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这样的人生并无怨悔，反觉自己有幸出自于这样的家庭，非常珍惜它贰管父亲的骨灰摆进了八宝山，其实在他背上还背着黑锅。越是如此，子女就越应自强。我们兄妹性格迥异，待人接物亦有所不同，但都自觉尊守一条“法则”，那就是自己的行为不能给父母抹黑。现在，我们三人均已年过半百，更感到有必要为父辈、为社会做点事情。
问：听您的谈话，是否还要为章伯钧先生做点什么？
答：是的，只要主观条件具备，客观环境允许。
“小家族”冤案二十年
作者：杜高
我面前摆着一本《吴祖光悲欢曲》。在这本书里，两位作者第一次向世人披露了50年代轰动文艺界的“小家族反动集团”冤案的真相，真实地描述了划进这个集团的几个青年的面貌。扉页上一张50年代的小照片，七个青年朋友亲密地靠在一起，他们的名字是：陈敏凡、汪明、张自薿、罗坚、田庄、蔡亮、杜高。此外，“小家族”还有杜鸣心和陶冶。
我望着旧照，从沉思中寻觅我们的被毁灭的青春……
我和蔡亮相识是1950年夏天，在长辛店铁路工厂。
那一年，他18岁，我20岁。那是一个热情的年代，新中国诞生不满一年，人民对共产党充满热爱和希望，中国大地一片蓬勃景象。青年文艺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工厂和工农结合，歌颂新时代。我那时是文艺团的创作员，到长辛店工厂写剧本；蔡亮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在教师的带领下到工厂学习锻炼。我们相识后，很快成了好朋友。
蔡亮和他的男女同学们每天高高兴兴地在车间帮着干零活，给工人们读报，办墙报，为工人们画像和画劳动场景的速写。他们给车间带来了欢乐气氛，很受工人们的欢迎。
蔡亮和我在食堂同桌吃饭，经常交谈。他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经济管理学教授，母亲是一位娴静善良的知识女性。他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一家到了重庆，那里的抗战环境和进步文艺对幼年蔡亮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唤起了他对艺术的热爱。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上海。这时父母发现了孩子的绘画天赋，于是把他送到刚从重庆迁回上海的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艺术学校学画。
1950年春，“育才”推荐刚满十七岁的蔡亮报考中央美院。但他赶到北京时报名日期已过，眼看美好的愿望将化作泡影，少年蔡亮焦急万分。这时他遇见了老同学周光玠，他是徐悲鸿在艺专时的学生。周光玠对蔡亮说：“你的这个情况只有一个办法，请徐院长看看你的画。我带你去见徐先生。”去见徐悲鸿？蔡亮吃了一惊，他觉得这位大师离自己太遥远了。周光玠给他鼓气：“不要紧张，徐先生平易近人，从不把学生拒之门外。”就这样，在一个温暖的春夜，蔡亮由热心的周光介带领着，走进了东寿禄街16号徐先生的寓所。
这是北京的一个旧四合院。院子里野草丛生，几近荒芜。客厅里陈设简朴，家具古旧。墙上挂的字画和一张徐先生的自画像吸引了蔡亮的注意，但此刻他没有心情细细欣赏。徐先生走进客厅，周光玠介绍了蔡亮。听说蔡亮是“育才”的学生，专程从上海来报考，徐先生很关心，便接过蔡亮带去的厚厚一沓素描、速写，坐到桌旁一张张翻看起来。当徐先生看完了最后一张，抬起头来看着蔡亮，脸上露出了微笑。他用平静的语调对蔡亮说：“你考取了。”
蔡亮就这样跨进了中央美院的大门。他永远怀念这一个温暖的北京的春夜，他的艺术生涯的起点。
那年12月，我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投身到朝鲜战场。两年后我回到北京，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工作。我的宿舍在东单北极阁头条胡同，横隔一条大街便是帅府园中央美院。这时蔡亮常到我的宿舍来，在我这里又结识了一些新朋友。
一个是汪明。
汪明解放前曾自告奋勇泅水渡边界，把地下党的情报送给香港的党组织，后来在香港《华商报》工作。他写剧本，写散文，也拍电影。新中国成立前夕，他随香港进步文化人士到北京。汪明和我是朝鲜战场上的亲密战友。我们曾一同爬山越岭夜行军，一同在猫耳洞里创作剧本，又一同在敌机的空袭中为战士们演戏。我们又一同从朝鲜回国，都是青年艺术剧院的创作员，同住在一个宿舍。
一个是田庄。
