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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伙儿的体力消耗特大，但我们这个班一直干得很出色。原规定，每个爬犁每趟拉一立方鲜湿的原木，大约3千多斤，我们最多时拉到两方七八，约8千多斤；原规定，每天只拉一趟，我们常常在返回时，先把第二天的木头装上爬犁，再把满载的爬犁拉到宿营地的山下，免得次日一早下山时往上走几里地装了爬犁再返回来，而径直向山下的“十八公里”积木场拉去。这样，晨曦蒙蒙而出，夜色冥冥而归，两天就可拉三趟，大大地超额完成了任务。
所以，我们班屡得流动红旗，屡受表扬。朱麻子在小云山叫我写“书面检讨”我一直没写，虽然对我虎视眈眈，可他又无从下手。但终于，我一次意外的不幸，给了他一个对我进行打击报复的机会。
三
那是1959年2月12日，正是我的31周岁阳历生日。我仍然驾辕，掌握着全班爬犁的行进速度和方向。当我们在一个小山坡上拐了个弯，正要向下面马鞍形的底部冲滑时，才发现这底部狭窄的路当中，停着田振兴排的一张也装着木头的爬犁，而他们的人却不知何往。这一段坡陡冰滑，下冲力最大，想停也停不住。为避免“两败俱伤”，我决定仍由我一人操纵辕杆，选择最佳路线，从底部的路边冲插过去。我大叫两边拉绳子的同志快闪开，或到后面去拉倒纤，以减轻一些下滑的冲击力；但毕竟距离太短，没来得及把目标观察清楚，当我使出了全身力气，驾着自己的爬犁冲到底部那张爬犁边上时，才突然发现这张爬犁还有一根一尺多长的垫木头伸探在外，挡住了我们本可从它边上一擦而过的去路！但是来不及了，我们自己的爬犁带着强有力的下冲惯性向前一冲，我的左小腿被猛夹在两张爬犁的膀子之间，难以忍受的剧痛使我“哎呀”大叫一声就晕倒了！
同志们都以为我的腿断了。班长焦勇夫上来摸了摸，揉了揉，说是可能没有断，就和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我架起来蹓蹓，免得伤血淤积。这时前面返回一张牛拉空爬犁。赶牛人叫赵超群，原文化部电影局的英俄文翻译，把我拉了回去。
我们的宿营地在100多米高的山坡密林中，原是云山畜牧场的老电锯厂。牛爬犁只能停在山脚下，赵超群又急于在山下的牛棚里先给牛喂料饮水。我只好找了一根小树棍，独自一个人一步一拐地往山上挪。挪到了半山坡，遇到了在我们伙房里做炊事员的原《世界知识》女编辑丁金葵。她得知我小腿负了伤，立刻上前要背我。她身材矮小，又是女同志，我岂忍心让她背？我只能让她搀扶着慢慢走。
平时我收工回来，不管多累，走这300多米的慢坡路，只要十来分钟；这一次，我足足走了将近两小时。小丁子把我一扶进我们的大宿舍，就去连部报告请医生。
朱麻子一听是我负了伤，没等了金葵报告完毕，就恶狠狠地说：“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刚才站在伙房后面，亲眼看到他自己走回来的，现在到连部这几步路，他就不能走啦？去，叫他自己来，不准别人扶！”
小丁子气得满脸通红，回来把这些话学给我听，我默然良久。我想在过去的战争中，我们对负了伤的敌人——不管是日本人还是蒋介石的人——还都讲宽厚与人道，而今我忍受着巨大委屈，满心继续为国为民出力时不幸负了伤，却有也号称“共产党员”的人如此待我，这是为什么？！
我越想越忿然，坚决不让小丁子扶我，自己到连部去。但是善良的小丁子，宁可冒犯朱麻子，也坚决搀扶着我，到了连部才松手。
连部的那位被大伙叫做“医生”的人，实际上只是个卫生员，轻浮而傲慢。他具有云山畜牧场某些医护人员的共性：对一般职工，尤其对我们这些落难人，缺乏起码的人道与同情。
他给我浮皮潦草地看了看，捏了捏，也像朱麻子似地那么说：“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外面没流血，里面也没有碎骨头响，吃点消炎片，涂点松节油就行了！”但在小丁子的再三要求下，他才老大不乐意地给我开了休息三天的假条。
可是从第二天起，朱麻子就想要我出工了。他每次见到我都要斜着眼问：“怎么样？好点啦没有？”别人还以为他突然变得对人很关心，而我很清楚，他骨子里是在“启发”我马上就出工。
