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的纬度高，夏季不到凌晨三点就天亮，晚上直到九点半才天黑。我们两点起床吃罢早饭就下地，直到晚上十点钟才能吃晚饭，若再洗洗涮涮，至多只能休息三个小时。而且早饭与午饭、午饭与晚饭之间的各九个多小时，都得不停地干活，真是比最冷酷的资本主义还要冷酷。
按照这种冷酷的作息逻辑，如果是在北极圈内，盛夏的夜晚几同白昼，那我们就得日夜连轴转，除了吃饭，一分钟的休息时间都没有了！
三
麦收完毕，新上台书记兼场长，利用场部的有线广播喇叭，对全场所有的人训了一次话。他说：
“谁说我们吃不饱、吃不好？我看我们这里好得很！关内很多地方的老百姓，一天才四小两粮，人家照样建设共产主义！你们一天一斤多粮，还说吃不饱、吃不好？！我们做领导的，口粮定量比你们的少得多，可还吃不完哩！”
他说到这儿，广播喇叭下面的听众顿时发出一阵哈哈大笑声。“他们当然吃不完！”有人说。他们人人在云山都有家，可是人人都在场部的小饭馆里吃“包饭”——大米白面，大鱼大肉，每一片豆腐还得用油煎得两面黄；打猎队打到了野猪、狍子，先得归他们吃个够；偶尔打到了熊瞎子、梅花鹿，熊掌鹿茸之类的珍品，往往也是以他们的名义恭奉给他们的上级，剩下的也得先管他们吃个够，他们岂有口粮不够之虞？！他们与我们这些整天窝头咸菜连肚子都难得撑饱的人惟一的相同之处，就在于都在享受着“共产主义大食堂”的“恩遇”，每人每月只交6元钱，此外就各走各的道儿，别如天壤矣！
这时中国已进入“一轮红日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的“人民公社化”新时期！
他们逼着大家拼了命地干活，口号不是为国家多打粮、打好粮，而是“争取第一”，“向上报捷”。若问为谁“报捷”，为什么“报捷”，他们是难以回答的。
许多时候“捷”是“报”了，小麦、玉米、大豆都割倒了。却堆在地里脱不出粒，有好多只得等来春再说。风吹雨淋，霜打雪埋，兽损鼠耗，损失颇巨。待到来春，又大抢春耕，有的来不及脱粒，有的已无粒可脱，有的都已霉透了，只得统统付之一炬。场部一位富有正义感的工作人员贴出的一张大字报说，1959年全场因此损失了1／3的粮食，而到手的又多半是霉烂变质的，磨出的面粉是“头痛粉”——蒸出的馒头黏乎乎、酸溜溜、又苦又涩，很多人吃了上吐下泻，头晕目眩。此外，每年冬天抽很多人上山伐倒的大批木头，有不少又运不出来，也只得任其腐烂虫蛀殆尽。国家不惜大量投资，满指望农场为国家增添财富，结果反成了大累赘！
我认为这张大字报说得颇在理。它不禁使我联想到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流氓一得势，文学就要破产”。因为在任何事业上，倘若流氓一得势，事业都必定会破产。这原因，还是鲁迅先生分析得好：“本来它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本身的地位。及至本身有了地位，就要用旧的方法来控制一切。”“比如有一个人在没有钱的时候，说人家吃大菜、抽大烟、娶小老婆是不对的，一旦自己有了钱也是这样儿，这就是因为他的目的本来如此。”
眼前的现实可不就是这样么？这种人有了权力有了地位，照样要用旧的方法来控制一切，用凶狠的地主老财和资本家的方法来对待被他们所控制的人。
在这些无尽的悲凉与气恼中，我们中的一些人呈现出屡屡难绝的忧伤与失意。有人说，当年怀着崇高的理念而英勇献身的同志，今天换来了什么？难道就是那些攫取了他们用鲜血和头颅换来的成果的人们，以“王公侯爷”自居？
还有人说：旧的三座大山是没有了，但一座新的大山的分量似乎也挺沉啊！
四
不平则鸣。
德国割草工人出身的社会主义著作家和哲学家约瑟夫？狄慈根说过：“免除一切乞丐式的谦虚，因为我相信自己对科学的伟大事业，还能作出小小的贡献。”我与一些难友从农场议论到国家，从农场的不当作为推论到全国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我说现在大谈马克思的“一天等于二十年”，完全是“乌托邦”；“人民公社”不是“应运而生”，而是人为地搞得大快、太早、太急；中央的决议、报纸的社论、领导人的谈话，鼓舞很大，调门儿太高，乐观得太过分；“十五年超英”改为“七年”又改为“三年”，无异于痴人说梦，除非马克思显灵，把我们人人都变成担山赶太阳的二郎神。《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报道广东某公社的积累高达65％，只把剩下的分给社员，说这是“共产主义风格”，这些无异于鼓励各地掌权的干部，都去强迫老百姓勒紧裤腰带，都去犯强迫命令的错误。这样下去，肯定会严重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一碗一筷，一铺一盖，再多了就是祸害”的民谣，就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愤懑之声……
