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他这一提醒，我认为赵淇的情况最严重。虽然他和我不在一个班，我也想向刘恩和盛桂林建议把他先留下来，等第二天雨停了再让他到小云山去。我们班的小罗——罗相成，就是刚到“五间房”“文明流放”初期，还在研究马卡连柯教育法的那位原高教部留学生司的青年干部——连忙阻止我。“难……难道你……你头上的‘真……拉拢'、‘假……假同情'的帽……帽子还……还少吗？”他一急，说话就更加口吃。“这……这种事，不能再……再由你出面，我我……我去想想……办法。”他转身叮嘱了赵淇班里的熟人，请他们一路上多多照看老赵。
但这有何用？人人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第二天早上就传来了噩耗：赵琪死了！
夜间，在我们躺倒后，队部曾接到赵琪班里人的报告：赵琪倒在半路上的水洼地中，不能动弹了，照看他的人也帮不了他，请队里的医生跟着回来报告的人一道去抢救。但队部里的刘恩等人听之任之，也不派医生去。结果这位过早风烛残年的人，就死在风雨地里了！
二
这是我们来到北大荒后，除了水利工地爆破冻层炸死一个人和伐木中砸死几个人的不幸事件外，纯粹因为不堪忍受的残酷虐待而致死亡的开始。对此，大家议论纷纷。
关于佟霭成的死，有人分析主要是他的妻子造成的。说那是一个“苏格拉底的妻子”，是悍妇，是坏老婆。她心胸狭隘，冥顽不化，唠叨不休，动辄破口大骂，使堂堂正正老实巴交的佟霭成窘困难堪。佟霭成忍气吞声地忍让了她多少年，到头来这悍妇还要和他离婚，把孩子都扔给他，他很难想得开，只得一死了之。
可是有人不同意这样的分析，认为这种分析的逻辑是混乱的。因为佟霭成的妻子既然是悍妇，是坏老婆，这女人主动提出离婚，倒是敦厚老城的佟霭成的一大解脱。因此，佟霭成的死，主要是这女人与他离婚后，给他甩下几个孩子饥寒啼哭没人管，而北大荒的“改造”岁月又如此残酷遥遥无期，所以他才采取这种办法，了却其极端的苦痛。
“这说得通。”多数人同意这后一种分析。
对于赵琪的死，绝大多数人的看法很简单也很一致，那就是：农场领导要负无可推脱的责任。
然而，农场掌权的人一切依旧，无动于衷。刘恩对于佟霭成的死，说他是“自绝于人民，戴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对于赵淇的死，他虽然也“惋惜”了一番，但他话锋一转，竟荒谬地指责我们“缺乏相互间的体贴照顾，发现严重情况后又抢救不力”，反而要我们“讨论讨论赵琪死的根源，吸取教训”。这真是荒唐绝顶！
在讨论中，有人隐隐约约地责怪班排长和农场领导，也有人怪赵琪本人没有自知之明——他应该赖在云山场部不要冒这个险。同时也有个别“丽唱仍添锦上花”的人，居然趁机为农场领导大唱赞歌，说什么农场领导对我们这些人如何地“关怀备至”。
这不禁使我突然想起一位先哲的话：“蛮不讲理的是冥顽，有理说不出的是傻瓜，有话不敢说的是奴隶。”《国际歌》的第一句就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我们为什么还要做奴隶？！
我提出：赵琪死的根本原因，是农场领导中的绝大多数人，对我们一贯采取歧视冷漠的态度。对赵淇的死，应该接受教训的是农场领导而不是我们。农场领导应该“一叶知秋”，采取有效的措施，改善我们的处境，避免死亡现象的蔓延与扩大。有关人员应该检讨并请求上级处分，而不是让我们这些人来接受什么教训……
讨论还没完全结束，排长盛桂林和副班长王开泽，就到指导员刘恩那儿汇报去了。
第二天晚饭后，关于赵琪的死，刘恩不得不在大家面前说了一句“领导也有一定责任”；但他拒不承认农场长时期来违背了党的政策。随即他就瞪大了眼睛大声说：
“有人又想乘机煽动大家对支部领导不满，对整个农场不满，这是妄想！党是正确的！农场党组织是一贯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政策的！即便我们有一定的责任，我们也只能向上级党组织做检讨，而不能在你们面前做检讨！”
三
其后一个多月，阴雨连绵。我们几乎每天都淋着雨，在稀巴烂的地里抢挖1米左右宽、50多米长的排水沟，土方量约20立方米。这是每人每天的劳动定额，必须要完成。收工回来，连烤衣服的条件都没有，许多人不得不穿着湿衣服钻进被窝，为着第二天能穿着这被体温悟干的衣服出工，暂时摆脱一下落汤鸡的痛苦。
