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离开一分场的那天早晨，快捆行李时，我才发现农场卖给我的那份作为一分场到北京的四天路程粮食的四斤农场土造饼干通通不见了。装这四斤饼干的破毛巾袋，也被扔到了屋后的雪地上。这甭说到北京，就是从一分场到虎林、密山间的辉崔火车站这六七十里的大雪地，我也没法饿着肚子走过去。
我急了！硬着头皮要求场队领导再卖给我一份，我照样再付四斤全国通用粮票和四块钱，甚至出双倍、三倍的粮票和钱都甘愿。但是不论我说了多少次，他们连一片饼干也不给，理由是他们“做不了主”，要我去找分场党委许书记。
许书记全身干瘦，一目似已失明，正在分场部的小饭馆里，与分场党代会的几十位代表和工作人员共享早餐。
他们的早餐很丰盛：八人一桌，鱼肉成盆，饼干成堆，上等的大米粥随意喝。我站在许书记身边，告诉我的难处和病痛，要求他额外批准，多少照顾一点，我给双倍、三倍的粮票和钱。
许书记向我瞪着一只眼，干瘦的脸上毫无表情。所有在场吃得满头大汗的人们，也一律大眼瞪小眼地无动于衷。许书记夹了一大块红烧肉塞进嘴，边咀嚼边向我大上政治课：
“现在的粮食问题，已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党中央三令五申，每人有每人的定量，一定要从严掌握。谁丢了口粮谁负责，党管不了！”
一看这阵势，我二话没说，就出了这小饭馆。心想，就是过去的地主资本家们，也未必人人都如此铁石心肠，忍心看我这样一个垂危之人，在风雪饥寒中漫途跋涉。在座的这些共产党员，其中还不乏从战争中熬出来的共产党员，竟然就能够这样狠心无情！他们还正在举行什么党代会，少不了还要高唱什么“英特纳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可是看来在他们的那些脑瓜子里，莫说共产主义者的灵魂，就是正常人通常应有的道德世界，恐怕也还是一片荒漠！
那是1960年12月底。对于我们在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的令人发指而又哀伤悲痛的遭遇，如果不是身历其境，不但我这样的人不敢相信这会是事实，就是资本主义世界里与我们人生观价值观相对立的人，甚至最富有想像力最反动的小说家，恐怕也很难想像出在我们这个又进行了整整十个年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国家里，会发生如此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黑暗与恐怖。
另一方面，这段经历也使我更加深刻地透视了社会，领悟了人生，认识了自己，获得了许多书本上读不到、别人也难以言传的知识与体会。
又一想，这也不能完全责怪农场的一些领导者。全国亿万人浮肿病倒，千百万人饿死或饿得奄奄一息，无数个村庄草盛人绝，新坟累累，饿殍载道，野犬争相食……如斯悲惨景象的出现，充分说明那所谓的“三面红旗”，不过是徒有其名。
古云“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如果有人把古今统治者的“道、法。术、权、势”这五部曲唱到最后一曲，那就必然要走上法西斯的绝路了！！
25 死里逃生回北京
一
那天一大早，我们身背旅行袋和网兜，离开了一分场，行李由分场遣派拖拉机和牛拉爬犁运送，向虎林至密山间的辉崔火车站走去。
举目所及，漫山遍野一片白雪茫茫。公路路面被来往行人和车辆压得很瓷实，我们走在上面只听脚下吱吱作响。
此刻，我怀着凶多吉少、疑虑重重的心情。因为考察团已当众宣布，我属于回原机关加重处罚之列。
据人们传说，这“加重处罚”又分三类：一、在原机关或机关农场监督劳动；二、到内务部门和公安部门在北京郊区合办的“劳动教养”农场限期改造，逾期者将被严惩；三、由原机关会同公安部门立即逮捕法办。
我估计，自己肯定属于最后一种，因为刘恩们已当着我的面扬言多次了。我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准备引颈就戮。
二
经过一整天的跋涉，我们来到了辉崔火车站。这里也是大雪遍地。何时有车去密山，谁也说不清。我们只好挤在狭小的候车室里翘首以待。
这时，室外也有零下三十几度。幸好室内有一个烧煤炭的大汽油桶炉子，但没有卖吃的。
前面说过，我的干粮已被人偷吃了，只好到附近的居民家买些吃的。我花了平常可买十几斤大米的代价——两块五角钱，买来一个二两重的窝窝头，又花两块五角钱换来两根大葱，另从一位自称要去南方探亲的转业军官的小挂包里，买来一块不足半斤重的豆饼，给了他五块钱，因为他说他的路费被人偷去了。这样，我才度过了饥肠难忍的一个黑夜。
