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跟她谈成恋爱。
部长拿着菜牌十二分热情地靠在我的椅子上，问，先生小姐要吃点什么？我点了一个野葛生鱼汤，一个桑拿虾，一个清蒸边鱼，一个炒沙虫，一个水煮菜心，一个纸包骨。石留说够了，吃不了。部长也说够吃了。
部长去了两分钟又回来，对我说，对不起先生，没有沙虫，沙虫下班了。我说沙虫也下班啊。部长赶紧解释说，对不起，是做沙虫的师傅下了班。我说沙虫这么早就下班，那就不吃沙虫了。
有一位小姐站在我身边，她穿了件印着贝克啤酒的超短裙，露出两条白花花的大腿，害得我的眼睛老是往她肚子下面看。贝克小姐说，要喝酒吗？先生小姐。她指着墙上的招纸说，这酒不错，十块钱一支，要不要先生小姐？我说不要先生小姐，要青岛。贝克小姐说，青岛下班了。我说那就来支喜力，贝克小姐说喜力也下班了。看来只有贝克小姐还在顶班，那就来贝克小姐吧。我把酒杯满上，又替石留斟酒，我说为了南州，干杯。刚干完杯，部长又来了，我说这回不知谁下了班。果然部长又说对不起，纸包骨没了。我对部长说，劳驾你去厨房帮我看看，看桑拿虾和清蒸鱼有没有下班，如果下班了，就赶紧叫老板回来上班。
隔壁桌的一位小姐听了我的话忍不住放声笑了，她笑着说，先生，我看了你半天了，一直想笑，我们叫了个象牙蚌，也是半天上不来，让给你算了。这小姐很面善，可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这时象牙蚌已经端上来了，我对面善小姐一拱手，说谢谢啦！我实在饿坏了。
吃着象牙蚌，我给石留讲了个笑话。有一天，我和同事去酒店吃饭，刚进门，同事就惊叫起来，哇！象拔蚌特价，十五块钱一斤。我一看，跟着念出声，象牙蚌特价，十五元一斤。我跟石留讲这个笑话算是白讲，她根本不知道象牙蚌和象拔蚌是怎么回事，就像我对我老妈讲克林顿和叶利钦一样，她说这两个人不认识，是哪个村的？
部长迟迟没有回来。我又叫了两个饭，做出一个等菜上的样子。我拿眼四处睃巡，发现贝克小姐已经像一只蝴蝶一样翩然飞走了。服务员小姐已经收拾好隔壁桌子，正用拖把拖地。女部长还是不出来，一个部长模样的男人走了过来，问我们还加不加菜，我说不用加菜，把没上的菜上来就行了。男部长装模作样地拿起菜单看了一下，说，我去厨房催一催。我知道他根本没法催，厨房的人早下班了，厨房门都锁了。这地方我呆了十天呢，我比他还熟悉地形。男部长兜个弯就回来了，他说，对不起，这两个菜取消了。我不愠不火地说，谁替我取消了，怎么招呼都不打就把菜取消了？他招架不住，只好如实说，厨房的人下班了。我说，不着急，我等他们来上班。
我替石留倒满茶，又把自己的茶杯倒满，装出一个打持久战的样子。酒店里剩下的几个人等着下班，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我们周围团团转。我每隔十分钟问一句，老板该回来上班了吧？没人睬我，大家都苦着脸。留守的几个小姐或坐或站，成散兵状把我们包围着，有一个小姐开始很夸张地打哈欠。男部长在柜台打电话，看他的表情十分激动，我估计他正在添油加醋地给老板汇报情况。又过了五分钟左右，男部长走了过来。由于刚才过于激动，尽管他极力强装笑容，他的脸还是红里泛青。我知道他要讲什么，我就等这句话呢。男部长说，两位老板的单已经有人买了，两位用完饭请自便，招待不周，敬请谅解。我终于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走出酒店，石留埋怨我太刻薄，得理不饶人。我说，这一课是为你上的，你现在是在南州，不是在武汉，以后多学着点。
我带石留去见校长。校长大名程应瑜，是个面色阴沉的人，他不笑的时候比笑起来好看，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愿意看他难看时的样子。整天面对一个不笑的人，估计谁都受不了。石留给校长带了一些礼物，都是些拿不出手的家乡特产，这些东西校长从没在家里吃过，他和他老婆看着两眼发直。后来他对我说，他当时真是左右为难。婉拒吧，不礼貌，留下来呢，只能搁在家里占地方。校长就批评我，说不该让小石大老远拎过来。他后来还是偷偷把特产退给我了，说他实在不知道怎么整，还是我跟小石留着慢慢吃吧，这叫物尽其用嘛。结果我和石留吃得嘴唇起泡，吃了一年也没吃完。
