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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从帝国元帅私人医生的诊断结论中大家才知道，戈林听了这顿训斥之后，回去就病倒了：高烧和神经病发作。
总之，就在1942年，戈林这位“纳粹第二号人物”，希特勒的正式继承人，第一次遭到了这样污辱性的斥责，而且上当着元首手下工作人员的面。这件事很快就写进了希姆莱的专案文件。第二天，党卫队帝国司令希姆莱竟然没征得希特勒的同意擅自下达指示：窍听元首最亲密的战友的一切电话内容。
实际上希姆莱窃听帝国元帅的谈话已不是第一次，还在戈林弟弟艾伯特的丑闻被揭露后，他就组织过一星期的窃听。艾伯特当时是“施科达公司”所属各工厂的出口部负责人，此人以保护蒙受冤屈的人而闻名。有一次他用哥哥的公文纸给毛特豪森集中营的看守长写了一封信：“请立即释放基什教授，因为没有什么重要的罪证。”然后只签了一个姓：“戈林”，没署名字。吓得魂不附体的集中营看守长同时释放了两个基什，一个是教授，另一个是地下工作者。为了搭救弟弟，戈林花了很大力气，他在元首面前把这件事说得像个引人人胜的笑话，从而使艾伯特幸免于难。
尽管如此，希特勒仍然经常对鲍曼说：“除了戈林，谁也不能做我的继承人。因为，第一，他从不想搞任何独立政策；第二，他在民众中享有声望，第三，他是敌人报纸讽刺丑化的主要对象。”
这就是希特勒对戈林的看法和评价。不是别人，正是戈林担负了夺取政权的全部实际工作，也正是他曾经十分真诚坦率地说过，请注意，不是对其他人说的，而是对他的妻子，不是对着录音器说给别人听的（当时他不相信自己的战友竟会窃听他的谈话），而是在夜间，躺在床上这样说过：
“活着的不是我，而是附在我身上的元首……”
第二节 1945年2月15日22时32分
——摘自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四处（盖世太保）处长，党卫队高级总队长缪勒的党员鉴定：
“1938年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纯阿利安人。性格——坚定不移的北方性格。善于交际，对同事平易近人。对帝国的敌人毫不留情。对家庭忠贞不二，品德高尚；社会关系清白无污。工作表现——一是个优秀的组织者…”
党卫队保安处处长、国家保安局局长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说话带有很重的维也纳口音。他知道，这使元首和希姆莱大为恼火，所以他曾请教过语言专家，想学会纯粹的德国官话。但结果毫无成效，因为他喜爱维也纳，维也纳是他的命根所在，因此，即便是一天内只有一小时说“德国官话”，不说那虽然有些粗俗，但听来却很舒服的维也纳方言，他也做不到。最后，卡尔登勃普纳干脆不再模仿德国人说话了，对任何人他都一视同仁，说维也纳方言，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和下级讲话他就更加随便，有时他甚至用因斯布鲁克的音调说话，那里的奥地利山民说话异常特殊，他的下属往往听不懂，可又不敢再问，感到十分尴尬狼狈，卡尔登勃鲁纳看到他们局促不安，手足无措的模样，心里却得意扬扬。
他看了一眼盖世太保头子党卫队高级总队长缪勒，说道：“我并不想使您对党内同志和战友们产生怀疑，但事实说明以下几点：第一，施蒂尔里茨尽管是间接的，但毕竟与克拉科夫行动的失败有关。当时他正在克拉科夫，这座城市本应飞上天去，但由于一些偶然情况的奇怪巧合，它竟安然无恙。第二，他曾负责寻找失踪了的法乌，但他并没有找到，至今下落不明，上帝保佑，要是它沉到维斯瓦河沿岸地区的沼泽深处就好了。第三，现在他负责一系列与研制报复武器有关问题，明显的失败倒是没有，但我们也没见到成就、突破和明显的成功。所谓负责，这不仅是把那些不愿与我们合作的人抓起来关进监狱了事。负责还意味着要帮助那些思维精确，有远见卓识的人…第四，还有那个游移不定的电台，根据所用的密码可以断定，它是为布尔什维克的战略侦察部门效劳的，现在仍在柏林郊区发报。而破获这个电台的工作也是由施蒂尔里茨负责。如果您，缪勒，能马上驳倒我这几个疑点，那我将十分高兴。我对施蒂尔里茨颇有好感，所以我希望您能提出凭据，驳倒我脑子里突然产生的这几点怀疑。”