第二天，太阳刚刚冒出东方的地平线，我的肚子里又绞肠般地叫唤起来，我只得坐在一个角落里迷迷糊糊地忍受着。
幸好，在车站上管点事的一位转业军官，邀请北影演员管仲强去他的家里吃午饭。在吃饭时，管仲强对这位同志说：“新华社记者戴煌还在候车室里饿着肚子哩！”这位同志连忙包好许多炸黄豆，请管仲强饭后带给我，我才渡过了这白天的难关。
下午，虎林去密山的列车靠站了。我们立即与这位同志道别，谢了又谢，才扒上了列车。
这是一列货车。空荡荡的带篷车厢里没有暖气，也没有座位，大家都挤坐在铁皮地板上。列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六七十里地走了两个多小时，几近天黑才到达密山。
一下了火车，我就去当地邮电局，给新华社行政副社长邓岗发了封电报，说明我将顺便拐到大连去，看看我原来的岳母和已经送人的小女儿戴贝贝。
因为我不能很快回到北京引颈就戮，而应该提前处理“善后”，必须先拐到大连。同时，我还要沿途观光几个大城市，怕日后再也看不到祖国的这些大好河山了，遂把行李、皮箱、书箱由密山直接托运到北京。
三
从密山车站登上了去牡丹江的客车车厢，一位消息灵通的难友说，他刚才在密山得知，在最早离开北大荒的一批难友中，有一位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干部张宣，在车到沈阳至山海关途中的大虎山时，他坐在座位上突然脑门磕打在座位间的小桌上就死去了。
这立刻惊动了整个列车。有些上车的乘客赶忙又下了车，说是这个车上有死人。有的还说：“从没听说过坐火车坐死人的，真晦气！”只有北大荒的难友们知道，这是“死亡场”悲剧的继续。
列车长要张宣身旁的同伴立即把他的遗体抬下车厢，请大虎山车站处理。经电影洗印厂的莽珉、电影科研所的李兴文等人再三要求，列车长才准许把遗体带进山海关。但到了天津，列车长说什么也不容许把张宣的遗体带进北京。他说：
“铁道部有明文规定，不能把死人带进首都！”
莽珉、李兴文等人没法，只得把张宣的遗体抬出车厢，交给了天津站。等他们回到了北京，通知了人民银行总行，张宣的妻子和女儿哭哭啼啼地去天津为其火化，把骨灰盒捧回了北京。
“快三年了，天天指望他能够回来和全家人团聚，没料到回来的竟是个骨灰盒……”张宣的妻子呜呜咽咽地哭着对邻居们说。
这位消息灵通的难友还说，就是带着张宣遗体的这趟列车行至锦西车站时，一位老大爷和一位老大娘从月台上进入了北大荒难友们乘坐的这个车厢，他们都很黄瘦，面带悲戚，双眼红肿，好像刚刚撕心裂肺地哀泣过。一些难友连忙起立让座，并把他们手中的小包包挤搁在行李架上。在他们谦让再三地坐定之后，难友们询问他们到哪儿去，老大爷说到山海关就到家了。问他们为何到锦西来，老大娘立即再也抑制不住地悲泣起来。老大爷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情感，低沉而缓慢地道出了个中原委——
原来他们的一个儿子是小学教员，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被强制到锦西煤矿劳改队劳改。经过“大跃进”后的饥饿岁月，锦西矿1200多名犯人已饿死了1000人，他们的儿子是第1001个被饿死的。老俩口此番是来领儿子骨灰的，骨灰盒就在刚刚搁到行李架上的一个小包包里。还没有饿死的200人中的198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地卧床不起，成了还剩一口气的僵尸。另两个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动走动……
原来神州遍地皆饿荒啊！
听了张宣之死和这位老大爷叙说的悲哀事，车厢内几乎所有的难友都伤痛得默然无语。特别是身带浮肿或瘦弱枯槁的人，都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张宣第二或锦西矿的第1002，被装进骨灰盒带回北京……
火车启动了。在大家的静默中，还是那位消息灵通的难友先开了腔。他说我们之所以这样快就离开了北大荒，有着这样一个严肃的背景。据他说，这个背景是——
1960年深秋，牡丹江农垦局局长王景坤——一位独臂将军——去北京参加全国农垦工作会议。一天，周恩来总理到会讲话，讲话后顺便问起北大荒各农场的情况，并问到北大荒去了多少“右派”，已摘了多少人的帽子，还剩下多少人。王景坤—一作了回答。但周总理掰着指头一算，摘帽人数加所剩人数与原来去的总数对不上，发现少了许多人，遂问王景坤：