不少人病倒了。不能带病出工的人，一律被斥之为“泡将”，有的还不让吃饭，捆罚打骂的现象亦非罕见。
一天收工后，全队集合开会批斗某班的罗应洪与马竞亮。
前者原是国家某部搞电机设备的工程师，细长的身材，体质十分纤弱；后者据说原是国家计委的一位科长，早先也是我们军队里的一名军官，还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立过功。他们的出身经历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脾气，那就是“倔头犟”：领导上讲仁义，吃得饱，干活就肯卖力气；反之，就像赌了气的千里马，动不动也得尥尥蹶子。
这一阵，他俩体弱不算，确实也在闹病。马竞亮饿得没辙，偶尔捡到几根鸡骨猪骨头，烤焦了权当“锅巴”吃。刘恩、盛桂林们却说他们“破罐子破摔，丑化社会主义”。
这次批斗前，又一次剥夺了他俩的吃饭权。我在会议上公开反对这样做。我说：“越是不把大家当人待，大家越不会好好干活。就是一头牲口，吃饱了才肯拉车犁地呢，何况是人！”
这可把站在一旁的刘恩气得咬牙喘大气。我们的班长赵超群——就是我在山上被爬犁夹伤后，用牛爬犁把我拉到住地下的那一位——这时也变得“左”了起来，马上站起来反驳我说：“你这是‘人性论'，是右的立场！”①刘恩连忙对赵超群的发言表示了赞许。
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错划右派被改正了的赵超群当了山西大学副校长。
四
我这样不顾一切地大声疾呼，既为了争取改善全体奴隶的命运，也为了努力挽救我自己。
这时我已到了没有拐杖就不能挪步的岌岌可危的地步。除原有的多种病痛外，又增添了关节炎与胃溃疡。过去在苏北盐（城）南战役中被冻伤的脚，在越南奠边府前线返回后方途中从马上摔下被跌伤的左胯骨，在山上拉爬犁夹伤的左小腿，都一齐酸痛难忍。双腿硬如木雕，膝盖肿胀如特大哑铃。每天下午，全身恶寒发烧，而一测体温，水银柱并不高。医生明知这是体质极度虚弱濒临死亡的征兆，可是不但不让我休息，而且也不给我打针吃药。开始抢挖田间毛渠时，我还常常在黑板报的“擂台表”上被列为“上”，有几次还超过了日掘20立方土的定额而上了“光荣榜”，后来就逐渐下降为“中”了……
我深知为人在世“不患不能柔，惟患不能刚”。作为一个革命者，更该“惟刚斯不惧，惟刚斯有为”。但是我怎样才能继续“刚”下去呢？
如果真正是全民族大敌当前，我会照样像过去在革命战争中那样，“余生无足恋”；如果是身陷真正的敌人的囚牢，我也会像许多先烈们那样，“热血拼将流”，不怕把敌人的牢底坐穿；如果因公致残，长卧难起，我也能“壮怀犹未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果我们的党，干脆把我推上断头台，说我“无可救药”，我也相信终有一天，人民的历史将会使我“白骨复更生”！
然而现在，我的遭遇是什么呢？是在号称“自己人”的手里，既不明明白白地让我们赶快死去，又不稍稍维护我们做人的尊严；我们既不能反抗和暴动，又不堪忍受与沉默。
两年来，就个人言，我的劳动是尽力的，做人是诚实的，对于各种反常的现象，我也怀着宁可齑躯碎首的心情，说了应该说的话。结果一切一切的努力均白搭。我丝毫也看不出，我们接受如此这般的“考验”与“牺牲”，于国于民于己究竟有何益？
我真正地悲观起来了，真正地模糊了人生的视线……
五
连绵的阴雨终于告一段落，我们开始播种大豆。每天出工收工，都要在泥泞的路上和水洼地中，来回跋涉30多里路。我的一双脚，常常被陷在淤泥中不能自拔。我们还要轮流地从大豆地返回小云山，抬着装满了稀饭足有200多斤重的铝制大牛奶桶，在这“鬼门关”似的烂路上再来回跋涉一遍，把午饭抬到地里去。
然而，在地里等着吃这桶稀饭的200多人中，多数是身体状况远胜于我们的军工与青工。相对来说，他们一无精神压力与痛苦，二无太重的饥寒之忧。他们在规定的粮食定量外，都还能在队长们睁一眼闭一眼的默许下，非法而“合法”地搞点大豆和其他东西填肚子。而我们，只能一边往地里撒豆种，一边把一些破损的、半瓣的、拌了“六六粉”的生豆子往嘴里塞。尽管内中未经高温破除的胰蛋白酶毒素，会使人恶心、呕吐、拉肚子，而且还要甘冒“六六粉”中毒的危险。
同时，军工与青工上工比我们晚，收工比我们早，干活比我们少而轻。而对抬饭这最重、最苦、最累的差事，队部却偏偏强加于我们这些命在旦夕之人。尽管我对这种早被墨子所痛斥过的“爱有差等”的做法十分恼怒，同时自己又力不胜负，但我还是强打起精神来应付。我想，既然刘恩们铁定了心要我们这些人来抬饭，我如果不抬，他们也会让我们当中别的人来替我干。
