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台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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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台北人- 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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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她从来也没见过这么规矩的男人,省吃省用,除了拉拉弦子,哼几板戏,什么嗜好也没得。天天晚上,总有五六个小学生来补习。补得的钱便拿去养鸡。
  “那些鸡呀,就是卢先生的祖爷爷祖奶奶!”顾太太笑道,“您家还没见过他侍候那些鸡呢,那份耐性!”
  每逢过年,卢先生便提着两大笼芦花鸡到菜市场去卖,一只只鲜红的冠子,光光亮的羽毛——总有五六斤重,我也买过两只,屁股上割下一大碗肥油来。据顾太太估计,这么些年来,做会放息,利上裹利,卢先生的积蓄,起码有四五万,老婆是讨得起的了。
  于是一个大年夜,我便把卢先生和秀华都拘了来,做了一桌子的桂林菜,烫了一壶热热的绍兴酒。我把他们两个,拉了又拉,扯了又扯,合在一起。秀华倒有点意思,尽管抿着嘴巴笑,可是卢先生这么个大男人,反而害起臊来,我怂着他去跟秀华喝双杯,他竟脸红了。
  “卢先生,你看我们秀华这个人怎么样?”第二天我拦住他问道。他忸怩了半天也答不上话来。
  “我们秀华直赞你呢!”我瞅着他笑。
  “不要开玩笑了——”他结结巴巴的说。
  “什么开玩笑?”我截断他的话,“你快请请我,我替你做媒去,这杯喜酒我吃定了——”
  “老板娘,”是卢先生突然放下脸来,一板正经的说道,“请你不要胡闹,我在大陆上,早订过婚了的。”
  说完,头一扭,便走了。气得我浑身打颤,半天说不出话来,天下也有这种没造化的男人!他还想吃我做的冒热米粉呢!谁不是三百五一个月的饭钱?一律是肥猪肉!后来好几次他跑来跟我搭讪,我都爱理不理的,直到秀华出了嫁,而且嫁得一个很富厚的生意人,我才慢慢的消了心头那口气,到底算他是我们桂林人,如果是外乡佬!
  一个九月中,秋老虎的大热天,我在店里流了一天的汗,到了下午五六点,实在熬不住了,我把店交给我们大师傅,拿把蒲扇,便走到巷口那个小公园里,去吹口风,透口气。公园里那棵榆树下,有几张石凳子,给人歇凉的。我一眼瞥见,卢先生一个人坐在那里。他穿着件汗衫,拖着双木板鞋,低着头,聚精会神的在拉弦子。我一听,他竟在拉我们桂林戏呢,我不由的便心痒了起来。从前在桂林,我是个大戏迷,小金凤、七岁红他们唱戏,我天天都去看的。
  “卢先生,你也会桂林戏呀!”我走到他跟前说道。
  他赶忙立起来招呼我,一面答道:
  “并不会什么,自己乱拉乱唱的。”
  我在他身旁坐下来,叹了一口气。
  “几时再能听小金风唱出戏就好了。”
  “我也最爱听她的戏了。”卢先生笑着答道。
  “就是呀,她那出《回窑》把人的心都给唱了出来!”