他见我没理他，到了第三天就憋不住了。在当晚全连评比流动红旗的大会上，他竟说我的这次负伤，是一大事故，应由我本人和我们全班负责，不能扣除应该出工的人数。这就意味着这几天尽管全班只有10个人出工，仍然要按正正个人计算应该完成的任务。这么一来，我们全班明明是第一也变成第二了，流动红旗被当场收了回去，给了他的“得力干部”田振兴掌管的第二排的某个班。
我立刻明白，朱麻子的这一手不过是醉翁之意。因为当时不少人认为红旗、表扬、奖励之多少或有无，尤其是“领导印象”之好坏，对将来的能否摘帽子具有重大影响。朱麻子正是利用人们这种迫不得已的心理状态，挑拨全班对我的不满，想让大家认为是我拖了大家的后腿。同时他也摸透了我的脾气：绝不拖累任何人，一定会带伤出工，宁可自己多受点折磨。
所以，尽管有不少好心的难友要我再歇几天，我还是没等三天的假歇满就出工了，只是不能再驾辕而已。
这时候，朱麻于偶尔下山逛逛，见我又和大家像“伏尔加河纤夫”们那样，尽量向前倾斜着身子，使劲拖拉着沉重的爬犁，他远远地阴笑着，再也不问我“怎么样？好点啦没有”了。
当然，对待所有不满其奴隶主行为的人，他是“一视同仁”的。像在《智取华山》中扮演侦察参谋的北影演员郭允泰，夏天打草时偶然失手被大钐镰划破了小腿，常常化脓疼痛难忍，朱麻子也让他一瘸一拐地拉爬犁，毫不怜惜。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说过：“我们讲到一个人的时候，可以说他善良的时候多，残忍的时候少；聪明的时候多，愚蠢的时候少；勇猛的时候多，冷淡的时候少，或者刚好相反。”我认为，朱麻子们恰恰属于“刚好相反”的一类，但也恰恰是那种时代某些领导者眼中“好样的”！
16 文明骤化为野蛮（Ⅲ）
一
春天来了。白天冰融雪化，不能拉爬犁，我们就改在夜晚拉。隔了些日子，黑夜也没法拉了，全连只得散伙，各个排原来从哪个生产队来，再回到哪个生产队去。运木材的任务，继续由伐木队派人通过狭窄的木轨路，向“十八公里”积木场艰难运送。
我们这个排，原属与云山场部在一起的畜牧二队打草队，就去了打算与畜牧二队合并的距云山场部西南七八里地的第一生产队，伙房的女同志也跟我们一道去了那里。春耕，播种，割干草，铲草坯，剥树皮，盖房子，忙个不停。
一天上午，我们正在屋顶上抹泥苫草，刚接到云山场部电话的第一生产队队长一跑出队部门口，就向我们屋上屋下的人大喊：“大家赶快上山救火——”大家茫然四顾，并没有见到一丝烟火，往哪里去救？
原来，发现山火的是伐木队的人。伐木队通过木轨路运送木料的张莹、王少明、管仲祥、莽珉、陈行健等“老右”，将当天早晨第一车木料运到“十八公里”积木场刚刚卸完，发现西南的山上冒烟，他们就一边派人到附近有电话的地方向云山场部报告，一边其他人就不顾早春的寒冷，趟过七虎林河，就势摘下头上的狗皮帽子，放入河中灌满了河水往头上一戴，直向山上冒烟的地方奔去。这样，云山场部才向各个生产队打了“赶快救火”的电话，并向850农场总场发了紧急报告。
“快去救山火！”这时队长又跑到我们正在盖的屋子的跟前，“西山已起火，大家赶快带着大锯、镰刀和斧头，向西山跑步前进！”
我们屋上的人连忙下屋，屋下的人则分头去找来大锯、镰刀和斧子，然后脱掉棉袄棉裤，向尚未见到烟火的西山跑去。我们连跑过三个山头，才见到西边的森林上空正浓烟翻滚，浓烟下的森林边缘已烧成了一条火龙。这条火龙还变着形地起起伏伏跃动着。大家更加快了脚步，向浓烟火龙急奔而去。队长也跟着跑，边跑边吩咐大家快砍茶杯口粗细的小桦树、小杨树，人手一根，横着一字排开，向熊熊燃烧的森林边缘前进。
这时火借风势，呼呼地向前翻滚着层层火浪，吞卷着林边的荒草和小杨树林，我们都奋不顾身地顶着火浪上前扑打，人人手脸灼痛。但在这抢救国家山林的紧急关头，人人都甘愿赴汤蹈火，不惜一切。战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将这一线的火头扑灭。
这时，大家才觉得口干舌苦，嘴唇干裂，内衣和绒衣几乎都汗湿了；还有很多人发现自己的眉毛和额上的头发都被烤焦了。但当队长命令移师另一处火线时，大家二话没说，立即操起大锯、镰刀。斧头疾步跟进。
在一条山沟里，我们紧赶了十多里路，来到了一处正被大火吞噬着的森林边缘。树高风大，不是小小的桦树条。杨树条能够对付得了的。
这怎么办？队长命令一部分人用最快的速度，把这森林边缘尚未着火的大树锯倒，另一部分人（女同志在内）也以最快速度，把这两三百米宽的山沟中的荒草灌木统统割倒，并将其堆成若干小堆，让人看着焚烧掉，打出一条防火隔离带，以防山沟另一边的森林也着火。
