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修云山水库时，他与人抬土上坝，土筐越抬越大，最后加到500多斤重。这样的重筐，连冀虎虎这样的身高一米八的山西大汉都咬牙难支，更甭说毛西旁这样的只有一米六几的四川小块头了。他文绉绉地说了句“哪能强迫人从事体力难胜的劳动”，有人就说他“反对大跃进”，予以轮番批斗。
在这场批斗中，他才知道为了给《文汇报》的那封信，他早在武汉就被无声无息地定为“中右”了。于是老账新账一齐算，他被升格为“右派”。他不服，紧决不在“右派结论”上签字。有人就骂他“戴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一连猛打了他两拳，并抓起他的手，把一支钢笔强行挤进他的手指缝中，歪歪扭扭地签了字。不久，有人就让他卷起铺盖，把他送到了我们这支“右派劳改队”。
在送他来我们这支“队伍”之前，他穿了件干干净净的白底细蓝条纹的短袖衬衫和一条军裤，到云山畜牧场场部附近的一座土坯房前，请人拍了一张照片。他自知对人民对党均无罪，自己又尚无妻室，了无牵挂，即便埋骨北大荒，亦无可悔惜，故照片上的他神态自若，背景的天空是灰蒙蒙的，照片的背后写了这样的诗句：
天高地阔野茫茫，
遣戍大荒苦蒙冤；
身倚冷屋天际望，
故乡故乡在哪边？
冬天，他和我一起烧木炭。我们有两个班住在一间草房里，两边是一长溜地铺，铺着厚厚的一层草，中间的过道上生着地坑火。他起先睡在我的一侧，免不了常常说些悄悄话。因而我注意到他不管白天多么劳累，夜晚又饥肠辘辘，他也常常把脑袋瓜儿埋在被窝里，亮着手电筒看一会儿书，从不因为身陷冤海而曝弃潦倒。
这时，我们已常常饿得走不了路。
一天傍晚，我与一位已被妻子离弃的青年画家路过一座大山的背后，见到尚未融化的一片雪地上被人用木棒画出了八个大字——
“苦海无边，何日是岸！”目睹此景，更触伤了这位青年画家的心。他驻足凝视着那苍白无力地沉沉下坠的将要触及对面山岭的太阳，极为悲愤地说：“讲了几句话，就失去了家庭的幸福和做人的尊严，还要这块行尸走肉做甚？！”
“你可不能这样想。”我说，“我们的党不会一直这样沉沦下去的。”
“不——”他叹息着说，“就是争取活下去，如果日后有幸重建家庭并生儿育女，我将教育自己的儿女宁可男盗女娼，也不要‘响应'谁的什么‘号召'去说话……”
我默默地听着，然后说：“但是，我们总不能只为一己活在这个世界上。在必要的时候，有话还是应该说的。”
他又长叹了一口气，点了点头，才和我一道回住处吃晚饭。
五
五月初，又是春暖花开了，我们下山修桥补路。由于我与冀虎虎在剖木板中屡立榜首，这时便被戴上了一顶小小“乌纱帽”——成了班内的三个小组长之一，“领导”三个组员。
其中一个组员，名叫陈国华，苏北泰兴人，新四军的一名老战士，当过副连长。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中，他都曾勇敢作战，身上留下了子弹、炮弹和手榴弹片的好几处伤疤。1958年春天，他与二十四军（前身是新四军第六师）的一批军官转业到北大荒，参加修建云山水库，因为吃不饱，伤口痛，发了几句牢骚被打成“右派”，“充实”到了我们这支队伍中来。
来到我们这个队伍中，由于更加劳累与饥饿，他越发力疲神衰，伤口常常发炎，年纪不满四十，须发皆已斑白。饿得实在难以忍受时，这个贫苦农民出身的人拉着我，在出工收工的路上边走边拔几棵野草野菜，把上面沾着的灰土和猪粪牛渣吹吹拍拍，就连叶带根地往嘴里塞。一天我们冒着雨，在云山场部的后山梁上干活，送饭的马车在半路上崴泥崴翻了车，一大桶土豆稀饭都与泥水牛粪马尿和了汤。他带着我卷起衣袖，不顾一切地与大家一道，在那浑泥汤里摸鱼一般地摸土豆吃……
一个晴朗的下午，我们到云山场部西边的公路上，往一座小木桥上抬土铺桥面，我与陈国华合抬一个筐。刚抬了十几筐土，他突然不支而倒，满身冒虚汗，我立即让他坐在路边歇一会儿。
不一会，副班长王开泽气势汹汹地过来了。此人是四川人，原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工会干事，并非“右派”的一个什么“分子”，黑黑的脸，大大的眼，年轻力壮，但为人冷酷。他一走到陈国华跟前，上去就踢了一脚：
“起来！干活去！摔了一跤，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时我正与另一个人抬着一筐土走了过来。陈国华看了看我，似乎对是否服从这个“分子”的命令迟疑不定，意思是问我怎么办。