  我说好说歹求了卢先生半天,他才调起弦子,唱了段《薛平贵回窑》。我没料到,他还会唱旦角呢,挺清润的嗓子,很有几分小金凤的味道:十八年老了王宝钏——听得我不禁有点刺心起来。
  “人家王三姐等了十八年,到底把薛平贵等着了——”卢先生歇了弦子,我吁了一口气对他说,卢先生笑了一笑,没有做声。
  “卢先生,你的未婚妻是谁家的小姐呀?”我问他。
  “是罗锦善罗家的。”
  “哦,原来是他们家的姑娘——”我告诉卢先生听,从前在桂林,我常到罗家缀玉轩去买他们的织锦缎,那时他们家的生意做得很轰烈的。卢先生默默的听着,也没有答话,半晌,他才若有所思的低声说道:
  “我和她从小一起长大的,她是我培道的同学。”卢先生笑了一下,眼角子浮起两撮皱纹来,说着他低下头去,又调起弦子,随便的拉了起来。太阳偏下去了,天色暗得昏红,起了一阵风,吹在身上,温湿温湿的,吹得卢先生那一头花白的头发也颤动起来。我倚在石凳靠背上,闭起眼睛,听着卢先生那喉咿呀呀带着点悲酸的弦音,朦朦胧胧,竟睡了过去。忽儿我看见小金凤和七岁红在台上扮着《回窑》,忽儿那薛平贵又变成了我先生,骑着马跑了过来。
  “老板娘——”
  我睁开眼,却看见卢先生已经收了弦子立起身来,原来早已满天星斗了。
  有一阵子,卢先生突然显得喜气洋洋,青白的脸上都泛起一层红光来。顾太太告诉我,卢先生竟在布置房间了,还添了一床大红丝面的被窝。
  “是不是有喜讯了,卢先生?”有一天我看见他一个人坐着,抿笑抿笑的,我便问他道。卢先生脸上一红,往怀里掏了半天,掏出了一封信来,信封又粗又黄,却是折得端端正正的。
  “是她的信——”卢先生咽了一下口水,低声说道,他的喉咙都哽住了。
  他告诉我,他在香港的表哥终于和他的未婚妻连络上,她本人已经到了广州。
  “要十根条子,正好五万五千块,早一点我也凑不出来——”卢先生结结巴巴的对我说。说了半天我才解过来他在讲香港偷渡的黄牛,带一个人入境要十根金条。卢先生一面说着,两手却紧紧的捏住那封信不肯放,好像在揪住他的命根子似的。
  卢先生等了一个月,我看他简直等得魂不守舍了,跟他说话,他也恍恍惚惚的,有时一个人坐在那里,突地低下头去,自己发笑。有一天,他来吃饭,坐下扒了一口,立起身便往外走,我发觉他脸色灰败,两眼通红。我赶忙追出去拦住他。
  “怎么啦,卢先生?”
  他停了下来,嘴巴一张一张,咿咿呜呜,半天也迸不出一句话来。
  “他不是人!”突然他带着哭声的喊了出来,然后比手划脚,愈讲愈急,嘴里含着一枚橄榄似的,讲了一大堆不清不楚的话:他表哥把他的钱吞掉了,他托人去问,他表哥竟说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我攒了十五年——”他歇了半晌,嘿嘿冷笑了一声,喃喃自语的说道。他的头一点一点,一头花白的头发乱蓬蓬,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卢先生养的那些芦花鸡来,每年过年,他总站在菜市里,手里捧着一只鲜红冠子黑白点子的大公鸡,他把那些鸡一只只喂得那么肥。
  大概有半年光景,卢先生一直茶饭无思,他本来就是个安静人,现在一句话也没得了,我看他一张脸瘦得还有巴掌大,便又恢复了我送给他打牙祭的那碗冒热米粉,哪晓得他连我的米粉也没胃口了,一碗总要剩下半碗来。有一个时期,一连两个礼拜,他都没来我们店里吃饭,我以为他生病,正要去看他,却在菜场里碰见了他的房东顾太太,那个湖北婆娘一看见我,一把揪住我的膀子,一行走,一行咯咯的笑,啐两声,骂一句:
  “这些男人家!”