缪勒昨夜工作了一个通宵，由于睡眠不足，头晕脑涨，回答时没有像往常那样说些有点粗野的玩笑话，他说：“我还从未收到过怀疑他的信号。再说，干我们这种工作的人，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犯错误，没有失误呀。”
“那就是说，您认为我是大错特错嘍？”
卡尔登勃鲁纳问话的口气十分生硬，尽管缪勒疲惫不堪，但他还是听出来了。
“怎么会呢…”他回答说，“既然有怀疑，就应该从各方面加以分析，否则要我这个机构干什么呢？您再也没有什么事实了吗？”缪勒问道。
这时，卡尔登勃鲁纳正在吸烟，突然一段烟丝掉进他的喉咙，他咳嗽不止，脸色发青，脖子上紫红色的青筋涨得又粗又大。
“怎么对您说呢，”他擦着眼泪回答说，“我曾派人连续几天录下他和我们的人之间所进行的谈话。我绝对信任的那些人公开谈论对形势表示悲观绝望，我们的军人愚蠢拙笨，公开说：里宾特洛甫得了呆小病，戈林活像个木头人，他们还说，一旦俄国人打进柏林，我们都将遭到可怕的厄运…而施蒂尔里茨却总是回答说：‘胡说八道。一切都很顺利，事情进展得非常正常。’热爱祖国，热爱元首决不是闭着眼睛向共事的同志撒谎……我曾问自己：‘他是个蠢货吗？’在我们中间像发疯似地跟着戈培尔胡言乱语的蠢货确实大有人在。不过，他绝不是那路人。那么究竟他为什么如此虚伪呢了或许他对任何人都不相信，或许他害怕什么，再不然就是他想搞什么名堂，因此要装得犹如水晶一般纯洁清白。如果真是这样，那他要搞什么名堂呢？他可能进行的一切活动都应在国外，到中立国那里寻找关系。我也曾问自己：‘他会从那里回来吗？如果回来，那他会不会和一些反对分子或别的坏家伙们勾结上呢？’我做不出任何明确的回答，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
缪勒问：“他的专案材料是您先看，还是我直接拿走？”
“您就直接拿去吧。”卡尔登勃普纳耍了个滑头，实际上他早已研究过全部材料了，“我要见元首去。”
缪勒用怀疑的眼光看了一下卡尔登勃鲁纳。
缪勒等了片刻，想听听卡尔登勃鲁纳讲些从元首地下室带来的新消息，但是卡尔登勃鲁纳缄口不言，他打开办公桌最下边的抽屉，拿出一瓶“拿破仑”牌的白兰地，把一只高脚玻璃酒杯挪到到面前，问道：“您喝了不少吧？”
“我根本就没喝。”
“那眼睛怎么红了？”
“昨夜我没合眼，布拉格方面的事情太多了：我们那里的人跟踪上了几个地下工作小组。”
“克吕格尔会是个好帮手的。他是一位恪守职责的出色工作人员，虽然缺少些想象力。请喝点白兰地吧，这酒能提神。”
“正相反，我一喝白兰地就要昏昏欲睡。我喜欢喝伏特加。”’
“我这白兰地您喝了绝不会发困的，”卡尔登勃鲁纳微笑了一下，举起酒杯，说，“干杯！”
他一饮而尽，喉结急速地由下往上一冲，活像酒鬼喝酒一样。
“他可真能喝。”缪勒慢慢地喝着自己怀里的白兰地，心里这样想，“马上他就要斟第二杯了。”
卡尔登勃普纳点上价格低廉、烟劲儿最大的“卡洛”牌香烟，问道：“喂，您不想再来一杯吗？”
“谢谢，”缪勒答道，“太高兴了。”
第三节 供思考用的资料〔戈培尔〕
施蒂尔里茨把画着肥头大耳的戈林那张纸放在一旁，又把画着戈培尔侧身像的那一张挪到面前。戈培尔在帝国电影制片厂所在地巴贝尔斯堡和那里的一些女影星搞了不少风流韵事，因此人们送给他一个“巴贝尔斯堡小公牛”的绰号。在他的专案文件中保留着一份戈培尔夫人和戈林的对话记录，当时这位宣传部长正迷恋上一个捷克女电影演员莉达·巴罗娃。戈林这样对他的妻子说：“为了女人他要碰得头破血流的。一个负责我们思想意识工作的人，竟然因为和一些下流的捷克女人鬼混而玷污自己！”
元首希特勒本人也曾建议戈培尔夫人和丈夫离婚。
“我给您撑腰，”他说，“在您的丈夫学会做一个真正的国家社会党人，做一个有高尚品德，认真履行对家人应负的神圣责任的人之前，我决不和他有什么私人来往－－”
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的事了。今年一月希特勒驱车来到戈培尔家，祝贺他的生日。并给戈培尔夫人带来一束鲜花。他说：“请原谅，我来迟了，不过我是跑遍了整个柏林市才好不容易买到这束花的，这都怪柏林市的领导，我党的党员同志戈培尔下令关闭了所有的花店。是呀，总体战是不需要鲜花的……”
希特勒逗留了四十分钟便走了，他走后玛格达·戈培尔喜气洋洋地说：“元首是不会去戈林家的……”
柏林已是一片瓦砾，战线离这座千年帝国的首都只有一百四十公里，而玛格达·戈培尔却在欢庆她自己的胜利，她的丈夫也站在旁边，由于内心充满了幸福而脸色发白：交往中断六年之久，今天元首又到他家来了……