一天突然接到命令，新华社和文化部的人全部离开云山畜牧场。许多人认为这可离开了这片苦海，从而欢声雷动。但是，惟独我与我们社里的方约同志被留了下来。
这是为什么？难道就是因为我敢于反对云山畜牧场一系列非人道的行为，就应该被继续留下来当他们的奴隶？新华社的领导就这样一味地盲目听信他们的胡说八道，让我永无脱身辩白之日？！
在这悲愤失望之余，我请即将分手的新华社难友陈亮，带封信给新华社党委。不知怎么搞的，刘恩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他在全队面前冷嘲热讽地说：
“有人想向原机关告状，这是梦想！党只相信自己的组织系统，任何个人的叫屈是没有用的！不管他过去有过什么威风，如何地看不起我，我现在硬是有权不让他走，叫他吃更多的苦头，看他能怎么的？！”
我又能怎么办？！我过去曾一度梦想过，这种阴曹地府般的日子不会太久长，中央很快会来纠正这里的非法所为的。可是北京的来人也好，农垦局的来人也罢，似乎都认为这里平安无事，百事顺心。回想这一切，我原有的信念似已彻底崩溃了。即便中央一旦发现了这里问题的严重性，恐怕我们很多人都已骨头打鼓了！与其再忍受煎熬，不如早日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是自杀，不好；越过乌苏里江到苏联去，不可能；像个别人那样逃跑，不光明磊落；惟一可行的办法，主动请求党杀掉我。既然党已认为我是个“最危险的敌人”，把我交给这批法西斯分子残酷地折磨虐待，使我备受“不信之耻与犬马之辱”，我活着还有何意义？
这时我实实在在地连走路都很艰难了！每走一步，全身的骨节缝都痛如锥挖针刺！
六
在我们正在播种大豆的那块地边，也有几座1958年冬天挖干渠时，“左派”精英连住过的已经东倒西歪的烂草棚。一天收工时，我和几位同样行走十分艰难的好友，要求就住在这些烂草棚里，免得每天来回走两三个小时活受罪。
这也被刘恩一口回绝。我对他说：
“你不同意这些人都搬过来，就让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好了。我保证每天天一亮，当大家从小云山出工时，我就会独自下地先干活。我不仅不会因为多干了点活而不高兴，反而会因为每天让我少走这许多路而心怀好感。如能让别人给我带来我的那份饭，我感激；如不让带，我就把豆种中肯定出不了芽的破豆子挑出来，用铁皮碗煮来充饥……”
我这可谓诉于衷，求于切，委曲求全了。大凡尚存一丝人性的人，是不会拒绝的。
然而刘恩不但不答应我的要求，反而和排长盛桂林一道讥讽侮骂我。我被激怒了！在收工时我坚决不走！他们就把同班的罗相成留下来伴着我走。小罗胆小，不敢违命，我不走他也不走。这使我十分为难：我可不能误了他晚上的那两小勺稀粥啊！我只好憋着满头大汗，跟着他往回走。
但我走一步，疼一步，实在疼得没法忍受了，突然高举起双臂，疯狂般地呼喊：
“请党来枪毙我吧……党如能早日结束我的生命，我将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大笑三声……”
小罗惊呆了。他以为我真地发疯了。他连忙上来搀住我，结结巴巴地说：
“老……老戴，我们快……快走吧，回家吃……吃饭吧！不然他……他们也……也会说我……我们是‘泡……泡将'，也会扣……扣……扣我……我们的饭……饭的……”
小罗这几句可怜巴巴的话，一下使我悲恸泪下！当他离开清华园，步入高等教育部机关大院的时候，他会想到日后有此厄运么？他的那位孤寡多年、只有他这个遗腹子的老母亲，还在北京一座小院里的一间背旮旯儿小屋里，魂牵梦绕着他呢。我不能让他跟着我受累饿肚子。于是我只好跟着他走，并且还让他拽着我走，后来干脆一步一咬牙地自己走了。我想为了小罗，我也得苦撑着往回走。
等我们用了比一般难友多一倍的时间崴到小云山时，大家都早已喝罢稀汤粥，倒炕睡觉了。
第二天，排长盛桂林询问小罗我在路上说了些什么。小罗出于好心，向盛桂林说，“老戴快……快不行了，快……快……疯了”，意思是希望盛桂林向队部反映反映，多少照顾我一点，兔得再来“第二个赵琪'或“第二个佟霭成”。盛桂林问：“何以见得？”小罗遂把我发疯般举起双臂高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