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纸……一剎那，千百道青烟像仙女的丝带一样柔柔飘向天空，然后散开在水光和淡淡天色之间。
坟场外，沿着公路有一排木麻黄。一个十岁小女孩倚着树干，远远看着烟雾缭绕中的人们。更远的地方，有一条蓝色的线，就是大海。
我也是永远的插班生，全家人跟着槐生的公职走。每到一个地方，换一个宿舍，又被老师带到一班六十个孩子面前，说，“欢迎新同学。”当你不再是新同学，有玩伴可以腻在一起的时候，却又是走的时候了。
美术老师说，“今天你们随便画。”很多孩子就画三合院，短短的红砖墙围着屋檐微微翘起的老屋，后面是竹林，前面有水塘，细长脚的白鹭鸶画得太肥，像只大白鹅，停在稻田上。
我画的，往往是船，正要经过一个码头。画得不好，海的蓝色忽重忽轻，码头好像浮在水里，船的方向，看不出是离港还是进港。
那种和别人不一样的孤单感，我多年以后才明白，它来自流离。如果不是一九四九，我就会在湖南衡山龙家院里的泥土上，或者淳安新安江畔的老宅里，长大。我会和我羡慕的台湾孩子一样，带着一种天生的笃定，在美术课里画池塘里的大白鹅，而不是大海里一只小船，寻找靠岸的码头。
73，两个小男孩
认识了王晓波和郑宏铭以后，我发现，找不到码头的，可能不只十岁的我。事情不那么简单。
晓波，从十岁起，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他生在一九四三年，跟着宪兵营长的父亲，一家人在一九四九年从江西来到台中。有一天，爸爸没有回家，妈妈也不见了，家中一片恐怖的凌乱。外婆哭着跟晓波解释：深夜里，宪兵来抄家，把妈妈带走了。妈妈正在喂奶，于是抱着吃奶的婴儿，一起进了监牢。
晓波记得母亲在押解台北之前，跟外婆辞别，哭着说，就当她车祸死亡，请妈妈将四个幼儿带大。
这个二十九岁的年轻女性，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执行枪决。晓波再见到妈妈，只是一坛骨灰。营长父亲因为“知匪不报”，判处七年徒刑。
十岁的男孩王晓波，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湾，突然成为孤儿。他带着弟妹每天到菜市场去捡人家丢弃的菜叶子回家吃。有一次外婆一个人到蕃薯田里去找剩下的蕃薯头，被人家一脚踢翻在田里。
读书的整个过程里，除了挨饿之外，这男孩要小心翼翼地不让同学发现他的“匪谍”身世，但是，老师们都知道。一犯错，老师很容易一面打，一面就脱口而出，“王晓波站起来，你这个匪谍的儿子！”
王晓波后来在台大哲学系任教时，自己成为整肃对象。被警总约谈时，侦讯员直接了当地说，“你不要像你母亲一样，子弹穿进胸膛的滋味是不好受的。”
说起这些往事，他笑得爽朗。所有的孤独、受伤，被他转化为与底层“人民”站在一起的“我群感”。他很自豪地说，“我来自贫穷，亦将回到贫穷。”我一边戏谑他是“偏执左派”，一边不禁想到，十岁的王晓波，也一定曾经一个人在木麻黄下面站着吧？
我约了郑宏铭，跟我一起去新竹北埔的济化宫，那是一个山里的庙，听说供奉了三万三百零四个牌位。有人从日本的靖国神社，把所有阵亡的台籍日本兵的名字，一个一个用手抄下来，带回新竹，一个一个写在牌位上，为他们燃起一炷香。
我想到山中亲自走一趟，看看这些年轻人的名字。他们是陈千武、蔡新宗、柯景星、彭明敏、李登辉的同龄少年，只是这三万多人，没有机会变老。
这个二十九岁的年轻女性，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执行枪决。晓波再见到妈妈，只是一坛骨灰。右边是七岁的王晓波。
和王晓波同样在一九四三年出生的淡水孩子郑宏铭，一岁时，开诊所的医生父亲被征召到南洋，上了那条神靖丸。战争末期，几乎每一条曾在太平洋水域行驶的日本船舰，都冒着被炸沉的危险。神靖丸从高雄港出发，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被美军炸沉。
即使知道要战败了，战争的机器一旦转动，是很难叫停的，日本仍旧把台湾的精英，一批批送往南洋。
肃静的大堂里，三万多个牌位整齐地排列，一个紧挨着一个，狭窄的行与行之间只容单人行走，像图书馆中的书库。有一个身影，正跪在两行之间，用原住民族语祈祷。郑宏铭屏着气，一行一行慢慢地行走，连脚步声都轻得听不见。
他在找自己父亲郑子昌医师的牌位。
宏铭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有一天，镇公所来一个通知，要他们去领父亲的骨灰。领到的盒子打开一看，没有骨灰，只有一张纸。
宏铭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他不明白，但是察觉到，族人对他特别温柔、特别礼遇。
他不明白，但是察觉到，族人对他特别温柔、特别礼遇。跟着母亲走访亲戚时，鸡腿一定留给他。那特别的温柔，是以父亲的丧生换来的。
因为没有爸爸，母亲必须外出打工，宏铭也变成永远的插班生，跟着母亲的工作，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因为没有爸爸，系鞋带、打领带、刮胡子，这种爸爸可能教儿子的生活技能，宏铭全部自己在孤独中摸索；他不敢问，因为问了，人家就可能发现他的“身世”。一九四五年再度改朝换代以后，为日本战死，不是光荣，而是说不出口的内伤。