“你觉得怎么样？”我说，“如果还觉得不舒服，就再歇一会儿。”
王开泽随即转过身来向我发开了脾气：“你为什么助长别人偷懒？！”
我也火了！我大声回答说：“他这根本不是偷懒！你打过仗吗？你知道身上有了伤疤是什么滋味吗？你如果还有一点做人的良心，你自己的良心就会告诉你，他这是苦累太甚，极端饥饿，旧伤疼痛，体力不济！”
“你拉拢什么人？散布什么温情？谁的肚子不饿？饿也得干，起来！”王开泽又踢了陈国华一脚。
我真有点火冒三丈了！我强烈憎恨那些残酷无情地强迫我们这些人以垂危之身“挟泰山以超北海”的农场奴隶主式的人们，同样也强烈憎恨我们这支鱼龙混杂的队伍中出卖人性助纣为虐的鹰犬们！伏契克说：“生活里是没有旁观者的。”我恨不能立刻猛扑过去，像当年在苏北盐城北门参加白刃战那样，和这个极凶残的什么“分子”格斗一番。陈国华在一旁瞧到我的面色骤发狂怒，怕为了他闹出了什么大漏子，连忙咬着牙撑着身子站了起来，嘟嘟哝哝地说：“好老戴，你不要生气，你不要管，我去，我去……”边说，边两腿打着晃，朝挖土的地方走去。
六
当天晚上，新来的指导员刘恩集合全排训话。他二十六七岁，中等而结实的身材。一看他那四四方方气色红润的大扁脸，就知道他的吃食很不错。表面上看，他似乎颇有理智，后来才知道，这是个貌似理智而实无天良的人。他不但有着朱麻子的阴险残忍，而且还要外加狡诈与恶毒。
他一来我们这个排，就说我瞧不起他。他竟说：“你们这些人，过去在北京住高楼大厦，电灯电话，趴的是写字台，躺的是大沙发，坐的是小汽车，现在让你们吃吃苦，受受罪，不为过……”边说边显出很满意的幸灾乐祸的神色。
这一次，他训话说：
“有的人劳动很好，实际上是筑掩护墙，背后尽干些不可告人的勾当。今天在工地上，他又一次公开煽动大家对农场领导不满，说大家吃不饱，肚子空，企图拉拢一些人跟他一道去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很多人认为他公正，讲良心，是个大好人。这可是上了他的当了！真正关心大家的是农场领导，是党，而不是他！其实，我们难道是真的吃不饱吗？”
说到这儿，刘恩加大了嗓门问：
“大家说，我们吃得饱不饱啊？”
“吃得饱（呕欠）……”“饱（呕欠）……”下面有些人冷冷落落、有气无力地应和着。
“这才是大实话嘛！”刘恩接茬说，“所以，大家对这种人应该提高警惕，与他划清界限，彻底地孤立他并监督他，千万别跟着他去！跟着他去就是死路一条！
“同时我还要警告这种人，不要以为农场党组织不了解他的情况，不注意他的一言一行和一举一动。农场派出所早把他的材料整理好了！只要我刘恩说一个字——‘抓'，他马上就会去和劳改犯们实行‘三同'，就是与真正的劳改犯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听了这番杀气腾腾的话，许多人真的想靠近我也不敢靠近了。有些人背地里都同意我的看法，但在会议上却只能跟着班排长们说我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排长盛桂林、副班长王开泽等人，更投刘恩之所好，越来越“勤快”地向他打我的“小报告”……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可是面对刘恩、朱麻子、盛桂林、王开泽之类的人，又怎能“从之”、“改之”？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也是那个时代的特色。不论何时何地，不论你干了多少好事，只要你出于做人的良心，多说几句公道话，他们就会让你在人生的舞台上永远扮演一名悲剧角色！
19 绝望
一
没有几天，我们又奉命到第二生产队的地里去挖排水沟。
第二生产队位于云山场部东北，相距只有两里地。但挖排水沟的地方，是在七八里外的一座山坡下。为了省下出工收工路上的时间，我们就住在那一带1958年冬天大干水利时，“左派”精英连队留下的破窝棚里。
干了不到一个星期，大约是1960年5月15日凌晨，我们又奉命转移到云山场部东边小云山第四生产队去挖排水沟。
从“左派”精英连队的这些废窝棚直接去小云山，只有七八里地。按说，应该让我们径直去，因为我们都已衰疲不堪，还得挑着行李与工具。
