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了看，这才一挥手：“你去吧！”
我离开了哈尔滨火车站，经多次打听才找到了黑龙江分社。在那里我受到了真挚的关怀。尤其是分社年轻的机要员陶国栋①，除了工作之外，几乎整天陪着我。他过去与我素不相识，只是在福建海防前线分社时就知道我是一名老军事记者，就凭这，他对我倍加同情与体贴。他在分社为我安排了住处，一天三顿饭都陪着我到黑龙江省委大食堂就餐，并使我有可能两次探望已被分配到哈尔滨艺术学院的杨角、张晓非夫妇，同时测览了已经明显萧条的哈尔滨市容。
①后来去新华社湖北分社当记者。
我到了同样萧条的长春，我们吉林分社的青年记者康国志、王文琏夫妇也热诚地接待了我。王文涟，只是在新华社青岛疗养所与我以及我的前妻共同疗养过一些时日，康国志则从未晤过面。他们不仅在吉林省委招待所为我安排了食宿，临分手时，还给我即将去大连探望的孩子买了些玩具与糖果。当他们得知我的妻子已与我离了婚时，他们也有说不出的难过……
这是些多么善良并敢于向政治的不幸者表达同情的好人啊！我将永世不忘！要知道，那是谁向“右派”表示同情与友善，就随时都可能蒙受不白之冤的年月啊！
正因为如此，当我到了我们的旅（顺）大（连）支社，便感到气氛迥然而异。他们先怀疑我是个逃犯，要看我的证件，看了证件，又说支社没有地方住，而不想去大连市委招待所给我安排个一席之地。我只好去睡在大连轮船码头的旅客候船大厅内，从那儿去看了两次我的小贝贝和她的老外婆。
五
她们跟着贝贝的姨父母，住在大连沙河口区的一座日式两层小楼里。贝贝三岁多了，活泼而调皮，一头浓发被外婆分梳成几十根小辫子。她当然不会记得她不足十个月就会叫一声“爸”的我这个爸爸，而口口声声叫我“姨父”。外婆在一旁一边给我和面做面条，一边掉眼泪。
“你和她妈的事，难道就这么算了吗？”外婆问。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她老人家哭得更伤心。
贝贝的姨父母此刻都不在家。姨父在大连工学院进修，姨母正带领本厂的职工在郊外山里打树叶度荒。他们接到了外婆的电话，都匆匆赶回，把家中仅有的当时千金难得的肉罐头、鱼罐头等等都拿了出来，盛情款待我这个正在落难而又从未见过面的亲戚。我再三感谢他们在我极度困难的时刻，给了我的小女儿贝贝以最好的养育之所，并独力承担了对老外婆的奉养。
第二天一早，贝贝的姨父母又各自上班去了。中午，我带着老外婆和贝贝，到附近的街道上乱哄哄的小饭馆里吃了顿饭，然后到一家照相馆里合了个影，就独自乘船到天津，又连夜坐火车回到了阔别两年零八个月的北京。
这时，全国大饥饿的1960年只剩下最后两天了。新华社的一些老熟人已完全认不出我这个人了。原来是高大壮实的男子汉，现已成了枯瘦憔悴的病态人，体重由196斤减少到了82斤，完全判若两人，如果不自报姓名，人们怎能一眼认出来？
当然，惊异是有的，但是大多只是哼哼啊啊地走了，说不上是有几分同情还是怕沾嫌疑。
当天，我就赶往了保定。
1961年的元旦，是在保定度过的。已离婚的妻子避而不见我。我把已满六周岁的大女儿戴青青，从保定专署幼儿园，领到了保定地委招待所。这孩子当然记得在人世间还有我这个爸爸。她一头扑在我的怀里，十分伤心地哭着：
“爸爸，您去哪儿啦？您怎么老不来看我……”
我怎么说？我只能强忍着泪，对她说：“爸爸出差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工作忙啊！爸爸对不起你……”
我们父女俩在招待所里亲亲热热地团聚了几天。我带着孩子逛了几条大街，给她买了一件黑灯芯绒贴肩的黄灯芯绒褂子和一条蓝灯芯绒裤子，带着她到照相馆照了相，把她送回了幼儿园，就又与她分手了。
六
从保定回到北京不久，我的全身又开始浮肿了。
这是第三次浮肿。也许看我已生命垂危，或许北京的人们也都在饿肚子，知道这几年的很多事干得很不妙，我在北大荒所发表的各种“宏论”并非“反动透顶”，新华社没有按照北大荒农场的“建议”把我立即逮捕法办，而让我在新华社医务所的简单病房里，与其他浮肿病人共度了一个多月，然后让我到八达岭南侧的居庸关火车站下的新华社绿化队去侍弄果树、葡萄，烧开水炉或赶着小毛驴去南口买菜。1961年夏秋之间，又让我回到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搞资料工作，抄抄写写，剪剪贴贴。
这时，个人的存亡得失，已不再左右我的情绪。一个人革命与否，不在其名之扬抑，位之高低，俸禄之多寡，荣辱之轻重，更不在其居何地、事何业。根本的根本，只在于其为何而生，为何而死。
“不管如何也要革命到底”成了我心底的座右铭。
然而这不等于说，我在内心中已完全拂却了烦恼与痛苦。现实中的不顺，家庭中的困苦，国事民情的多灾多难，真理与谬误之不能索然分明，还不时咬啮着我的心。