去校长家里坐时我拎了筐荔枝，这荔枝是在大院门口的小店里买的，我是店里的常客，店主是潮州人，潮州人做生意向来是刁钻古惑，他并不因我是熟客而给我优惠，反而经常宰我。我拎走荔枝当时可以不给钱，表面上看似乎是优待我，但回头算账他就会多收一两块钱，说是涨价了。对此我毫无办法，我明知他在骗我，还是得在他店里买东西，因为不在他店里买就得去另一个铺头买，去那个铺头来回得二十分钟，而且难保不给人家宰。因此你可以看出我是不怕给人骗怕麻烦的那种人。我这种人注定了要常吃亏的。我对校长说，今年熟荔枝，荔枝又脆又甜，水分特多，你和阿姨多吃点。校长说来家里坐就行，不要拎东西。我说不拎东西，就拎点荔枝。
校长是个和善的人，很少发火，但为石留的事他差点对我发了火。那天我正在校园里溜达，校长走了过来，问我干什么，我说溜达。他对我说石留不错，问我几时办手续。我说说不上，还只是朋友，她看不上我呢。校长说这是什么话，打老远的调过来，我可是看你的面子，总不成你调她过来给人家做老婆吧。我说难讲，这些年我可是一直在为他人作嫁衣。校长说，越来越不像话，待会儿来我办公室。
第一章不人道的地方（1）
这几年我一直生活在一个不人道的地方。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大家对我不好，不把我当人待；二是我一直被迫从事我不愿意从事的工作。我现在是人民教师，这本来是个很高尚的职业，可我实在没有资格搞这个行当。我除了学历高，长得也比较高外，几乎没有什么优点。缺点倒是特别多，譬如表达很差，五音不全，中气不足，普通话讲得不地道等等。听我讲课，不听还清楚，越听越糊涂。所以我一上课，同学们就在下面自己安排节目。尽管如此，学校领导仍然特别喜欢安排我上课，一周安排八天。这真是比活受罪还难受。我从不讳言，教师的职业是我自己挑选的，当然是被迫的。我如果不从事教育工作，就得从事另一个惨无人道的行当，这行当叫印刷品监管。说白了就是看小说，专看带颜色的和反动的。那时校长不叫校长，叫处长。我找处长报到，处长说，来了好来了好。处长带我去找一个看起来有八十岁的老同志，老同志姓赵，叫老赵。老赵的脸让我着实吓了一跳，他的脸上毛孔很发达，毛孔之间还有连线，纵横交错，我一看以为看到了我家的红薯地，想想红薯地没这么小，又把它看成了脸。老赵说，我这个组叫小说组，我们的职责就是审查小说。他指着桌子上小山一样的书籍说，这些书都是从国外邮寄进来的，大部分都是反动和黄色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反动的和黄色的东西堵截在国门之外。
听着老赵讲工作，我的头就像正在充气的皮球，不断往大里胀。我在高校读了七年书，说穿了就是看了七年小说，我的毕业论文是明清小说研究，临毕业时，我一见到小说就患病，要四个同学抬着去校医院打点滴。老赵还没讲完工作，我就噗的一声倒在地板上了。立即有人过来扶我，老赵一个劲地说，小江怎么啦，怎么啦？有一个清醒的人发话了，他说快送车站卫检局，那儿有医生。我在昏迷前听见一个老太太在叹气，她叹着气说，现在的年青人身体素质就是差。
大家把我送到卫检局，放在病床上，医生给我挂上点滴。我这病有个特点，就是一挂上点滴就清醒。大家看到我醒了过来，都松了口气。我在床上躺了一天，把该挂的点滴都挂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认识，就是既然扎了一针，不能白扎，总得输点什么进去，至少输点能量。我在学校的时候大家也都是这个认识，每次我一晕倒，同学们就给我挂氨基酸，好歹也要挂足三天。挂氨基酸后来在南州很流行，大家有事没事都喜欢去医院挂氨基酸，气得医生护士够呛，因为工作量增加了，收入并没有同步增长，但医院领导很开心，因为既可以创收又不会死人。
我第一天上班的情景就是这样。大家对我印象不好，说我是贾宝玉的老婆，弱不禁风。对此我无话可说，我比较难接受的是单位领导仍让我看小说，一点也不体谅我一看小说就发昏的实际，硬是不给我换岗。他们说，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不喜欢自己的岗位就发昏，那单位不就乱了套？
