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太不公平了。
这种做法是老病复发。我们如果敢于面对事实，那我们就会明确地认
识到：片面、夸大、过分的渲染，甚至是盲目的吹嘘，是在我们新华社甚
至是全国新闻界多年来的致命癌。我们只要得到中央的一句话，不顾事实
如何，都要想尽一切办法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一阵风，而且风势越猛越好。
可是到头来，事实并不完全像我们所说的那样美好，有的甚至根本不是那
么回事，使得广大群众怨声载道，消极失望。
我个人觉得，我们是人民的记者，革命的社会活动家。我们应该具有
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硬骨头，才能无愧于这些光荣的称号。在不违背党和
国家利益的原则下，我们应该秉持自己的主见，该说就说，该怎样说就怎
样说，而不能由于某种原因而顺风倒，随大流。古话说得好：“不为有利
而为之，不为无利而不为。”为与不为，在于正当与否。我们说话要有分
寸，不要言之过早，言过其实。只有把长熟了的瓜捧在手上才能说这是甜
的，而不把生瓜硬说成是熟瓜，把酸杨梅说成是甜葡萄。否则，在人民的
眼中看来，我们可能不是革命的宣传家，而只是能说会道的骗子手。过去
战争期间，人民之所以能够推心置腹、相信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和他们紧
密地生活在一起，斗争在一起。我们要说的就是他们想说的，说一就是一，
说二就是二；说胜利就有胜利，说有困难就是有困难。因而他们在胜利时
不骄傲，在困难中不气馁，一切的一切都早已心中有数。
可是在进城之后，我们和他们疏远了，却和官僚主义者、教条主义者
合为一家。我们几乎只能照“章”办事，说了一些没有说完的真话，说了
不少的空话，也有意无意地说了一些假话。尽管我们的用心是同样的善良，
但在若干问题上，人民说我们欺骗了他们，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去痛苦地
深思么？
二
6月8日，突然，《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立刻变成声威赫赫的“反右斗争”，全国的形势急转直下。顷刻之间，那些被报纸以欢迎的姿态发表过言论的人们，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陈其尤、陈铭枢、陈达、钱孙卿、钱端升、钱伟长、储安平、费孝通、冯友兰、向达、谢雪红、许德珩、黄琪翔、黄绍竑、黄药眠、葛佩倚、林汉达、刘王立明、陆侃如、陆诒、龙云、潘光旦、彭文应、沈志远、孙大雨、谭惕吾、陶孟和、曾昭伦、王造时、叶笃义、沙文汉、艾青、丁玲、陈企霞、陈模、陈沂、江丰、秦兆阳、钟惦棐、冯雪峰、徐懋庸、李世农、邵燕祥、刘绍棠、彭子冈、曾彦修、王翰、王若望、吴祖光、徐铸成、肖乾、顾执中、浦熙修、谭天荣，等等等等的党内外人士或青年学生，都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或被说成是封建、官僚阶级的残渣余孽。
许多人大惑不解：不是信誓旦旦地反复保证“广开言路”，欢迎一切人帮助我们党纯正党风的么，怎么突然自食前言、反目为仇呢？
正当这节骨眼儿，一天下午，北京所有高等院校的党支部委员以上的同志，奉命到广安门内白纸坊人民印刷厂礼堂去，听取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做报告。由于我是中央许多部门派往外交学院学习英文的同志所组成的党支部的书记，我也去听了彭真的报告。
彭真精力充沛，红光满面，音宏气足。他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报告的主题，就是动员党内同志继续向党的组织领导提意见，不要受社会上“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影响。因为那些人和我们中国共产党不是一条心。他们装着响应我们党“欢迎发表不同意”的号召的样子，骨子里却要推翻我们党，或与我们党平分秋色，轮流坐庄。
接着，彭真打着有力的手势，用愤慨的语调，说到了章罗联盟，也说到了龙云等人。继而他一改口吻，用十分亲切的调门对台下的听众说：
“这些人能和我们今天在座的同志相提并论吗？我们都是自家人。一方面，党的组织领导确有许多自己尚未觉察的不足之处，需要大家提意见，多帮助；另一方面，党内也的确有许多人蜕化变质，胡作非为，骑在人民的脖子上拉屎撒尿，使得在他们鱼肉之下的人民怨声载道，有冤难伸。这更需要予以无情地揭露，并请大家帮助党组织想想办法，认真解决这个大难题。
“再说，党的方针政策及其贯彻执行，也并不都是十全十美。一帆风顺的。这也需要大家协助党的领导洞察秋毫，力求改正与完善之。
“总之，‘门外'反右归反右，‘门内'有意见照常提，这叫做‘内外有别'。而且党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同志们要带头提，为整个支部的党员同志做出表率，把我们党的这次整风运动坚决搞好、搞到底！”
