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再简略回顾一下“五四”时期散文发展的途路和倾向，以更好认识《朝花夕拾》的成就和地位。
新文学运动初期的散文，主要是以议论为特色的杂感，短小精悍，向封建主义作尖锐的袭击。一般都只注重有感而发，充分表达战斗的精神，而顾不上考究艺术形式如何精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大都写过这一类“随感”式的散文。鲁迅《热风》中许多篇什，就是其中的代表。稍往后发展，所谓“正统小品”的“美文”出现了。这种“美文”不同于议论为主的杂感，它所偏重的是抒情和叙事，新文学初期的作家几乎都在这方面显过身手。鲁迅《呐喊》中所收1922年创作的《兔和猫》、《鸭的喜剧》和《社戏》等篇，也可称作是“美文”，在文体上与《朝花夕拾》是很相似的。“美文”比较考究艺术形式，努力用白话作出缜密、漂亮的文字，这对于旧文学的确是起到了“示威”的作用。但随着“五四”运动陷入低潮，一部分作家停止了脚步，散文领域逐渐出现一种专门谈风花雪月、草木虫鱼的消极倾向。鲁迅在1924年支持创办了《语丝》杂志，1925年又创办了《莽原》杂志，其目的就在于坚持和发展五四散文战斗的精神。这两个杂志都提倡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以发表杂文为主，所以一般讲“语丝体”，主要也是指杂文。但鲁迅在提倡杂文的同时，也很注重抒情叙事散文包括散文诗。他的散文诗《野草》就是在《语丝》上破土而出的，而《朝花夕拾》则是《莽原》上陆续结下的果实。“语丝派”在当时虽然仍有共同的特色，但也已经出现某些导致后来分化的迹象。1926年《语丝》上开展过一场关于“语丝的文体”的讨论，《语丝》撰稿人中所表现的主张和倾向就开始有分歧。如鲁迅在《莽原》上发表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就是有意针对周作人、林语堂的妥协、动摇的倾向的。周作人、林语堂等一些作家这时期的散文作品虽然偶尔也还存留有战斗意气，但基本倾向却是趋于消沉颓唐，就在《朝花夕拾》发表期间，周作人也陆续写出许多专谈身边琐事，风格冲淡，内容空疏的小品。所以《朝花夕拾》的出现，客观上对消极创作倾向是一种反拨。它以往事回忆为题材，展示近代中国社会的某些侧面，集中批判封建思想文化，总结历史经验，显示了杰出的思想价值，这对于引导和推动抒情叙事散文的健康发展，也起着很好的作用。
《朝花夕拾》的出现，还丰富了现代散文的表现形式。“五四”时期许多作家都写过回忆性的散文，但像《朝花夕拾》这样构思成一本书，有一定连贯性，又可以各自独立成章的回忆散文集，却是绝无仅有的。《朝花夕拾》是传记，它毕竟较为系统地从各种侧面回顾了作者所走过的生活历程，但又显然比一般传记或回忆录要活泼自由，每一篇都是相对独立的优美散文。它给传记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子。
《朝花夕拾》格式新颖，艺术手法多样而高超，这是鲁迅文学才华的辉煌显现，是他融会吸取中外古今文学营养的结果。那种纵意而谈，放得开，收得拢的雍容品格，那种充满喜剧性美感的幽默的风致，就显然和英国式随笔（Essay）有气脉相通的地方。鲁迅对于英国式随笔是比较熟悉的，他翻译推荐过日本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里面就有许多模仿英国式随笔的散文，其中还有一篇是专门介绍Essay特点的文章。但《朝花夕拾》毕竟又是鲁迅自己创造性的成果，是民族化的成果。它不像一般英国式随笔失之太腻，而是追求洗炼的效果，这方面就更多地批判继承了中国古代散文特别是笔记小品一类的特点。“五四”时期在对待外国和中国古典散文艺术的态度上，不是没有偏向的。一种是不顾自己民族特点，一味追求西方式的幽默和雍容，那结果就脱离时代，违逆民族的欣赏心理；也有一种是拜倒在古代作家面前，模仿翻造士大夫趣味的“小摆设”。鲁迅有选择地汲取中外营养，创造性地熔铸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为现代散文创作开拓了前进的道路，也为正确对待中外文化遗产树立了典范。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1989年第12期）
《鲁迅其书》第三部分鲁迅杂文——一代诗史（1）
鲁迅曾说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曹操且不论，我由此却想到：鲁迅才真是改革文章的大师。当鲁迅写作杂文之前，千古文章，作来作去，曾经作成“八股”，“八股”废后，文章又该怎样作，曾是“五四”前夕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问题。
有人是主张继续作那桐城派的古文的。当时桐城文章满天下，作者很不少。例如桐城派的门人之一的严复，翻译外国著作，用的就是古文。“一名之立，旬月踌躇”，功力不可谓浅；但是，译出之后，广大读者“往往不可猝解”，而且“訾其艰深”。《群己权界论·凡例》。另一个桐城派的后继者林纾，翻译外国小说，也是全用古文。其译述之多，也极一时之盛。但是，曾几何时，林译小说，已如云烟过眼。古文之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于此可见。事实证明，经过维新运动，不但“八股”废而不用，即使是高于“八股”的桐城古文，也不可能再作下去了。
代之而起的该是什么文章呢？桐城派的作者之外，当时主张继续写作古文的代表人物还有章太炎。桐城派是取法唐宋的，章太炎则认为唐宋不足谈，说唐宋之文，“廉而不节”，“肆而不制”，“清而不根”。“有其利，无其弊者，莫如魏晋”。《国故论衡·论式》。魏晋文章，如嵇康阮籍之作，在当时来说，是有些新思想和新风格的，鲁迅也说过他们的思想比较“新颖”；但是，时代已是近世，上追魏晋，就等于倒退。而且太炎为文，又好用古字，比严复的文章，还要难懂。这样的古文，同样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
这时虽作古文而有所革新的，是维新派的人物梁启超。关于他的文章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作介绍。他说：
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只为野狐禅。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
从这些话看，梁启超的主张，是和桐城义法背道而驰的。这样的文章，在那个时代，也确实有些特色；就文体说，也可以说是新的创造。但是，这样的文体，无论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也都不能适应新的时代的需要。虽号“新文体”，其实并没有真正脱离古文的旧调。
从以上的事实可以说明：单是古文自身的改良，已经无济于事了。白话要代替文言，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问题还在于：什么样的白话才能代替文言。
戊戌政变前后，曾经有过白话运动，其后白话书报也曾出现不少。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里举过《白话丛书》的序文的例子，可见此种白话文章的一斑：
梅侣作成了《女诫》的注释，请吴芙作序，吴芙就提起笔来写道：从古以来，女人有名气的极多，要算曹大家第一，曹大家是女人当中的孔夫子，《女诫》是女人最要紧的书，……