大家立即分头动手，不到半小时，就打成了一条一千多米长、两三百米宽的防火隔离带。
这时天色已晚。别处的火势也都被850农场的其他各路救火大军扑灭或隔断。总场指挥员命令留下少数人在隔离带防守，其他人才纷纷往回开拔。这时我们感到全身精疲力竭，饥肠辘辘。我们在国家的大片山林将毁于一旦的危急时刻，义无返顾地勇往直前，使第一生产队的队长、指导员不胜感叹。说句良心话，这个队的队长、指导员之为人正派、待人公正，是我们在云山畜牧场所少见的。
二
6月，我们到云山畜牧二队于老本行：先打五花草再打小叶草。
这时，我们才又见到了令人怀念的刘文同志。
他已成了‘牛脑'，每天赶着一群瘦骨嶙峋的黄牛到草原上去放牧。看上去他和他的牛一般瘦：两颊深陷，颧骨更高了！
“呵，伟大的时代！”在这“伟大的时代”，有良心的人几乎都遭罪或都濒临遭罪的威胁！
我们这群人的体质也大不如前了。我本人日渐消瘦，时常头晕。被爬犁夹伤的左小腿一直隐隐作痛。在第一生产队时，请那里的医生给我针灸，针一拔，就冒出一股乌血。医生说，腿骨虽未断，但腿骨和肌肉遭到极其严重的挫伤，又没得到及时的治疗与休息，其后遗症不是短时间能够消除的①。新华社著名军事记者闰吾从北京给我寄来了同仁堂的狗皮膏药，我一连贴了好几张也不见效。
①直到本书定稿时，38年过去了，此伤痛依然存在，与1947年冬天苏北盐（城）南战役的冻伤和1954年春天越南奠边府战役从马摔下来的跌伤同时隐隐作痛。
口粮也日益减少了。过去尽饱吃，我最多一个月吃过148斤，后来一下定为每月72斤，就得到大豆地里挖田鼠洞，“收缴”它们攫取的大豆作补充①。继而又定为每月63斤、54斤、48斤、40斤，肚子越来越空，抡起大钞刀的劲头就大为逊色了。
①本班派出挖鼠洞的原海政文工团的杨川林同志，发现一些较大的鼠洞内也有“建筑学家”和“数学家”：洞内通道虽然弯弯曲曲，但大体上进出多口，道路纵横，“居室”、“厕所”、“粮仓”齐全；“粮仓”还分单粒豆荚仓、双粒豆荚仓、三粒豆荚仓，一个洞子能弄出好多斤豆子，真是有趣。
打草中途，我们奉命到“三间房”、“五间房”第三生产队割麦子，参加全场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把刘文指导员和原来场部一些领导搞下台的云山畜牧场新领导，经常拿着小镰刀在我们的身后和左右指指画画地进行“督战”。他们和朱麻子、尹队长等人一样，从不说鼓舞人心的激励话。他们的口头禅是：
“完不成定额，就不准吃饭，不准收工！”
北大荒的季节是春季来得晚，冬季来得早。每当7月底8月初抢收麦子的时候，才是它的“霉雨”季节。一天，又一场大雨谤沦。马车送来了午饭，武副书记和张副主任也不准大家吃饭，强迫大家在雨中光着脊梁弯着腰，吭嗤吭嗤地向前割，连腰也不能直一下。可是大家从两点钟起床吃罢早饭下地，干到中午12点已干了9个小时了。而他们自己，则穿着从日本进口的漆黑的塑料雨衣，还打着伞，空站着挥舞着小镰刀，对我们大嚷大叫：
“就是天上下锥子，你们死也得死在地里！”
听了这种奴隶主对待奴隶般的训斥，很多难友怒火中烧。“我们真的成了‘顶着石臼做戏——吃力不讨好'！”有的难友说。
有些难友实在力不可支了。看神色，就是立刻把他们拖上断头台，他们也不能再干了。他们索性就坐在湿漉漉的麦茬地里听任雨淋。那个副书记，立刻抓住这机会，把我们所有的人臭骂一顿，然后又恶狠狠地说：
“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的原机关还管得了你们！你们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完全掌握在我们的手里！你们日后能不能摘帽子，能不能回北京，全在我们的一句话！谁不服管，谁就是自讨苦吃！你们以为现在还能拿到的工资和生活费是铁打的吗？不是！绝不是！我们完全有权重新决定！谁不规规矩矩，还要乱说乱动，我们就可以给他‘升级'——给他换个更合适的去处①！！”
①意思是“去当囚犯”！
下午一点多，才让我们吃午饭，吃完饭又接茬干，一直干到天黑才让收工回住地吃晚饭。
北大荒的纬度高，夏季不到凌晨三点就天亮，晚上直到九点半才天黑。我们两点起床吃罢早饭就下地，直到晚上十点钟才能吃晚饭，若再洗洗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