田庄是我童年时在欧阳予倩先生主持的广西艺术馆的演剧小伙伴，1947年他在上海戏剧学校毕业后，和几位同学一同到解放区投奔革命。他参与筹建“长影”，随后到北京，在电影局工作。田庄是个才子，文学天赋很高。他读书多，过目不忘。田庄心地单纯坦诚，淡泊名利，看重友情。他常常丢下自己正在写的东西，无私地帮助朋友把作品写好。70年代末，他还热诚地帮助当时的无名青年苏叔阳完成了剧作《丹心谱》。
再一个是罗坚。
罗坚是延安老干部、我国前驻苏大使刘晓同志的儿子。他和杜鸣心、陶冶都是重庆育才学校的学生。抗日战争结束后，他由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送往延安。进北京后，他担任中央歌剧院乐队队长。他是我们心目中的老党员，虽然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更像一个天真的孩子。
杜鸣心那时在天津音乐学院任教。他小时候也是一个流浪儿，陶行知先生从难童中发现了他的音乐天赋，把他收进育才学校。后来这个流浪儿终于成为引人注目的少年钢琴家，十几岁就举行过演奏会。1953年前后，他到北京学习俄语，准备赴苏留学。杜鸣心事业心很强，他常常沉醉在音乐里，走路的时候也歪着脖子，很有节奏，仿佛在聆听回旋在他心中的旋律。
陶冶是个性格活泼开朗的人，他在育才学校学戏剧表演。他口若悬河，语言风趣，任何场合都不沉默。到北京后，他先在青年艺术剧院工作，后米到文化部做国际文化联络工作。
我们的年龄相近，人生经历相似，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和理想，共同的爱好和情趣。我们常常聚在一起，到剧院看新排演的戏，看内部放映的电影，看画展，听音乐会。我们常常到中山公园喝茶，到北海公园划船，在长安街的林阴道上漫步。我们激烈地争论，热情地梦想，诚挚地交谈。艺术之神使我们这一群青年着了迷。我们讨论读过的书，讲述自己构想的作品，袒露各自心中的爱情秘密；我们鄙视平庸，我们崇拜天才；我们厌恶虚伪，我们赞美纯真。
我记不起“小家族”是怎么叫起来的，把我们叫做“小家族”，是说我们像一个大家庭的兄弟姐妹，还是说我们是一个伟大母亲的一群孩子呢？但我们确实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或者如我面前的这本《吴祖光悲欢曲》里的一个标题称做的：“一群可爱的青年友人”。
这些朋友对蔡亮有很大的吸引力。他是我们当中的小弟弟，这位美术学院的学生除了在教室里画人体素描以外，还跟随我们走进了辉煌的戏剧世界，迷人的音乐天地，跨入了诗歌的大门。蔡亮开始大量地阅读文学作品，他开始懂得，一个具有全面艺术修养的画家才能赋予作品深邃的内涵，使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一个真正的画家，其实是一个用画笔作为工具的诗人和思想家。他愿成为这样的艺术家。
我们还有几位共同熟识的年长的好朋友，大都是我们童年演剧时的兄长和大姐，我们成群结队地到他们家去过春节，度中秋。他们中有著名表演艺术家朱琳、身患残疾的诗人洪遒、话剧导演肖崎、喜剧作家王少燕。不幸的是后来他们也被戴上了“小家族之友”的帽子，受到了莫名其妙的牵连。
还有两位我们尊敬的年长的朋友，后来对我们的人生命运发生了特殊重大的影响，一位是路翎，一位是吴祖光。
路翎，这位后来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囚禁了二十五年的著名作家，当时也在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工作，住在我的隔壁。他当时大约三十岁左右，出版了近二百万字的作品。他的小说《饥饿的郭素娥》、《财主底儿女们》等，是民主革命时期文学的重要成果之一。路翎是一位以惊人的刻苦精神从事文学劳动的作家，每天从早到晚不停息地写作，他的每一个文学成就都是用生命换来的，浸透了心血和汗水。他在短短的一年多写完了三部剧作，但都被剧院领导否定。他不争辩，不屈服，用新的作品回答苛刻的批评。他的精神使我感动。路翎为人真诚质朴，生活十分节俭。后来他和汪明一同到了朝鲜前线，在前线表现英勇。回国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新作，遭到了更猛烈的批评。路翎每天工作到深夜，有时肚子饿了，便拉着我和汪明一起到东单的馄饨摊吃夜宵。他的酒量大，一碟花生一盘腊肠，喝完一瓶二锅头。只有在这时，他才带着痛苦的神情发泄几句对那些粗暴批评的蔑视和愤慨。
蔡亮在我的宿舍里大概看见过路翎一两次。这位未来的画家当时并没有引起大作家的注意，他们不认识，也没有讲过一句话。