  “又有什么新闻了,我的顾大奶奶?”我让她揪的膀子直发疼,这个包打听,谁家媳妇偷汉子,她都好像守在人家床底下似的。
  “这是怎么说?”她又狠狠的啐了一口,“卢先生那么一个人,也这么胡搞起来。您家再也猜不着,他跟什么人姘上了?阿春!那个洗衣婆。”
  “我的娘!”我不由得喊了起来。
  那个女人,人还没见,一双奶子先便擂到你脸上来了,也不过二十零点,一张屁股老早发得圆鼓隆咚。搓起衣裳来,肉弹弹的一身。两只冬瓜奶,七上八下,鼓槌一般,见了男人,又歪嘴,又斜眼。我顶记得,那次在菜场里,一个卖菜的小伙子,不知怎么犯着了她,她一双大奶先欺到人家身上,擂得那个小伙子直往后打了几个踉跄,噼噼叭叭,几泡口水,吐得人家一头一脸,破起嗓门便骂,干你老母鸡歪!那副泼辣劲,那一种浪样儿。
  “阿春替卢先生送衣服,一来便钻进他房里,我就知道,这个台湾婆不妥得很。有一天下午,我走过卢先生窗户底,听见又是哼又是叫,还当出了什么事呢。我垫起脚往窗帘缝里一瞧,呸——”顾太大赶忙朝地下死劲吐了一泡口水,“光天化日,两个人在房里也那么赤精大条的,那个死婆娘骑在卢先生身上,蓬头散发活像头母狮子!撞见这种东西,老板娘,您家说说,晦气不晦气?”
  “难怪,你最近打牌老和十三幺,原来瞧见宝贝了。”我不由得好笑,这个湖北九头鸟,专爱探人阴私。
  “嚼蛆!”
  “卢先生倒好,”我叹了一口气说,“找了一个洗衣婆来服侍他,日后他的衣裳被单倒是不愁没有人洗了。”
  “天下的事就怪在这里了,”顾太太拍了一个响巴掌,“她服侍卢先生?卢先生才把她捧在手上当活宝贝似的呢,人家现在衣服也不洗了,指甲擦得红通通的,大模大样坐在那里听收音机的歌仔戏,卢先生反而累得像头老牛马,买了个火炉来,天天在房中炒菜弄饭给她吃。最气人的是,卢先生连床单也自己洗,他哪里洗得干净?晾在天井里,红一块,黄一块,看着不知道多恶心。”
  第二天,我便在街上碰见了卢先生和阿春,两个人迎面走来。阿春走在前头,扬起头,耸起她那个大胸脯,穿得一身花红柳绿的,脸上鲜红的两团胭脂。果然,连脚趾甲都涂上了蔻丹,一双木展,劈劈啪啪踏得混响,很标劲,很嚣张。卢先生却提着个菜篮子跟在她身后,他走近来的时候,我猛一看,吓了一大跳。我原以为他戴着顶黑帽子呢,那晓得他竟把一头花白的头发染得漆黑,染得又不好,硬邦邦的张着;脸上大概还涂了雪花膏,那么粉白粉白的,他那一双眼睛却坑了下去,眼塘子发乌,一张惨白的脸上就剩下两个大黑洞,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从前在桂林看戏,一个叫白玉堂的老戏子来,五十大几了,还唱扇子生。有一次我看他的《宝玉哭灵》,坐在前排,他一唱哭头,那张敷满了白粉的老脸上,皱纹陡地统统现了出来,一张嘴,便露出了一口焦黑的烟屎牙,看得我心里直难过,把个贾宝玉竟唱成了那副模样。卢先生和我擦肩而过,把头一扭,装着不认识,跟在那个台湾婆的屁股后头便走了。
  卢先生和阿春的事情,我们长春路的人都传反了,我是说卢先生遭阿春打伤了那桩公案。阿春在卢先生房里偷人,偷那个擦皮鞋的马仔,卢先生跑回去捉好,马仔一脚把他踢倒地上,逃跑了,卢先生爬起来,打了阿春两个耳光子。
  “就是那样闯下了大祸!”顾太太那天告诉我,“天下也有那样凶狠的女人?您家见过吗?三脚两跳她便骑到了卢先生身上,连撕带扯,一口过去,把卢先生的耳朵咬掉了大半个。要不是我跑到街上叫救命,卢先生一定死在那个婆娘的手里!”