但是，不，那会使几十个“右派”的劳动力浪费半天时间，而让“右派”的频繁调动占用大白天的劳动时间是从来没有过的。于是云山场部让指导员刘恩强迫我们挑着行李与工具，先到场部南面的云山水库大坝，再从几里长的大坝南端往回挑沙子修补坝顶的路面，然后利用夜晚“业余时间”，再从那儿转移到小云山去。
这就是说，让我们这帮一阵大风就能吹倒的人，身负重荷，先从东北方向朝西南走十几里地，然后再从那儿往东走十几里地，等于让我们走一个大三角的约有30里地的两个长边，而不让我们径直去这个大三角的只有七八里地的底边，而且还要利用“业余时间”。这样，这一天一夜就剩不下多少休息时间了，这比高玉宝《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还要周扒皮。
可是，在云山畜牧场领导中的王副场长、武副书记、祝大队长和朱麻子、刘恩等人看来，这却是绝妙的领导“谋略”。不管对这群奴隶的调动如何频繁，从未因此耽误过这群奴隶“为农场多作贡献”。而结果，等于无形中让这帮瘦骨嶙峋或浮肿“发胖”的人，更快地走向黄泉路。
那天凌晨，满天乌云。我们挑着沉重的行李、日用杂物和铁锹铁铲等工具，赶到了水库大坝的最南端。
刘恩对大家说：
“大家使劲干！就这么一点儿活，坑坑洼洼的垫一垫，补一补，早干完早转移，早转移早休息……”
这种老套儿话，我们听过无数次了！他们每一次要我们干的活，没有一次是能够让我们“早干完早休息”的。
这一次，沙石远在大坝南面的山坡上。每挑一担沙石到坝中心，来回一趟少说也得走三四里地。我们从清晨挑到中午，从中午挑到快天黑，中午吃了自带的窝头咸菜后一刻也没歇，才终于“早干完”，挑起行李工具向小云山“早转移”。
这时，空中的乌云已越积越厚，阵阵冷风吹来，下起了小雨。冷风冷雨，溜滑泥泞的土路，大家摸着黑，饿着肚子向前撑。衣服外面是雨水，里面是汗水，全身湿了个透，可又不能歇，也不想歇。因为只有到了小云山，才有晚饭吃。直到深夜12点左右，一个个都像泥猴似的，稀稀拉拉地抵达了小云山。总共不过十几里地，滑溜了五六个小时。
但是各班一点人数，少了两个人！
一个叫佟霭成，四十来岁的河南人。宽额头，高颧骨，细长的眼睛，短小的下巴颏，脸色灰黄，说话细声慢气。
他原是一机部子弟学校的校长。到北大荒后不久，他的妻子就和他离了婚，给他丢下几个孩子在北京。他每月只有32块钱，根本养活不了这些孩子，他极为愧疚与哀伤。在山里剖木板时，他就曾在一座空炭窑里自尽过一次，幸亏被人及时发现。这天凌晨，离开二队山坡下的那些废窝棚时，又有人发现他不见了。据说原在中央某个机械工业部搞过共青团工作的排长盛桂林，和据说原是《中国青年报》行政工作人员的他们班的副班长孙某，奉命到山坡上的林子里去寻找。他们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佟霭成，反而“找”回来两大挂包的野菜和山韭菜。
几天后，二队的推土机手们在那山坡上推平场地盖房子，才发现佟霭成是用自己的裤腰带，把自己吊在一棵小树上，结束了他那悲惨的人生旅程。
第二位叫赵琪，也四十来岁，原是交通部的一名干部，共产党员。他那苍白而浮肿的脸上，带有几颗浅麻子。他也是在危难之时被自己的妻子所抛弃的不幸的人。
半年前，他就不能再干活了。然而班排长们说他消极混泡，反抗改造，照常逼他去“苦战”。
这天在水库大坝上，他就一直面无人色。他老耷拉着脑袋，佝偻着背，有气无力地担着一副竹簸箕。里面的沙子几乎都漏光了，他也不知道。到了坝顶上需要垫沙子的地段，他也把两只空簸箕照样往下抖一抖，转身再去“挑”。指导员刘恩和排长盛桂林骂他“装疯卖傻”，“一点儿干劲也没有”。可是我们不少人都预感，他快不行了，但是还没有想到他很快就会死去！
傍晚，我们冒着风雨向小云山转移时，路过云山场部。基建队“右派”中一位面熟的人到小卖部去买蜡烛，在路上见到了我们。他望望满天的黑云，悄悄对我说：“老戴，看来这场雨短不了，你们在路上可得小心啊！在你们这个排，没有几个人还能干活了，尤其是你、赵琪、石铁生①三个人的脸色最难看，身体最瘦弱，可不能倒下去啊！在这个鬼地方，想关怀我们的人一个一个地被整倒了，有实权的人又往往没有人性！望自重！”
①原《世界知识》编辑，北大毕业生。
经他这一提醒，我认为赵淇的情况最严重。虽然他和我不在一个班，我也想向刘恩和盛桂林建议把他先留下来，等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