正当我和一些难友不断这样议论的时候，与我藕断丝连的妻子正与新华社的许多人，协助河北省保定地区的徐水县大搞“共产主义”，说什么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发展，就是一国可以首先实现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大发展，就是一个县可以首先实现共产主义。她给我来信说：徐水县将在1962年跨进“共产主义社会”。我认为这纯粹是胡折腾，是向马克思、列宁的在天之灵抹黑，只能惹起全世界对共产主义的嘲弄，而绝不会赞美和向往。她回信批评我这是对党的总路线没有信心，还是站在“右”的立场上与党的“正确方针”格格不入。
可是我坚持认为，所有这些胡想蛮干的后果，必将引发一场新的大灾难。因为原有的已被破坏，“新生的”则纯属幻想，必然导致青黄难接，危机四伏，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必将发生重大困难。特别严重的是败坏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热情，必将给全民族造成深重的灾难！
这时候，报纸上纷纷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词。很快就得知，这主要指的是为民请命的彭老总、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红旗》杂志上的社论和安徽省委书记的文章，竟破口辱骂这些同志是“敌人”，这使我极为愤慨！据我所知，彭老总和黄克诚等同志的清廉正直之气，艰苦朴素之风，爱民爱党之情，绝非骂人者之流所能与其相比的。骂这些同志为“右倾”甚至“敌人”的人，是有失天良的。
不说别的，单说据我所知的彭老总的为人，骂他的人就没法与之相比。
1951年秋天，新华社总社又派出一批记者到达朝鲜前线。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社长普金，请彭总给他们讲讲朝鲜战场形势。当时志愿军司令部设在桧仓东郊后山腰的山洞里，志愿军总分社设在前山腰的旧矿洞里。由于敌机活动猖狂，普金的意思是让记者们翻过前山的山头，爬到后山腰的山洞里聆听彭总的讲解。
“不！”彭总说，“你们人多目标大。我只带一个参谋和一个警卫员，目标小，还是我到你们的洞子里去为好。”
不论普金怎么说“彭总的安全是大家最关心的”，彭总硬是带着一位夹着朝鲜战场军用地图的参谋和一位警卫员，从后山腰下到沟底，再翻过前山的山头，来到了志愿军总分社的山洞里，给记者编辑们讲了多半天。
1951年10月，志愿军出国作战一周年。金日成给彭总送去两大箱苹果，每箱足有500斤。彭总一个也没吃，送一箱给司令部的参谋们，送一箱给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的同志们。彭总的一位警卫员悄悄地从给参谋们的那一箱中给彭总留了一脸盆，彭总发现后把这位警卫员同志狠批了一顿，坚决让他还了回去。
彭老总的这类平易近人、关心部属胜似关心自己的品格，是许多位高势显的人没法比拟的。
由此我还想到，我们党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夺取了全国政权之后，为什么正气反而得不到弘扬，而听任毛主席的个人专断？就以1959年的庐山会议言，为什么那么多过去叱咤风云的老一辈革命家，一个个画地为牢、噤若寒蝉？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通常而言，理性高于感性。从理性出发的革命者，一般都是比较坚定的。可惜，我们党内的这种人似乎并不太普遍。大多数知识分子投身于革命，除了具有一定的正义感和爱国心而外，往往也掺杂着追寻个人出路等等的私心杂念。这种人一旦掌了实权、大权，个人的目的已超标准地达到，若再要他们舍弃这些既得利益继续为真理呐喊、为正义而拼搏，他们就得掂量再掂量孰轻孰重了。很多人也许觉得当年的革命正义和爱国心这颗无比硕大的砝码，突然轻得微不足道了。
当然，在老一辈中，也不乏洞知真伪、明断是非的人。但他们为了顾全大局，维护表面上的团结一致，却又不得不顺着毛主席的意趣而牺牲别的战友。这样，就把我们的党演变成了一个宗法大家庭，不管辈份最高的老爷子的一些作为如何地不对头，但做下辈的人都还要维护老爷子的权威与尊严：是也是，不是也是。受了委屈的人还得被迫自打耳光：“怪我不好，是我不对！”