我忧叹我们这个民族见义勇为、雪中送炭的优良传统残存若失——见义勇为被代之以胆小怕事，雪中送炭成了锦上添花，赤胆忠心明肺腑也变成了“见人只说三分话”。珍视正当的情谊而不为贵贱、贫富、安危所左右者寥若晨星，披肝沥胆仗义执言者几近绝迹。
我老家的人，屋漏瓦破，缺钱短粮，病危而不得治。1958年“三？一八”我被开除出党收入锐减后，我立即变卖了派克笔，给我生肺病的姐姐寄去了最后几盒进口的链霉素和雷米封，她用完了这些药品而再无后继的药品，不久就死去了，死时年方34岁。我的一个正在小学执教的年方20岁的侄儿，患了心尖瓣狭窄症，公家只要出200元给他动了手术，就可以挽救这条年轻的生命，但有人说他是我这个“大右派”的侄儿，他本人又尚未被转正，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了……
这些令人极为哀伤的消息不断传来，我能怎样想？如果他们都已七老八十，难免一死；或已成绝症，难以救治；或因意外事故，不幸丧生，我虽哀痛但尚能宽释，然而他们并非如此。仅仅因为没有钱和家中出了个所谓的“大右派”，只得坐视其毙！
我知道，这远非我的独家之哀。几年来举国皆困，饥寒无以慰、疾患无以救者，何止千万家！每当冥思及此，“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意念是十分强烈的。
可以说，我回北京后的心境是复杂而多变的。这也正如托尔斯泰在其《复活》中，把人心境的复杂多变比作一条曲折漫长的河流那样，有时清，有时浊，有时平缓如镜，有时汹涌澎湃，有时弯弯曲曲，有时一泻千里……①但在相当多的时候，我又是平静爽朗、达观愉快的。工作之余，常常集中精力于读书学习，观察生活，整理素材以备写作。我不愿做个庸碌无为之徒，让无尽的烦恼与俗念吞噬自己的年华。
①托尔斯泰的原句是：“天下的水都是二样的，可是每一条河都有窄的地方，有宽的地方，有的地方水流得急，有的地方水流得慢，河水有时澄清，有时混浊，冬天凉，夏天暖。人也是一样。”
26 甄别梦
一
1962年三月，我们的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全党县委书记以上各级负责干部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俗称“七千人大会”。面对前几年的“大跃进”、“反右倾”等“运动”的惨痛教训，毛主席发表了那篇应该被载入史册的讲话，说我们这些年“干了一些蠢事”，并说让人家讲话，天塌不下来；而不让人家讲话，总有一天会来个“霸王别姬”。于是党中央重新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重新保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要求大家帮助党总结经验教训，以图未来。彭德怀等少数同志之外的“右倾”冤案，将被彻底平反；党内部分纯粹为了党和国家生活、工作问题提出不同观点与意见的“右派”，也将被甄别平反……
在政治的滚滚寒流中暂时出现的这股暖流，使新华社死寂的空气也逐渐活跃了起来。一些老党员轮流去“学习班”发牢骚，提意见，诉说各自这些年看到的、听到的许多令人揪心的现象。国内部党组织的一些支部委员和支部书记，还分别到办公室或我的宿舍里找我谈话，让我说说对自己的问题的意见，动员我写出争取甄别平反的材料，并把我作为对新华总社近百名“右派”进行甄别平反的第一个“试点”。
对此，我自己当然十分受鼓舞，很多好心的同志也为我高兴。我白天工作，深夜“笔耕”，用委婉的口气，检讨的方式，以《回顾我这几年所走过的道路》（简称《回顾》为题，侃侃而“耕”了大约十万言，相当详尽地叙述了自己反对“神化与特权”思想的来龙去脉，汇报了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的种种遭遇与思考，也道出了回北京后的心情和对国内外主要问题的观点，以此请党审察我这样的人，究竟是不是一个“居心叵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关于反对“神化与特权”思想的来龙去脉以及在北大荒的种种遭遇与思考，这里无须再说。这里值得一说的，是“回北京以后对若干问题的看法”这一部分，其中包括这样一些问题：关于国内问题，关于苏联和赫鲁晓夫，关于“反右”运动以及个人的生活态度与日常表现，等等，重点是关于国内问题。因为对这个问题的阐述，是使我的命运又一次发生重大改变的最重要因素。
二
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写的：
近几年来，我们的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明眼人都看得到的；