  顾太太一直喊倒霉,家里出了那种丑事。她说依她的性子,当天就要把卢先生撵出去,可是卢先生实在给打狠了,躺在床上动都动不得。卢先生伤好以后,又回到了我们店里包饭了。他身上耗剩了一把骨头,脖子上的几条青疤还没有褪;左边耳朵的耳垂不见了,上面贴着一块白胶布,他那一头染过的头发还没洗干净,两边太阳穴新冒出的发脚子仍旧是花白的,头顶上却罩着一个黑盖子,看着不知道有多滑稽,我们店里那些包饭的广西老,一个个都挤眉眨眼瞅着他笑。
  有二天,我在长春国校附近的公共汽车站那边,撞见卢先生。他正领着一群放学的小学生,在街上走着。那群小学生叽叽喳喳,打打闹闹的,卢先生走在前面,突然他站住回过头去,大喊一声:
  “不许闹!”
  他的脸紫涨,脖子粗红,额上的青筋都叠暴起来,好像气得什么似的。那些小学生都吓了一跳,停了下来,可是其中有一个小毛丫头却骨碌骨碌的笑了起来。卢先生跨到她跟前,指到她脸上喝道:
  “你敢笑?你敢笑我?”
  那个小毛丫头甩动着一双小辫子,摇摇摆摆笑得更厉害了。卢先生啪的一巴掌便打到了那个小毛丫头的脸上,把她打得跌坐到地上去,“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卢先生又叫又跳,指着坐在地上的那个小毛丫头,骂道:
  “你这个小鬼,你也敢来欺负老子?我打你,我就是要打你!”
  说着他又伸手去揪那个小毛丫头的辫子。那些小学生吓得哭的哭,叫的叫。路上的行人都围了过去,有的哄着那些小孩子,有两个长春国校的男老师却把卢先生架着拖走了。卢先生一边走,两只手臂犹自在空中乱舞,满嘴冒着白泡子,喊道:
  “我要打死她!我要打死她!”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卢先生,第二天,他便死了。顾太太进到他房间时,还以为他伏在书桌上睡觉,他的头靠在书桌上,手里捏着一管毛笔,头边堆着一叠学生的作文簿。顾太太说验尸官验了半天,也找不出毛病来,便在死因栏上填了“心脏麻痹”。
  顾太太嘱咐我,以后有生人来找房子,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卢先生是死在她家里的。她请了和尚道士到她家去念经超度,我也去买了钱纸蜡烛来,在我们店门口烧化了一番。卢先生在我们店里进进出出,总也有五六年了。李老头子、秦癫子,我也为他们烧了不少钱纸呢。
  我把卢先生的账拿来一算,还欠我两百五十块。我到派出所去拿了许可证,便到顾太太那儿,去拿点卢先生的东西来做抵押。我们做小生意的,哪里赔得起这些闲钱。顾太太满面笑容过来招呼我,她一定以为我去找她打牌呢。等她探明了我的来意,却冷笑了一声说道:
  “还有你的份?他欠我的房钱,我向谁讨?”
  她把房门钥匙往我手里一塞,便径自往厨房里去了。我走到卢先生房中,里面果然是空空的。书桌上堆着几本旧书,一个笔筒里插着一把破毛笔。那个湖北婆不知私下昧下了多少东西!我打开衣柜,里面挂着几件白衬衫,领子都翻毛了,柜子角落头却塞着几条发了黄的女人的三角裤。我四处打量了一下却发现卢先生那把弦子还挂在墙壁上,落满了灰尘。弦子旁边,悬着几幅照片,我走近一瞧,中间那幅最大的,可不是我们桂林水东门外的花桥吗?我赶忙爬上去,把那幅照片拿了下来,走到窗户边,用衣角把玻璃框擦了一下,借着亮光,觑起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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