至于一般工农出身的人，他们之所以投身革命，往往出于追求自身的翻身解放。在革命过程中，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能一不伯苦，二不怕死，有着百折不挠的大无畏气概。但如果在这艰苦残酷的斗争中，他们没能升华为真正视野高阔的共产主义战士，一旦个人翻身解放的目标已彻底实现，并且还掌了权，他们则往往不会再侧重于我们的党和国家如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更甭说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了。对于毛主席，那是使我们翻身解放并掌了权的大救星、大恩人。大救星、大恩人咋想咋说咋做都是百分之百的英明正确，谁说一个“不”字，那就和他拼命，不共戴天。
在如此这般的状态下，像谭嗣同那样“我自横刀朝天笑”的人，像鲁迅那样“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人，誓死也要改革到底革命到底的人，宁可用自己之一死也要唤醒亿万群众而绝不苟且偷生的人，是极少极少的。如此下去，则必然“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夫爱人者不阿，憎人者不害，爱恶各以其正，治之至也”的至善理念，也顶多在嘴头儿上空叨叨罢了！总有一天，会出现《史记？秦始皇本记》中所痛述的那种局面：“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
……
我想得很多，但只是在出工收工的长途跋涉中独自想想而已，干活的当儿仍一如既往，尽力而为。
五
十年大庆快到了。中央颁布了对“战争罪犯”和各种犯罪分子的特赦令，也颁布了对已经“改恶从善”的“右派分子”摘帽子的决定。我们奉命利用每天下工后的业余时间，在微弱的烛光下断断续续地写自己的“改造小结”。
在通过‘小结”的会议上，我以争取分清是非、提高认识的态度，简而略之地谈了前述的许多真实思想。大家认为我是诚恳的，有人还表示很赞赏，一致通过了我的‘小结”。
但是，表面上在一边旁听、实际上是临场监督指导的畜牧二队盖队长，用他的胶东口音突然说：
“戴煌的问题很严重，尤其对国家生活的一些看法，是继续对党对毛主席不信任的表现。大家没有对他进行批判，反认为这是敢向党暴露真实思想，对他赞扬，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右倾'！大家应该与戴煌划清界限，对他进行严肃的批判帮助！”
像往常一样，每当这紧要关头，一些人立即转为检讨自己“觉悟不高”、“立场不稳”、“政治嗅觉不灵”，等等，继而就对我批了一通。老实一点的人，先谈自己也有类似的“糊涂认识”，然后才浮皮潦草地规劝我几句。最后盖队长又讲了几句话，对我的“小结”会才算结束。
平心而论，盖队长是个“上级说啥都正确”那种类型的工农干部和共产党员。他作风严谨，工作刻苦，从不沾公家丁点大的便宜，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也很有分寸，也很尊重我们的人格。很明显，他与朱麻子、武副书记之流不是一路人。但遗憾的是，他的内心世界不自觉地或本能地拥有宗教式的个人偶像崇拜倾向，而且崇拜得极其虔诚。他对我们思考的这类问题是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的。而且上有他所崇拜偶像的指路明灯，他自己压根儿就不会去作这种种“无谓的胡思乱想”。
隔了几天，在打小叶草的草原工地上，盖队长和一位姓王的副指导员又找我谈了一个多小时。当问我“想通了没有”，我表示“还没有想通”时，他们一脸没好气。
一天晚饭后，在瑟瑟秋风中，盖队长在食堂前的小院里“晚点名”，当着全队的面，指名批评我说：
“戴煌老是想些与党的观点不一致的问题。这样下去很危险！党把要说的话都说了，改不改全在他自己……”
不少朋友都为我捏把汗，不知道我将会再出什么事。但是我老想着好像是歌德说过的那句话：“一个真正的人所要求的最先和最后的条件，都是对真理的热爱。”要我昧着良心认黑为白，指是为非，那是十分痛苦的。我还是应该坚持走自己认准的路，其是非曲直任由别人去说吧！
中秋节的夜晚，我特地备了一瓶红葡萄酒，请几位好友举杯对明月，遥祝我母亲的七旬诞辰，祝她老人家健康长寿！
17 最彻底的否定之后（Ⅰ）
一
1959年11月中旬，北大荒以其冰雪晶莹的景色，迎来了关心流放中的“右派”及对其进行“改造工作”的中央考察团。
考察团由中央有关部门的人事保卫干部组成，由国务院人事局负责人领头。
这时候，我正在完达山中烧木炭。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