周作人说：这种文章是“由古文翻白话”，“仍然是古文里的格调”。也即是说，形式是白话，其实仍是古文。这样的文章当然也不可能适应新的时代需要。
鲁迅在辛亥革命之前，也曾用古文写作。但他不是用桐城派的古文，也不是梁启超式的“新文体”，而是受过严复、章太炎影响的写得相当古奥的文字见《集外集·序》。。鲁迅还曾用这样的古文和周作人一起译过一部《域外小说集》，结果也是失败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千古文章，“老调子”确实“已经唱完”，此后的文章必须别开生面。
二、一代“诗史”
五四运动前夕，胡适、陈独秀等提倡新文学，白话文的作者多起来了，这时候，中国的文体，才发生了新的变革。也就在这个时候，鲁迅开始了杂文的写作。从此以后，杂文便成了鲁迅一生最主要的“业绩”，其中凝结着鲁迅一生最主要的精力。正像唐代诗人杜甫几乎将全部思想感情一寓于诗那样，鲁迅也几乎是把全部思想感情都倾注在杂文里。针砭时弊，论证古今，释愤抒情，嬉笑怒骂，内容之丰富，笔法之多样，都是前所未有的。就其广度和深度看，像这样的杂文，我以为可以看做一代“诗史”。
当然，鲁迅关于自己的杂文，曾经谦言：“不敢说是诗史”，只说：“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且介亭杂文·序言》。但在我看来，应该说就是“诗史”，而又不仅是“诗史”。其内容之丰富，是超过了过去所谓的“诗史”的。
首先，在鲁迅的杂文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
鲁迅从一开始写作杂文，便指向了广泛的社会锢弊。尽管他说当时在《新青年》的《随感录》里“作些短评”，“所论的多是小问题”，例如，“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鲁迅还说这些文章都是“应时的浅薄的文字”，并且认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应与时弊同时灭亡。”但今天看来，这些所谓“浅薄的文字”，却是一面时代的镜子，虽然时过境迁，仍能从中看到“时代的眉目”。
鲁迅把这类文章叫做“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鲁迅对于自己的这些文章虽然不甚满意，但他对于写这类文章却是看得非常重要的。他在后来的一封书信里说过：“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他说他之所以要办《莽原》，“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目的是：“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两地书·十七》。又在《华盖集·题记》里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以看出，鲁迅写杂文，办刊物，目的都在对于社会、对于文明进行批评。鲁迅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在他的杂文中占了最大的比重。从“胡须”到“牙齿”，从“他妈的”到“费厄泼赖”，几乎无所不谈。《坟》里有《说胡须》、《从胡须到牙齿》、《论“他妈的”》等篇。在这些文章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写于1925年的《灯下漫笔》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篇。例如其中一段：
……太平的景象还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谁听到大叫唤么？打的打，革的革，可有处士来横议么？对国民如何专横，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犹是差等的遗风么？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旁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见《现代评论》二十一期）。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
这是鲁迅对于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统治下的旧中国社会的概括，也是对于所谓的“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的概括。鲁迅在1925年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于旧社会旧文明的批评何等深刻。他对于中国的精神文明有深刻的了解，对于中国社会的状况也有深刻的观察，对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都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他的批评也就不是泛论，而是触及了阶级压迫和民族侵略的实质。也因此，他对于那“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外国人十分憎恶，而对于那“诅咒中国的现状者”，则认为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鲁迅写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目的，是和他写小说一样，都是要“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所以，当他指出旧社会旧文明的实质之后，便又说道：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鲁迅当时还是进化论者，他把改造社会的希望主要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在今天看来，虽然缺乏阶级观点，但在那个时代，在知识青年比较觉悟的时代，也不是毫无道理的。
像这样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纵读古今，大抵都是针对时事。不过，这些早期的作品，一般说来，虽然涉及了时事，却还较少直接触犯当时的政权。大约到了1925年之后，鲁迅的批评就往往和当时的当权者短兵相接了。在“女师大事件”中，在“三一八”事件后，鲁迅从亲身的经历中写出了好几篇直接干预时事政治的杂文。例如正当鲁迅写那《无花的蔷薇之二》的时候，“三一八”事件发生了。鲁迅的杂文对于这一事件作出了最及时的反映：
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
虽然写的多是刺，也还要些和平的心。
现在听说北京城中，已经施行了大杀戮了。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呜呼，人和人的灵魂，是不相通的。
《鲁迅其书》第三部分鲁迅杂文——一代诗史（2）
又一段：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还要下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