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案人员走后，我瘫倒在椅子上，呆望着小窗外暗夜的天空，用力回想什么时候曾讲过这么一句话。
1953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的开幕式，我看见徐悲鸿先生坐在主席台上，两天后大会突然宣布，徐先生出席波兰使馆的招待会时突发脑溢血，抢救不及而去世。那些日子悲痛笼罩着美术学院，蔡亮和他的同学们守护在导师的遗体旁，迎送络绎不绝的吊唁者。我深感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不可抗拒，我和朋友们互相勉励：“将来文代会的主席台上将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应当有这个志向。”想不到这句话传了出去，竟变成了“小家族篡党夺权政治野心”的证据！
我被隔离反省一年七个月。到了1956年下半年，由于苏共揭露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引起了国际上的波动，我的问题终于有了结论：“小家族”不过是几个思想落后的青年在一起吃吃喝喝，同胡风集团没有关系。
我恢复了自由。我最先见到的是田庄和陈敏凡，他俩在审查结束后结为夫妻，建立了一个小家庭。他们告诉我：
罗坚被批斗后，撤掉了乐队队长职务，下放到贵州。
杜鸣心提前从苏联调回，检查反省。
陶冶经过批斗，留团察看。
汪明的剧作取消演出，行政降级，另行分配工作。
蔡亮开除团籍，取消留校任教资格，发配西安。与他同行的有她的女友张自薿。
张自薿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小姑娘。她和蔡亮同年级，年龄却比蔡亮要小两岁。蔡亮曾带她到我的小屋来过一两次。她比我在剧院看到的其他女孩子更显得纯真朴素，短短的头发，红红的圆脸。她安静地坐在一边听我们聊天，很少插话。蔡亮不断地在我面前赞美自薿，说她勤奋刻苦，学习成绩好，念研究生时就担任了调干生班的助教，已经是一个预备党员了。我猜到他们正恋爱，而且看出我的这个小老弟不但爱慕她，也很敬佩她。但我万万想不到这场政治风暴竟也伤害到这个纯洁而无辜的姑娘。
学院党委把她叫去，问她：“你是要党籍呢，还是要蔡亮？”可怜的姑娘哭泣着向党表白，她热爱党，但她不愿离开蔡亮，蔡亮是好人。于是，她被取消党籍，同蔡亮一起送往西安。
这一对苦难情侣提着一个小网兜，背起一个大画夹，凄然告别母校，登上开往西安的火车。有两位同情他们的党员调干生悄悄来到车站为他们送行。蔡亮和自薿对这两位同学说：“这就算是我们的婚礼！”
听到这里，我再也克制不住我的眼泪。在那个阶级斗争凌驾一切的时代，一个柔弱的姑娘竟敢以这种近乎“反叛”的举动来维护坚贞不渝的爱情。我简直不敢想像，她将要蒙受多少屈辱和困苦。我也暗自为蔡亮庆幸，在他未来的艰辛的人生旅途中，能有这样一位忠实的姑娘与他相伴。
不平凡的1957年到来了。上半年，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其他一些鼓舞人心的讲话，欢迎各界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文艺界的空气缓和了，一些单位的领导人开始回顾反胡风斗争中是否有过火的现象。我记得中国剧协一位负责人在我恢复自由后握着我的手说：“对不起啦，黑夜里开枪，伤了自己人。”中央美院处理蔡亮问题的院长江丰和党委副书记洪波是两位正直的老党员，他们感到了愧疚，认为逼迫蔡亮写的那些不实的材料应当推翻。年初，蔡亮从西安送画到北京时，洪波向他表示了歉意，并嘱他回曲安后立即写一个申诉材料奇未美院。
蔡亮的申诉书还没有寄出，中国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突变。那些在整风会上向党提意见的热心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向党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场规模更大的政治运动激烈地展开了。
美术界揭露了以江丰为首的右派集团，洪波被划为这个集团的成员。
戏剧界重点打击的对象是吴祖光。
灾难又一次落到了“小家族”几个青年的头上。
原先挂到胡风那里去的“小家族”的现成材料，现在变成打击吴祖光的有力炮弹。一些沉醉在阶级斗争理论狂想之中的先生们宣布：吴祖光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和黄苗子、丁聪、唐瑜一班文化人搞了个“二流堂”，现在又搞了个“小家族”，这是“二流堂”的第二代，可见资产阶级右派一天也没有忘记培养接班人，准备同共产党进行长期斗争！
