文中，鲁迅特别看重贾谊与晁错，以专篇论列，就因为他们的作品能触及社会情形，揭示出社会弊端。鲁迅认为贾谊《治安策》“历指其失，颇切事情”；晁错的《贤良对策》等也“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而且颇为“沉实”。他对二人的这些作品评价很高，推崇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这些文章都是陈政事的策疏，不能算作杂感，但其直言时事，揭摘弊病的长处，深得鲁迅所赞赏。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学主张，鲁迅对魏晋散文也很感兴趣，尤其是对嵇康的愤世嫉俗，敢于藐视旧礼教、旧传统，以及他的散文的“师心使气”，“思想新颖”，“慷慨激昂”，讽讥时政，敢“发议论”等特点感兴趣。这当然不完全是文章风格问题，首先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态度的问题。这方面对鲁迅的杂感创作是确有影响的。
鲁迅对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从总体上说，态度比较冷淡，几乎只是在讽刺的时候才提到他们。例如在《答KS君》中说：“大约章士钊还不过熟读了几十篇唐宋八大家文，所以模仿吞剥，看去还近于清通”。从这里看出，鲁迅对八大家散文的“清通”是肯定的，但此外没有作过较高的评价。鲁迅为什么持冷淡态度，他没有作过直接的论说，难于揣测。他谈到宋代散文时说它们用以“载道”，“提挈经训”，他对那种“文以载道”的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好感。而这恰恰是韩愈等人的主张。对八大家散文中的某些具体作品，鲁迅也有过赞许，例如，他说欧阳修的《读李翱文》，也并不那么“纯厚”，对某些社会现象也“悻悻得很”《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鲁迅所赞赏的也正是一些有针砭时弊内容和倾向的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对唐末的小品却作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评价：“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的“《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辉和锋”《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对于明末的小品文，鲁迅也肯定了“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的作品在《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喜欢这一类散文，当然不仅是因为其形式的短小灵活，而是他所说的“先看内容”。这类作品不同于那种“讲小道理，或没道理”的“小品”，也不同于那种只求“雍容，漂亮，缜密”的“小摆设”。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