施蒂尔里茨在纸上画了一个大圆圈，然后在圆圈上从容不迫地画上一些明晰笔直的细线。此时他正在回忆与戈培尔日记有关的事。他知道，帝国党卫队司令对戈培尔的日记十分感兴趣，而且曾经竭尽全力想了解这些日记的内容。施蒂尔里茨只看到过几页照相复印稿。不过他的记忆力超群非凡：一过目，就像照相机拍摄一样，几乎能机械地，轻而易举地记住全部内容。
“－－流行性感冒在英国蔓延，”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甚至国王也在患病。这种流行病若能成为英国致命的疾病，岂不妙哉，不过这也妙得太过分了，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
“1943年3月2日。在犹太人没有统统赶出柏林之前，我是无法休息的。与施佩尔在上萨尔斯堡谈话之后，我去见戈林。在这位国社党员的酒窖里存放着两万五千瓶香槟酒！他身穿一件古罗马式的无袖外衣，那衣服的颜色引起我体内的特异质，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是什么样，就只好让他是什么样吧。”
施蒂尔里茨想起希姆莱曾一字不差地这样说过戈培尔。这是1942年的事了。那时戈培尔正在郊外避暑，但是他没有和家眷住在大房子里，而是在一所“办公用”的简朴的小住宅里。住宅坐落在湖畔，院墙可以沿芦苇丛绕过，那里水浅，刚没过脚踝；党卫队守卫岗哨设在另一边。一些女演员常到他这里来，她们都乘电气火车前来，下车后再步行穿过一个树林。戈塔尔认为用小轿车接女人到自己家，对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党员来说是过于奢侈，太不成体统了。每次都是他亲自陪她们走过苇丛，然后趁党卫队卫兵清晨熟睡的时候再把她们送走。当然，希姆莱知道这些情况，就在那个时候他说：“他是什么样，就只好让他是什么样吧－－”
（正是在这所住宅里，戈培尔签署了戈林办公厅送来的关于柏林盖世太保务必于三日内消灭六万名在工业部门劳动的犹太人的命令；正是在这里，他给阿道夫·罗森堡写信，将原定杀死一百五十万捷克人的计划，改为杀掉三百万；也正是在这里，他制定了有关开展毁灭列宁格勒的宣传运动计划…）
“戈林曾对我说过，我们不需要非洲，”戈培尔在日记中继续写道，“他还说：‘我们要考虑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力量。不管怎么样，我们总是要丢掉非洲的。’他已经把自己在空军方面的副手艾伯特·凯塞林元帅派到那里去了。他一再问我，布尔什维克分子从什么地方获得兵源和武器。他迷惑不解的是英国的金融寡头们怎么能和布尔什维克分子合作，他特别提到了邱吉尔祝贺苏联红军建军二十五周年一事。关于反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工作他谈得极为精彩。我在这方面的进一步计划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他确实有些无精打采。应当使他振作起来。领导工作没有他是不行的。”
戈林说：“我们在东线吃了败仗，这些将军，不，是一群败类，解释说，这是因为俄国冬季气候条件恶劣的缘故。这是弥天大谎！保罗斯是英雄吗？不久他就要在莫斯科电台广播演说了：可我们为什么却向人民撒谎，说他英勇牺牲了呢？元首已经三年没有休息了。他过着斯巴达人的生活，坐在地下室里，连点新鲜空气也呼吸不到。三年的战争时期对他来说比五十年平常的岁月要可怕得多。但他不愿听取我的意见。应当解除他指挥陆军的权力。和以往几次党内出现危机时一样，元首的亲密战友应该团结在元首的周围，而且确保元首渡过难关！”
倘若我们战败，我们的处境将会怎样？在这个问题上戈林没有用幻想安慰自己，因为单是一个犹太人问题就够我们呛的了！
“战争将以我们的政治破产而结束。”我表示同意他的看法。
紧接着我向他提出一个建议：组成一个以在革命中帮助过元首的人为首的帝国防务委员会，用它代替“三人委员会”。戈林听了大吃一惊，犹豫再三，最后表示原则上同意我的建议。戈林很想战胜希姆莱。丰克和莱伊已经被我战败。施佩尔本来就是我的人。戈林决定意大利之行结束后立即到柏林，和我们会面。施佩尔在此之前要和元首进行一次谈话。我也要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