于是，一篇篇批判文章气冲牛斗，一个接一个斗争会群情激昂，一行又一行大字标题赫然印在中央和地方的各种报刊上：“彻底捣毁吴祖光的‘二流堂'、‘小家族'！”“彻底粉碎吴祖光的右派纲领！”“揭穿‘小家族'的反动政治阴谋！”……面对这种发狂的思想斗争和大动干戈的政治运动，我们又一次陷入绝境，只有目瞪口呆了。
我最后一次看见蔡亮，是在团中央大礼堂召开的批判大会上。这是文艺界规模最大的一场批斗，两千多人把礼堂挤得满满的，熟悉与陌生的面孔都鼓起对“阶级敌人”的强烈愤恨。聚光灯亮起来，新闻纪录片厂正在把这场批判会拍成电影。吴祖光站在台上接受批判，我坐在台下听取揭发我的罪行的一个个发言。突然，我听到主持人叫蔡亮的名字，我抬起头，他恰好从我身边走过，我们的目光相遇了。就在这一瞬间，我看见了他的惊慌、痛苦和无奈。他走上台后，有意把话筒往一边推开，用手里捏着的稿纸挡住自己的脸，躲避摄影机镜头。他用低声调照着稿子念，讲了些什么我全没听见，我心想：可怜的小蔡亮呀，你远在西安也没有躲过这场灾难，还是被掀到北京来了……
1958年4月18日一大早，我被叫到文联大楼，在我的右派结论书上签字。接着，一位早在等着我的公安人员把我带到大楼外一辆卡车上。卡车驶进了北京监狱。没有审讯，没有申辩，只在两张纸上用黑油墨印下了我的指纹。我从此与世隔绝，开始了遥遥无期的劳改生涯。
“小家族”重又被人提起是在十年之后。1967年12月的一个寒风呼号的清晨，我在劳改农场扛着铁鍬向田野走去时，忽然听见高音喇叭里传来播音员激越的声音，播送着《人民日报》的一篇声讨“二流堂”、“小家族”的革命檄文。我再次惊愕得目瞪口呆了。隔了十年，“小家族”的主帅又由吴祖光换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后台老板竟变成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天哪！我又开始接受一批批不辞辛苦从北京来到农场的外调人员的审问，而现在他们逼我交代的，却是那些当年整我的人是怎样包庇我！
我掉进了一个历史大玩笑里。
最苦的却又是远在西安的蔡亮和自薿。他们戴上了“小家族分子”黑袖章游街示众，他们画自己的“罪行录”展览，他们低头向革命群众清罪。他们的家被抄了，他们的画稿被撕成碎片烧成灰烬，他们刚从牛棚放出来又被赶到一间只能放下一张床的屋里住。但是他们手中的画笔又不是造反派能代替的，所以又要用他们来画领袖像，制造革命圣地的“红海洋”。可是怎么能让戴着黑袖章的反革命分子描绘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呢？于是造反派规定，在作画的时候，他们要摘下黑袖章，画完后再自觉地戴上。张自薿临产前还挺着身子由蔡亮把她扶上脚手架画领袖像。——这就是他们和千万个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里的共同命运。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终于宣告了这个痛苦的年代永远地成为过去。
1979年春，文化部发出文件，为“二流堂”、“小家族”平反。
蔡亮在西安收到中央美院7月24日发出的平反通知，上面写着：“几个青年聚在一起谈论问题不是政治错误。”张自薿恢复了党籍。
回想起来，从我赴朝归来到反胡风运动开始，我和几个朋友的来往不过短短两三年，而我们却用了整整二十三年来“赎罪”。汪明付出了他的生命，他于1975年死在安徽的一个劳改农场里。田庄有幸看到了平反决定，当晚便大量咯血抬进了医院。刚刚回到北京的我和罗坚赶到医院去看他，想不到二十多年后的重逢竟成了我们的永诀，几天后田庄便辞别了这个世界。
回想起1959年10月，我在监狱里迎接建国十周年国庆节。这天，管教人员命令我们粉刷墙壁，张贴庆祝口号和宣传画。
我们把一张张招贴画贴在白粉墙上。忽然一个热烈的场景出现在我的眼前，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一个个裹着白头巾的陕北农民昂头吹奏唢呐，敲锣打鼓，欢腾的人群扶老携幼，高举着熊熊燃烧的火把，火炬连成了队伍沿着广阔的山野蜿蜒曲折、星星点点、无穷无尽、隐隐地衬托出远处的宝塔……这是延安人民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历史性的场景。这幅画形象生动，构图新颖，以恢宏的气势强烈地感染着观众。
当我看到这幅题名《延安火炬》的画作者竞是“蔡亮”时，我差一点没有叫出来，读者可以想到我当时的喜悦和感动。