“这少了的人到哪里去了？”
“死了！”
“怎么死的？”
“……”王景坤一时答不上来。
周总理生气了。周总理说：“你们不要以为这些同志五七年出了点事，是所谓‘右派'，就可以不把他们当人看待了！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国家的有用之才，国家将来还是要用他们的，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对待他们？你们应该赶快说明他们各个人的死因，不然这个责任是值得追究追究的！”
王景坤这才紧张得出了一身汗。当晚一散会，他连晚饭都没顾上吃，就打长途电话到牡丹江农垦局，叫转告各农场火速报来“右派”死亡的人数及其死因，并严肃地说：“这是周总理要的。”
这一来，各大农场的医院院长和公安局长、各分场的卫生所长和派出所长，以及各个生产队的队长和指导员们，也全都紧张了起来。但最后上报的死因，一般都是“营养不良”、“浮肿”、“肠梗阻”，等等，避而不说在严重饥饿状态下的繁重劳动与工伤。
“不过，”这位消息灵通的难友说，“尽管上报的死因隐瞒了真相，但死亡人数毕竟是很惊人的，这促使上面下决心赶快让我们离开北大荒。”
“原来如此！”不少难友这样说。
但我认为，这只能是我们迅速离开北大荒的一个因素而已。
正因为有了周恩来总理如此的关心与干预，留在北大荒军队系统的“右派”才大体上逃脱了死神之网，其中包括给《文汇报》写信被密定为“中右”、抢修云山水库时又被升格为“右派”的毛西旁。
毛西旁与我分手后，与几十名军队“右派”合编为一个排。这时候，他们几乎全都浮肿得难以行走了，都躺在一座草屋中的地铺上奄奄待毙。一天早上，他们发现一位原是部队中尉军衔的教员不再起身分食上午饭，大伙连忙凑到他的身边，才发现他口鼻已没有一丝气息，全身都已发凉，大概在夜间就离开人世了。这个生产队以及农场的头儿们怕再遭到上层领导的怪罪，立即派人用带篷的大卡车，把这一排人送往农场医院去住院检查。医生们的结论都是“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是严重的营养匿乏造成的浮肿'等等，建议给他们每人增加15斤粮食，补加1斤大黄豆。这一来，他们的口粮比原来的18斤定量几乎增加了一倍。他们同时又求人在医院附近买了些小泥鳅，以增添些动物蛋白的补养，终于保住了自己的命……
四
列车快要到达牡丹江了。这时我已竭其所有，在鹑衣百结的破破烂烂的棉军服外面，套了一身惟一没有打过补钉的粗蓝布褂袄，外加那件已经污迹斑斑的破军大衣，头上戴着那顶已经补了一层又一层的面目皆非的烂棉军帽，胸前背后挂着小网兜与破旅行袋。这形象，与当时到处可见的“盲流”、叫化子毫无二致，成了路人与公安人员蔑视与怀疑的对象。
我就以这样的装束在牡丹江车站下了车，换上牡丹江直达北京的快车。但在要穿越天桥时，我硬是双腿打战，上不了天桥的台阶。得亏中央乐团合唱队的男中音闰启明和北影演员管仲强等人架扶着才越过了天桥，到了停靠直达北京那趟列车的站台。到了我们该上的那节车厢跟前，车厢入口处的那两小级台阶我也上不去。仍然得亏闰启明和管仲强他们把我架了起来，在背后使劲一推，才使我像一只大棉花包似地进入那个车厢。
由此使我感到，我若在“死亡场”再呆上十天半月，也许就会像小罗那样死去，或像张宣那样死在奔向北京的列车中……
列车驶达哈尔滨。我按照个人的预定方案，要再看一眼这座有许多俄式建筑的城市，连忙与闰启明、管仲强等难友暂时道别。
当我肩挎着背后的旅行袋和胸前的小网兜，在哈尔滨车站的候车室和站前广场上转来转去想寻觅着买些吃食的时候，果然被车站派出所的一位民警盯上了。他从身后猛然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来！跟我来！”
我跟着他走近了派出所外间的那间烟雾腾腾、人声嘈杂的小屋。
“干什么的？”
“路过哈尔滨。”
“路过？我看你像个‘盲流'。”
“不是‘盲流'。我原是新华社的一名记者，57年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了将近三年。”
“噢！吃了不少苦吧？”
“能活着出来就是万幸！”
“现在打算到哪儿去？”
“回新华社。眼下先去我们的黑龙江分社。”
“有证件吗？”
“有！”我掏出了那上面写着“回原机关”字样的行政介绍信：
他看了看，这才一挥手：“你去吧！”
我离开了哈尔滨火车站，经多次打听才找到了黑龙江分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