我的工作就是看小说。每看完一本，就在一张小卡片上填几行字，内容有二，一是对书的评价，二是给书定级别，所以我的权力也算不小，国内收件人能不能收到这本书关键就看我这支笔怎么写。当然不是瞎写，也得讲原则，譬如说九级可以写成八级、七级，甚至五级，但绝不能写成二级，也就是说马可以说成驴，但大象不能说成蚂蚁。这也是海关监管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当然这个原则不是我想出来的，我没那么大能耐，这是我师傅教我的。师傅比我大几岁，我进关的时候，她的工龄加关龄已经十年了。她参加工作早，并不意味着她的学历低，她也是研究生，据说是通过自学考试从专科一直读上来的，对此我格外钦佩。我后来读了半年的自学考试，老师见我那么高的学历还读自学考试，觉得奇怪，三天两头过来审我，审完了又问我有没有同学在报社，帮他发篇论文。我实在坚持不下去，就当了逃兵。师傅学的是英语，她后来当了外语组的组长，专门审查英语的黄色和反动书籍。她手下有几个兵，专门审查其他语的黄色和反动书籍。这样我和她的距离又拉大了，明眼人都知道，中文小学生都看得懂，英文的小说或专著，别说大学生，研究生也未必能看明白。
我住在火车站后面。大院门口那条街叫马泰路。我和一个武大的毕业生朱镇住在一起，住在对面的还有几个武大的毕业生。晚饭后我们常在马路上散步，一直走到马路尽头。那里有一条大沟，沟里种满了青菜。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是一百八，今天看来，这钱实在太少了，但当时还不算低。有个以工代干的同事，工作了十几年，也就拿一百七。她拿着工资表把我和她进行了长时间的对比，心里十分不平，并因此对我很愤怒，好像我是国家制订政策的人，利用职权把她口袋里那份装进自己口袋里了。尽管如此，当时的物价已经在不断地涨，我的工资还不够买青菜吃，所以我和朱镇看到满沟的青菜不免欣喜若狂。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没上市场买过青菜，也不知道市场上的青菜已经涨到几块钱一斤了。一下班我们就顺着马路走向尽头，然后跳进沟里，摘菜。有一件事我们都心知肚明，那就是青菜不会自己整整齐齐地长在沟里，想到这里，我们的动作就会慢下来，慢下来并不意味着停止，我们的工资毕竟不够买青菜吃，而且又没有人来送我们去派出所，所以这项功课还得继续做下去。
有一天我们太过放纵双手，菜摘多了，吃不了，丢了可惜，我就带回单位给了师傅。师傅说她还没成家，叫我转送别的同事。这样我就养成了给同事送菜的习惯，当然不是每天都送。由于每次送菜时没有造花名册登记，难免挂一漏万，而且送的菜也未必合人家的心意，所以不到一个月我差不多把全科的人都得罪了。得罪最严重的是刘老太。刘老太就是说我身体素质差的那个老太婆，她本来已退休了，但强烈要求返聘，单位只好把她返聘回来。她是专职政工员，管全科的吃喝拉撒和思想动态，由于吃喝拉撒基本上都在家里搞掂了，所以实际上她就管后面那半截。我后来对在印刷品科的工作进行了反省，开始怀疑自己是故意把刘老太给忽略了，这样说来就显得我的心胸很狭隘，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谁对我不好我就对谁不好，这不太像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
我在大学里混进了党的组织，这使我后来面对党的优秀儿女时感到很惭愧。刘老太每次开我的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时对我这种人能够混进党的组织感到很愤怒，对此我也毫无办法。我大学时的政治辅导员是我的老乡，他每隔几个星期就要我写一份思想汇报，然后就把我塞进了党的队伍。我后来一直想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譬如说领导上让我教书，我尽管不愿意，还是会按时去上课，学生不听我讲课，自己在下面安排节目，只要不影响他人，我也不会太过为难他，而且我绝对会把课时上满，连半分钟的水都不会缩。这一点领导上派人考察过，证明我是个诚实的人。我实际上本质并不坏，只是有时难免会放纵一下自己。刘老太一点也不考虑我的这段心路历程，在她看来，我每项活动都是针对她的。这样我的处境相对其他人来说就要悲惨得多。譬如说我有个脱痔的怪毛病，三天两头，这位痔兄就要探出头来看看外面的世界，所以每次大解难免会花点时间来敷衍它，蹲厕所的时间就很难确定，有时长，有时短，最长超过三小时，站起来两眼发黑，一头栽倒在地。这个悲惨的故事不能老挂在嘴边逢人就说，不知底细的同事对我老占着茅坑就有些意见，心地好点的人说我有恋厕癖，心地坏的人说我偷懒。刘老太就不是说不说的问题，她恨不得杀了我。这老太婆泌尿系统有毛病，她那尿不受小脑控制，有时一上午拉不了一泡尿，有时一小时要拉几泡，我占着茅坑就等于戕害她的身体，对此我深以为歉，但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