蔡亮不但活着，还在创作！并且用这样美好的作品呈献给祖国母亲，这对关在监狱里的我是多大的欣慰啊！
这个国庆节真叫我难忘，这一天政府还发给我们两个白面馒头，我一边嚼着馒头，想念起蔡亮来。
把蔡亮送到西安，原是对他的一种政治惩罚，是剥夺他留在中央美院从事艺术创作的一切优越条件。可对蔡亮说来，陕西却是一片文化沃土。这里的灿烂的古代文化，这里的深厚的革命传统，这里的丰富的民间艺术和千万个受着这种文化熏陶的淳朴的劳动人民，使一个从学院出身的青年呼吸到了清新的艺术气息，使他获得了一种更为宝贵的条件：把自己的灵魂和民族民间文化相融合，和革命文化传统相融合，脚踏实地地走到人民中去。
一场政治运动毁灭一个幼小的艺术生命，大西北丰腴的黄土高原却又培育了一个新的艺术生命，造就一个新艺术家。蔡亮在“小家族”平反后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中朴素地把这个命运叫做“因祸得福”，他说“感谢大西北”。
人生的厄运和磨难既可以使一个意志薄弱者消沉，也可以使一个坚强的性格更成熟更完美。在这个意义上说，在“小家族”成员中，画家蔡亮是一个强者。不仅由于他为祖国的文化建设贡献了《延安火炬》《锁柱》等优秀油画，还因为他在忍辱负重中奋起的不屈的精神。
（选自《炎黄春秋》，1993年第5期）
在风口上
——从反右派到反右倾
作者：纪希晨
政治风云多变的50年代，处在政治漩涡里的党报记者，生活在风口浪尖上……
引蛇出洞：“春风未度剑门关”
1957年5月17日（星期六）晚上十点多钟，我从四川省委周末晚会回来，刚走进成都仁厚街45号《人民日报》四川记者站小院，就听见记者李策在楼上急喊：“快，快，大事情，编辑部打电话来……”
“什么事？”我上楼，他下楼，在相遇的楼梯上，他向我简要传达了电话内容，听到“连骂共产党的话也要写上”时，我大吃一惊，连忙拉住他：“走，你和我一块向省委汇报！”
我把主管宣传的省委书记杜心源从床上叫醒，让李策把电话内容向他讲一遍。他面带紧张神色说：“我马上向李政委汇报。”
第二天，5月12日（星期日），一大早，四川省委办公厅打电话给我：“今天上午八时，省委召开常委紧急扩大会议，要你参加，请你讲编辑部电话内容。”
我走进省委会议室时，只见省委常委和省级各部门的负责人二三十人，早已到齐。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抽着烟，坐在长会议桌的上端，指着下端的空位子说：“就等你了，你把编辑部的电话内容讲讲！”
几十双眼睛注视着我。我连忙声明说：“昨晚的电话不是我接的。我只能讲讲主要内容。”
至今我仍然记得电话主要内容：
今天（11日）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刘少奇同志有重要指示。前一时期，全党开展整风，北京、上海动得早，开始鸣放，但全国还没鸣放起来。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全国各省市都要开展鸣放，帮党整风。各民主党派，党内党外，什么话都可以讲，就是骂共产党的话也要让他们放出来，记者要按原话写。
各记者站都要发整风鸣放稿件。你们四川明天就要发条消息来，没有新的材料，可以先到公安厅、统战部看看，旧材料也可以发来……
“还有什么？”李井泉问。
“没有了，主要就是这些。”我回答。
李井泉面向全场，严肃地说：“好啊！中央精神很清楚啊。各部门汇报一下情况，有什么反映呀？”
省级机关和大专院校等相继汇报情况。共同反映的是，北京、上海鸣放了，为什么四川还不鸣放？四川大学党委书记丁耿林说，川大的一些教授和民主党派人士反映说：“现在是‘春风未度剑门关'……”
时近中午，李井泉代表省委，对开展鸣放问题作出部署：决定从星期一起，先在成都的民主党派、川大、文联等部分单位，有重点地开展鸣放。
散会时，我请示省委书记杜心源：“编辑部让我们今天就发一篇鸣放报道，怎么办？”
杜心源想了一下说：“你们可以先访问一些人。具体访问什么人，你快去找统战部长熊扬商量，他刚才也来开会了。”
我追上熊扬的时候，他还未走进家门。他当即按听到的鸣放精神，给我写了十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的名单、住址，笑着说：“估计这些人可能会讲些话。”
中午归来，我即召集四川记者站同志开会，传达编委会指示及省委会议部署，并按统战部提供的名单，进行分工。除丁帆留在机关向外联系，我和李策、姚丹、饶学成分别出发访问，目的就是“让他们讲出话来”。当晚，集体汇报采访情况。民主人士的共同反映是，上海、北京鸣放了，为什么四川还不鸣放？访问中，有的人也说，这是“春风未度剑门关”。
深夜，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