这时，彭真提高了声调说：“即便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甚至都错了，那也不要紧，党绝对不会把这些同志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混为一谈。这一点，我可以代表中央在这里向同志们作保证……”
彭真热诚坦率，语重心长，侃侃而谈了两个多小时，尤其是后半部分的讲话，说得我们的心头都热乎乎的。一切茫然与疑虑，都随着大家长时间的掌声烟消云散。对这次整风运动的预期效果，我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
当天晚上，中央许多部门住外交学院学员的英、法、西班牙文三个党支部的支委支书们，就在宿舍楼洗漱室隔壁堆杂物的屋子里，举行了联席鸣放座谈会。
我第一个发言，把一年来郁积于胸的种种思考和盘尽托。结论是：全党全国最严重、最危险的隐患，就是“神化与特权”。如果不立即予以抑制与消除，而继续听任其发展，必将国闭民塞，全民族都会跟着遭大难。对其抑制与消除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大胆批评，切实监督，改进选举；人民代表要讲话，人民说话要算数，确保和尊重人民应有的民主自由；举国上下都应该讲平等，取消一切足以助长特权现象的或明或暗的措施与制度；降低高薪者的待遇，削减过分优厚的福利拨款，以大力缩小国家干部与工、农、人民之间生活水平的悬殊。同时改变统购统销中某些过死过急的做法，适当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精简高等院校的政治课，让学生们有更多的时间研究专业，等等。整个发言慷慨激昂，大有“为着众人去下海，不怕沾满一身泥”的劲头。
不日，新华社又召集所有学外文的同志，不论住在社内还是住在外交学院的，在“口”字楼顶的那间大会议室里开鸣放座谈会，我又照样讲了一遍。
在全国一片“反击右派”声中还说这样的一些话，岂不自作鱼肉送刀俎？
不，我不这样认为。就是没有彭真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动员与保证，我也要这样讲。
小时候读私塾，恩师姚荫卿老先生，常常在我的书法练习本的空行中，出些上联让我对，偶尔也写点富有哲理的词句让我背。有一次，他写出了这么两句话，“文无论长短贵在精，话不在多少贵在真。”我一直牢记未忘。当我对我们党和国家存在的问题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看法时，就如骨鲠在喉，非吐不可，并在私下早就对一些同志明白表示过，即便有人可能仿用斯大林的错误手段来对待敢讲真话的同志，我也要说出别人可能不敢说的话。
后来我才知道，彭真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动员报告和保证，不过是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的指示，是一大“阳谋”，我们的许多同志竟被“谋”上了！当我从外交学院被召回新华社接受“帮助”的时候，同志们在“口”字楼顶的大会议室里，用小稿纸写的批评我言论的每一份小字报上，都还口口声声称我为“同志”，而《人民日报》总编辑与新华社社长一身二任的吴冷西，就在新华社全国系统的电话会议上宣布：“总社反右派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戴煌被揪出来了！”
一夜之间，新华社大院里就糊满了五颜六色的检举、揭发和责骂我的大字报。我的妻子也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我要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接着就是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的批判。
我不服，主动拿出了连我的妻子都不知道的那封给毛主席和中央委员会的还没写完的长信，以昭心迹。谁料到这恰似釜底“添”薪，被一些求之不得的人称做“万言书”。他们指令新华社印刷厂连夜排印，人手一份，作为发动全社人员向我总攻击的“炮弹”……
8 欲加之罪
一
1957年7月25日，新华社在中央机关反右斗争蓬勃开展的综合新闻中，点了我的名。8月7日，新华社又专门以《新华社揭发反党分子戴煌的一系列反党言行》为题，发了一条长达3000多字的新闻，竭尽胡诌编织之能事。其全文如下——
新华社揭发反党分子戴煌的一系列反党言行
【新华社北京7日电］新华通讯社总社最近以来连续举行了五次座谈会
和大会，揭露和驳斥党内右派分子戴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对苏联的
一系列的反动言行。
