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原日本兵的营房，是一排排的日本式平房，房间里铺着“榻榻米”。艾青的家属还没有来，他同江丰合住一套，共两间。我跟他们在一起住了十多天，房内只有一张单人床，他们硬把床让给我睡，他们却睡在壁橱里的“榻榻米”上。他们是长辈，我心里很感过意不去。这事，我一直记着。
那天上午，我们先到艾青家里，是一个小巧的四合院，高崇文门不远。谈话之中，艾青说再把江丰和朱丹、李纳夫妇请上，他给他们打了电话。随后，就去了北京饭店，要了一个单间。江丰、朱丹很快就来了，但李纳没有到，我就去饭店大门口等她，等了二十多分钟她才到。我们走进单间后就开始上菜了。一起聚餐的有艾青、高瑛、江丰、陈明、朱丹、李纳、妈妈和我，一共八人。餐后，就各自回家了。以后的一些天，妈妈同艾青、江丰也没有私人间的来往。万万料不到这次平常的会餐竟成为妈妈“反党活动”的重大罪行。
我向黎辛说了那天在北京饭店吃饭的前后情节，并且说明我有二十多分钟不在场。我如实地表明：我在时没有听到有谁说过“我们是裴多菲俱乐部”这句话。
他和女同志听后没有再追问下去。
黎辛没有再说话，我以为谈话大概到此为止了。
这时，女同志发话了，她说：“你刚才表示愿意同党站在一起，那么你对你母亲的反党言论与行为有什么要揭发的？”
我说：“我去苏联学习四年，出国前在东北，也只是学校放假时回北京住些日子，所以我对她工作方面的情况不了解。”
她说：“你这次回国以后，她同你说过什么？”
我说：“刚回来的时候，她告诉我1955年对她进行了斗争，定为以她为首的‘反党小集团'，她认为事实不符，向中宣部机关党委写了材料，中宣部成立了专门小组，作了调查核实，也认为大多与实际不符。作协党组扩大会开了三次，会上的发言都认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所以，现在就等上级组织作出决定。我听后，相信党组织会正确处理她的问题。我昨天晚上从上海回到北京，她告诉我，说她犯了更大的错误，是‘翻案'，‘向党进攻'。今天上午她在自己房里写材料，我只是在吃饭的时候才见到她，也没有谈什么。”
她又问：“日常生活中，你母亲总会有些言论，现在看来是属于反党性质的，你能告诉我们一些吗？”
我说：“我昨天夜里方才知道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正在开会斗争她。这事对我很突然，我还没有来得及思考你所说的那方面的问题。”
她说：“那你回去想想吧！想出来了告诉我们。”
我回到家，妈妈问我：“谁同你谈话？”
我说：“黎辛，还有一位女同志，坐在黎辛对面，她没有自我介绍，黎辛也没有介绍。”我说了女同志的模样，穿着。妈妈说：“那是胡海珠，总支副书记。”
我向妈妈说了方才谈话的情况。
这时，妈妈又提出了前一天夜晚说过的事，她说：“我看你还是提前回苏联学校去吧！你待在这里，只会一步步地被牵进作协机关的这场运动中去。你留在这里也帮不了我什么。你可以相信我、放心我，我不会寻短见的。”她的语气中透出些许急切。
我改变了留在北京陪伴妈妈一些时日的打算，决定提前返回苏联。
我从苏联回国时，通过苏联的国际旅行社买了往返双程火车票。原订8月21日离京。8月6日上午，我去前门附近的国际旅行社更改火车票日期。北京——莫斯科国际列车一星期两班，次日，7号的票仍有。我迟疑了一下，觉得第二天就走，太急促了，想再陪妈妈住几天。于是，决定下一班车走，就把车票的日期改订为8月11日。
这天下午，妈妈去作协参加党组扩大会。走时，神情坦然、镇定。我无言地跟着她走到院子当中，目送她走出大门。我从昨天看到的贴满大楼的那些大字报，大体上已能想象出批判斗争会上的气氛和情景。想到这些，我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直到吃晚饭时，妈妈才回来。她进门后，只说了一句：“头疼，我休息一下。”就回房躺在了床上。
妈妈告诉我：“刘白羽要见你，他要你明天上午十点到他的办公室去。”
这时的作家协会，邵荃麟是党组书记，刘白羽是党组副书记。我在延安时，就认识刘白羽，1942年，他同妈妈都在“文抗”。我1947年从晋察冀边区到哈尔滨后也曾去看望过他。
7日上午，我准时走进了刘白羽的办公室。这是一间很大的房间，办公桌旁放了一张大沙发、两张小沙发。刘白羽略显热情地同我握了手，并介绍他身旁一位面孔微黑的中年人：“这是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崔毅同志。”他招呼我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下，自己搬了一把靠背椅，坐在办公桌旁，崔毅也坐在一张椅子上。