同时，我们也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发生了严重的缺点与错误，使
我们在各方面都遇到了重大困难，这也是明眼人都看得到的。就缺点和错
误来说，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政治生活缺乏民主。愚以为：头脑发热，可
以在别人的谏劝下冷却清醒；没有经验，可以从别人的意见中得到启发；
不易接触实际，可以运用群众的力量诚这下情；干部队伍不纯，也可以发
动群众和依靠群众进行监督和帮助。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至少是
做得很不够。我们只相信自己，只相信与自己的调子相同的干部。对一般
人，对广大群众，尤其对持有异议的人，不分党内党外，一律予以疏远的
疏远，打击的打击，弄得大家消沉苦闷，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再说真心话，
谁也提不起“跃进”的劲头来。于是，缺点一直存在，错误在全国泛滥，
抗击“自然灾害”的力量与效果也就相对地减弱了。
我们不能说，这也是由于没有经验。民主，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一贯
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至少在遵义会议以后是如此。它使我们能够紧密团
结最广泛的阶层和最广大的群众，并充分地发挥其智慧，为克服缺点、纠
正错误、战胜敌人和困难起了巨大作用。可是这几年来，我们把它给削弱
了，破坏了，丢弃了！
我们也不能说，这是在“大跃进”和“反右倾”之后才形成的。早在
这前几年，就有人觉察到我们的生活中有几股危险的黑流，在悄悄地泛滥
和冲刷着我们的土地。他们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地大声疾呼：如果不作有
效的阻塞和疏导，我们的事业将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害。但是，我们对此没
有引起应有的警惕与重视，反而认为这些同志是夸大错误、歪曲现实，把
他们也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施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尽管其中的某些意见是正确的或值得参考的，也一律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不仅如此，在“下放劳动”与“改造思想”的名义下，把他们“流放”到
边疆，过着劳役与体罚的日子，使得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们以
为这就可以“划清界限”，使全国的人心为之一统。实际上，这只能吓得
大家不敢再说话，至少是不敢再说真心话，不敢再说与领导人意见不一致
的话。因为谁也不能担保，自己的意见就一定是正确的；谁也不能保证，
自己的挚友以至于丈夫或妻子就不会去“揭发”自己。稍有不慎，触怒了
领导，不管这位领导位高位低，是好是坏，都不可避免地要被冠以“抽象
拥护、具体反对”的帽子，同时还要加一道“动机效果统一论”的紧箍咒，
弄得别人跳下黄河洗不清，不是敌人也是“敌人'呵。
此风未息，接着又来了一个“反右倾”的大浪，把许多纯粹就事论事，
对某一项方针、政策、工作方法或时间步骤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也一律
冠之以“反党分子”，甚至也等同于“敌人”。（我记得当时的《红旗》
社论与曾希圣等负责同志的文章都是这样说的。）稍有良心与理智者，对
此无不怵目惊心！勇于讲话者，就此绝灭了。上帝赐给每个人的一张嘴，
只能吃饭、谈情说爱和喊“万岁”了。它们的最最重要的任务——讨论、
研究、劝告、进谏、反映真实情况等等——无形中被解除了。
于是全国就出现了十分“统一”的局面，一连延续了好几年，凡事都
是从上而下，而不是由下而上。一切都是顺领导者昌，逆领导者亡。对的
固然是对的，错的也依然是对的，大小领导，均犯颜不得，事无巨细，均
不准有异议。领导上要让完成的事，任何人均不得不完成。即使不能真完
成，也得来个假完成，上下相庇，循环不已。尽管有人发现，某一项措施
是错误的，或某一个领导人是投机分子、蜕化分子、甚至是钻进党内的大
坏蛋，但是在上级党发觉与承认之前，谁也不能说一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