戴煌是新华社记者，在194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他就对党
不满，反对党，以致企图组织“共产党革命委员会”来推翻中国共产党。
戴煌曾说，如果共产党再不改正“错误”的话，他就要组织新党。他说，
这个新党的名字没有定，叫“新共产党”，或者叫“共产党革命委员会”，
或者叫“第三党”。按照他的说法，这个新党的纲领、目的就是要“消除
干部和人民之间的生活剪刀差”、“实现民主自由”和“消灭特权阶级”。
他所说的“特权阶级”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国家机关干部的诬称。
戴煌利用记者工作上的便利，到处搜集攻击党的“材料”，随时随地
进行造谣诬蔑。他的狂妄的反党言行是一系列的，它涉及到对中共中央的
领导、国家制度、社会主义建设、国际问题以及人民新闻事业等各个方面。
去年11月，戴煌就开始写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万言书”（此信还
未写完），对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他在“万言书”
中谈到“今天有没有官僚统治和特权阶级”的问题时肯定地说，“特权阶
级是存在的，即使它没有构成全国统一的阶级，但是作为这个阶级的胚胎，
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展中。”
按照戴煌的荒谬的说法，这个“特权阶级”已经成了一个非要打倒不
可的“剥削阶级”了，他硬说这个所谓“阶级”同人民之间有着“生活的
剪刀差”。为了证明他的这个谬论，他竟无耻地捏造了这样的“事实”：
“除大米之外，占人口5％的革命者的消费量一定会比占人口80％以上的农
民的消费量要多得多！”他恶意地煽动说：“猪肉和食油都让共产党员和
干部们吃掉了。”他叫喊：“我国的农民是太苦了，太苦了！”老百姓已
经“悲痛地失望了”。甚至，他竟这样叫嚣说：“旧的统治阶级被打倒了，
新的统治阶级又站起来，再发展下去和台湾合并算了！”
戴煌在“万言书”中还用他去年回家（他的家在江苏省阜宁县沟墩镇）
搜集的一个违法乱纪的干部的材料，作为攻击党的“最有力”的炮弹。他
把这个干部的材料加以渲染夸大，他说：“今天的人民和我们的党距离得
多么远！”“全国每个角落，哪里没有这种黑暗的深渊！”
戴煌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中共中央、毛主席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他
说，“坏干部之普遍及其罪行之严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上层的官僚习气。”
他说，他原先“只以为中央是清醒的，会为人民迅速办事的，谁知道也是
同样的官僚，官僚！”他竟狂妄地认为，造成目前这种“全国性的缺点和
错误”，中共中央应该出来检讨。他甚至恶毒地攻击中共中央说，“不要
自负为英明的神吧！”他狂妄地要中共中央“老老实实”，“要敢于承认
自己的不足”。
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戴煌还仍然继续肆无忌惮地向党和国家进
行恶毒的攻击。在6月13日的一次座谈会上，他向党放出了一支最恶毒的箭，
他说，他对国家的意见，“用五个大字来概括——神化和特权——这就是
国家矛盾的根源。”这五个大字，就是戴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的“理
论”的基础。
戴煌诬蔑说，自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认为“自己高于一切”，“把
自己神化了”。他对党和国家的干部极尽诽谤之能事，他说今天的干部是
“在老百姓头上拉屎拉尿，作威作福”。他企图把全国的干部一棍子打死，
硬说，“高级干部违法乱纪，低级的基层干部无法无天”，“除杀人放火
外，无恶不作”。他强调这一切都“应该由中央负责”。他狂妄地攻击中
国人民敬爱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他对毛主席是“早就怀疑的”，说自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他就“开始怀疑毛主席犯错误”。
在大家的揭露下，戴煌承认他“诬蔑党的‘神化和特权'的说法，不
是随便说的，而是久经考虑的”。当同志们质问他为什么到处散布反动言
论时，他说，他“要唤起群众，目的是要唤起‘有良心的党团员'，对党
施加压力，以改变现状”。戴煌所说的“改变现状”，就是他在反右派斗
争中所承认的要组织“第三党”，取消共产党的狂妄企图。
不仅如此，戴煌还不惜从各个方面来诋毁新中国。他甚至把今天我们
国家伟大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