刘白羽说：“听说你从上海回来了，找你来谈谈。关于你母亲1955年定为‘反党小集团'的问题以及现在‘翻案'、‘向党进攻'的情况，黎辛同志已向你谈过了，我就不多说了。我今天主要同你谈你母亲在南京的一段历史问题。你母亲不仅有反党的错误，而且历史上还有自首变节行为。”
刘白羽说的大意是：你母亲1933年5月，因冯达叛变而被捕。被捕后，最初几个月对敌人是作过斗争的，但后来屈服了。她向敌人写了一个书面的东西，她交代是一个条子，内容是：“因误会被捕，在南京未受虐待，出去后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不在于是条子还是自首书，问题在内容，仅从这个内容来看就是自首变节行为。条子就是自首书。其次是被捕后仍和冯达住在一起，而她明知冯达已叛变。再就是，她被捕后与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大叛徒顾顺章来往，丧失了共产党员气节。她没有被投入监狱，生活上受到这些特务头子的优待。主要就是这几个问题，他还说了一些说明这几个问题的细节。
刘白羽最后说：“考虑到你可能不知道这些情况，所以找你来谈谈，希望你同党有一致的看法。至于你嘛，你父亲是胡也频烈士，对于你的父亲，我们都是很敬仰的。”
他谈了大约一个多钟头，我注意地听着，心中骇然。只是在谈话结束时向他表示：“这些情况，我以前不知道，事情来得突然，我将按照你的希望认真地去思考。”
崔毅在刘白羽谈完之后简单地说了两句：“希望你同党有一致的认识。我对你母亲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起初，我也没有识破她。”此时，崔毅的处境比较尴尬。一年后，他因支持丁玲“翻案”，被定为反党分子。
我步履艰难地向家里走去，心情十分沉重，深深感到妈妈的问题又加重了。自首变节，这是革命气节问题，是政治生命攸关的问题。
我走进家门，步入客厅，沉重地坐在沙发上。这三日，噩梦般的事情接踵而来，我的思想接连不断地处于惊疑交集的状况，精神上感受到的压力也一次比一次加重。加上睡眠不足，我感到极度的疲惫，正想暂且什么也不去想，稍歇一会儿，不料邮差送来报纸。
我随手翻开《人民日报》，第一版上醒目的大字标题：《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三天以来的感受，不能说我对此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妈妈也向我说过：“我的问题迟早会见报，你要有精神准备。”但是，当它来到我面前时，我仍是感到震惊，心不停地在战栗。我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以极大的力量抑制住内心的惶惑，仔细地读完了标题下的全部文字，心头上笼罩着一片幻灭感。我走回卧室，躺在床上。
更起招呼我去吃午饭。我走进饭厅，坐在餐桌旁，望了妈妈一眼，心里袭来一阵悲凉。我不忍心再看她，就低着头吃饭，从碗里扒了一口饭，却咽不下去，抑制了几天的眼泪终于溢满眼眶。我不愿妈妈看见我流泪，就站起身走回到客厅。这是我回到北京后第一次流出眼泪。
我刚在客厅中坐定，妈妈就跟了进来。她有些慌乱，一边用手揩拭着流淌着的眼泪，一边开口想说什么，但泣不成声。
妈妈稍稍平息了激动的情绪，说：“你不要为我难过，我的问题见报是预料中的事，只是迟一点，早一点的事情。”
我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妈妈问道：“刘白羽上午同你谈了些什么？”
我说：“谈你在南京三年的事，结论就如报纸上登的：自首变节。只是具体情况，你过去告诉我的简单，他谈的详细。”
她说：“是的。那时我以为我的问题将会得到平反，所以就说得简单一些。”
我向她说了刘白羽谈的一些内容。