吴祖光是我国一位有很高艺术成就的剧作家，当我在剧团里做小演员时，他已是戏剧界著名的“神童作家”了。他的剧作《风雪夜归人》、《嫦娥奔月》、《捉鬼传》等，都是我喜爱的作品。我认识祖光是从朝鲜回国以后，他那时住在东单栖风楼，离青艺宿舍很近。他那个院子里还住着音乐家盛家伦，美术家黄苗子、郁风夫妇和电影家戴浩、虞静子夫妇。那是一个文化气氛浓郁的小院子，吸引了许多文化人来做客。吴祖光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文化人，除了他的学识和智慧以外，他的性格也极富魅力。他待人平等亲切，仁爱宽厚，同情别人的疾苦。他的谈吐活泼风趣，在他家做客，你不会感到任何拘束，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他都一视同仁，他是一个天性自由的艺术家。他的美丽而又善良的夫人新凤霞对我们也很有吸引力，我们遵照中国人的方式亲切而敬慕地叫她“大嫂”。她是评剧院的台柱，每天晚上忙于登台演出，白天在家里练功练唱，但她仍热情地欢迎我们这些没有成家的青年朋友。我们喜欢听祖光谈戏剧，喜欢听凤霞高歌一曲，也喜欢在他们家吃饭。
蔡亮和祖光还有一层亲戚关系，他叫祖光表舅。
那一年祖光编了一本散文集《艺术的花朵》，收录了他写的十多篇描述梅兰芳、程砚秋、常香玉、新凤霞等戏曲表演家的极富文采的散文，每一篇都附有一幅精美的插图，出自名画家张正宇、丁聪、郁风等手笔。祖光特意把写梅兰芳的那一篇留给蔡亮，要他画一幅梅先生《贵妃醉酒》的舞台速写。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从吴祖光身上看到了中国文化人的一种美德，他们没有论资排辈的俗见，信任和扶植无名的青年。不久，《艺术的花朵》出版了。这是蔡亮公开发表的第一幅作品，我们向他祝贺。这时，田庄一边欣赏着一幅幅插图，一边把蔡亮拉到身边，对他的作品进行评论：“尽管你画的人物很逼真，线条很细腻，但同张正宇、郁风的画摆在一起，便显出了拘谨和呆板，缺乏艺术趣味。”田庄又说，他们的插图潇洒自如，神采飞扬，并不单纯追求逼真，却表现出画家对人物的喜爱和赞美，融进了画家自己的感受，这就达到了一种艺术境界，给读者留下了回味。
像往常一样，蔡亮虚心地倾听着，细细地咀嚼这番评论中包含的哲理。我们厌恶互相吹捧，因为那不是真正的友爱。
不久后的一天，蔡亮兴奋地跑来，把我带到美院画室，让我看他刚完成的一幅新作：《借宿》。他对我说：“你有一次同我讲了一个故事，在朝鲜的山洞里，你睡着了，身旁的一位老战士把你的棉衣补好了。这个故事引发了我的想象，我把它同藏区的生活联系起来，就构思出了这个画面。”我看到他正处在一种艺术想象的热情中，我为他在艺术上的进步感到高兴。
啊，我们确实是一群做着美梦的大孩子。
我们哪会懂得，青年人的才华往往引来嫉恨。我们更不懂得，有一种“理论”笼罩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它把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把人对生活的各样的意愿和追求，统统归纳到两个敌对阶级的争斗，从而可以任意把一个人宣布为人民的敌人。这种可怕的理论及其实践，窒息人的一切活泼自由的思想，直到人的纯真的感情。
1955年，政治风暴来临了。以胡风为首的一批革命作家突然变成了一群“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路翎被逮捕，灾难降到了我的头上。
我被隔离起来，关在路翎被捕时的那间小屋里，交代和他平日接触中的每一句谈话。人们用阶级斗争的锐利眼光注视着我和我的这几个青年朋友，力图再挖掘出一个“小集团”来，并把它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挂上，以证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严峻性。于是，“小家族”被当做一个政治集团的名称揭了出来，我的朋友们统统被隔离反省，交代材料。中央美院把蔡亮禁闭起来进行审查，召开大会小会对他展开凶猛的批斗。
我不能申辩，只能彻底否定自己。我批判自己的文艺思想同胡风理论的联系，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自己把个人友谊摆到集团主义之上的小圈子主义、温情主义、自由主义……但我不能承认“小家族”是一个政治集团，更不能承认它是胡风集团的一个“外围组织”。我的朋友们从未看见过胡风先生，胡风集团的其他成员我们一个也不认识。
一天深夜，专案组两位同志同我谈话一直到清晨三点。最后向我摊出了一个材料：“你不是说过，将来你们要坐到文代会的主席台上去吗？这难道不就是你们‘小家族'的政治野心和政治纲领吗？这难道不就是要推翻党对文艺的领导，实现胡风的反革命阴谋吗？”
专案人员走后，我瘫倒在椅子上，呆望着小窗外暗夜的天空，用力回想什么时候曾讲过这么一句话。
1953年第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