妈妈说：“我要向你说明的是，所有这些情况，我以前都向组织谈过。在延安时我是这样说的，中宣部专门小组审查这段历史时，也是这样说的。专门小组作了调查，调查的结果同我向组织讲的也是一致的。专门小组的结论否定了‘自首'，但留有‘政治错误'。我对这个结论提出保留意见。现在他们没有拿出新的根据，反而加重说我‘自首变节'，并且在报纸上公布，这我又有什么办法！但是，就刘白羽所说的这几点，事实上是，我被捕之初，知道家里的地址是冯达供出来的之后，就一直痛骂冯达，我多次提出要和冯达分开，并且提出让他们把我关到监狱里去，但这些掌握我命运的国民党特务就是置之不理，硬要把我和冯达关在一起，利用他来软化我，以此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后来我觉得既然摆脱不了冯达，那么我也可以利用他，借助他麻痹敌人，使敌人对我的监视松懈，寻求机会逃离南京。写那张条子是徐恩曾通过冯达之口告诉我，说他们逮捕我引起了一些麻烦，社会舆论抗议，外国人也不满，因是在租界抓的我，侵犯了外国人的治外法权，说如果我写一个书面的东西，表示是因误会被捕，愿归隐养母，就可放我回湖南。我想，如果真让我回湖南，我总会找到党组织，继续革命的。于是我写了一个条子，也就是在一张信纸大小的白纸上写了：‘因误会被捕，未经审讯，出去后愿居家养母。'但他们食言，我骂他们不讲信用，他们也不理睬，囚禁依旧。在党组扩大会上有的人说，这条子就是自首书。就这个内容来说，我既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没有任何损害党的言论，没有自首的言词，这只是为了应付敌人以便脱身。我被捕后，没有出卖党的组织，没有出卖同志，也没有泄露党的秘密，这些，周扬、刘白羽他们也是承认的。而且，敌人企图利用我的名望为他们做事，写文章，我都拒绝了。至于与特务头子徐恩曾、顾顺章等人的关系，我是被囚禁的人，他们来找我，我怎么能拒绝得了不见他们？”
在她概括地说完了以上情况之后，她说：“我们是母子，你可以相信你的母亲，相信你母亲这个老共产党员。你也是共产党员，你也可以自己思考、判断。”
妈妈还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向我讲了她在囚禁中，曾自尽明志，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以死证明对党忠贞的情节。我听来心里非常难受，眼泪一阵阵夺眶而出。
她说：“我本不想告诉你这些伤心事，现在也只有说了。”
下午，作协党组扩大会继续开，妈妈走了。我一人在家，静下心来，开始梳理自己的思想。
我从1943年延安整风审干时起就接触这方面的事了。什么中统、军统、三青团、汪伪敌特等组织的形成及现状；什么叛徒、自首变节分子的政策界限，光笔记就记了一本。我确信，共产党员被捕后，出卖了组织，出卖了同志，泄露了党的秘密，属于叛变，定为叛徒；没有上述行为，写了自首书或登报发表了声明、启事，其内容为宣布脱离共产党，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宣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或有其他损害、污蔑党的言词属自首变节，定为自首变节分子。妈妈所写的，并没有这样的内容，怎么说是自首变节呢？
妈妈从作协开会回来后，又同我谈了回苏联去的问题。她说：“你还是改乘飞机去莫斯科。三四天后，在莫斯科就会看到今天的《人民日报》。我很不放心祖慧，她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要是说出什么同党不一致的话来如何是好，这至少会影响她预备党员转正的。”
我已入党十年。祖慧这时还是一个预备党员，她1956年8月去苏联留学前夕入党，预备期一年。
妈妈又说，“另外，也许你还能赶上见小灵子一面。”
我说：“若改乘飞机，要花好大一笔钱啊！我乘火车走，是无须妈妈花钱的，我在列宁格勒已买了双程往返的车票。”
妈妈说；“现在这情况，不要考虑钱的问题。”
我说：“好吧！”
次日，8号上午，妈妈叫夏更起去储蓄所取钱，然后去买机票。夏更起买到了11号的机票，花去800元人民币。我退了火车票，退回300元人民币，这钱我留在了家里。
乘火车与乘飞机都是11号离京，只是飞机两日可达，火车需行八天。
9号下午，妈妈仍去作协开会。她走后约半小时，夏更起接电话后告诉我：“作协党总支要你现在去谈话。”我即去文联作协大楼。
同我谈话的只有上次与黎辛一起和我谈话的那位女同志一人。
她问：“上次谈话，你说你将思考你母亲的反党言行，现在你想得怎么样了？你有什么要揭发的？”
我回答：“我尽力地想过了，但是还没有想出有属于反党性质的言论。当然，我还可以继续去想。”
她又问：“这几天你母亲在家里的情况怎样？说了些什么？”
我说：“这几天，她天天去开会，回到家里就在自己房间里写‘交代'、‘检查'材料，除了吃三餐饭时以外，几乎没有多少时间见面、谈话。”
她脸上露出了不满意的神色：“你说你愿意站在党的立场上，这是需要有实际行动的。”
我没有吭声。
沉默了片刻，她说：“听说你要回苏联，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