郑宏铭的母亲找父亲的骨灰，找了很多年，到八零年代才听说，随着神靖丸沉到海底的骸骨，被安置在靖国神社里。母亲就奔往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这四个字，在他们所处的周遭环境里，是一个塞满火药、一点即爆的历史黑盒。对郑宏铭母子，却只是“父亲你在哪里”的切切寻找。靖国神社里并没有神靖丸丧生者的骨灰，于是郑宏铭开始认真起来，母亲没有找到的，他想为她完成。
和郑宏铭在三万多个灵位中行走，这里静得出奇——三万多个年轻人最后落脚的地方，除了少数家属，没有任何人会来到这里。站到历史错的一方去了，你要受得起寂寞。
寺庙外卖纸钱和汽水的妇人说，“起风的时候，暗时，会听到哭声从庙里头传出来……”一个本来坐在柱子边用斗笠遮着脸打盹的男人，突然拿下斗笠，说，“还有人听见百万战马在跑的声音……”
在新竹那一天，郑宏铭没有找到父亲的牌位。走出寺庙，他看来真的有点落寞。
郑宏铭到今天都还觉得想不透：父亲错在哪里？诊所荒废了，家里有年轻的妻，一个一岁大的爱哭爱笑的孩子，医学院毕业的父亲，难道想去战场赴死吗？生下来就是日本的国民，难道是他自由的选择吗？
王晓波和郑宏铭，互不相识，但是他们在同一个岛上长大，同一年，考进台湾大学。
都是台湾人，但是他们心里隐忍不言的伤，痛在完全不同的地方。
他是我兄弟
我踏上乌坵的岩石。整个岛，挖空了，地底下全是战壕。满山都是防伞兵降落的装置，连观音庙和妈祖庙都涂上了陆战队的草绿迷彩，被重重铁丝网围绕。
寻人启事
即使是内战六十年之后，海峡对岸的寻人启事从来没有间断过。
20090506
寻找哥哥刘长龙
我想找我哥哥，他是陕西省安康市吉河镇单嘉场人。一九四八年被国民党抓壮丁，现在可能有八十岁，以前在鼓楼街学铁匠。曾经来过一封家信，说在云南打仗。我叫刘长记，希望你们帮我找找，感激不尽。
20090531
寻找单德明、单德义
两兄弟在四八年被抓去了台湾，老家是河南开封。德明被抓时已娶妻单谭氏（当时单谭氏已怀孕，六个月后生一女，取名单秀英，现年六十岁）。
20081011
寻找丈夫赵宗楠
重庆市的陈树芳，寻找在台湾的丈夫赵宗楠，现年七十八岁。老家住重庆永川市，宗楠民国三十年考进国军中央军校，三十三年在国军第八十三师任连长。一九四九年从重庆去了台湾。请帮我找他。
一则寻人启事不能超过三十个字，平均每一个字，秤秤看，包含的思念有多重？以六十年做一个单位，算算看，人的一生，可以错过几次？
在蒙蒙的光阴隧道里，妻子仍在寻找丈夫，女儿仍在寻找父亲，兄弟仍在寻找兄弟。那被寻找的，是天地无情中一堆破碎的骸骨呢，还是茫茫人海中一个瘦弱的、失忆的老人？
如果郑宏铭的母亲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太平洋里丈夫的遗骨？
如果王晓波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他年轻的母亲和所有他本来该有的亲吻和拥抱？
如果蔡新宗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他在战俘营里失落的十年？
如果管管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重新为父母砍柴生火的一天？
如果林精武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战死的同袍黄石的家人？
如果河南的母亲们可以写一则共同的启事，寻找十万大山中失踪的孩子？
如果痖弦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那一个离家的时刻，让他补一个回头，深深看母亲一眼？
如果吴阿吉和陈清山，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那一艘泊在高雄港的军舰，让他时光倒带，从船上倒退走向码头、回到卑南乡？
如果美君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沉在千米水深的上直街九十六号？
如果槐生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一次，一次就好，跟母亲解释的机会？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来，没有一声“对不起”。
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后记：
我的山洞，我的烛光
佛学里有“加持”一词，来自梵文，意思是把超乎寻常的力量附加在软弱者的身上，使软弱者得到勇气和毅力，扛起重担、度过难关。
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四百天之中，我所得到的“加持”，不可思议。
为了给我一个安定的写作环境，同时又给我最大的时间自由，香港大学争取到孔梁巧玲女士的慨然支持，前所未有地创造了一个“杰出人文学者”的教授席位，容许我专心一致地闭关写作一整年。
港大的“龙应台写作室”在柏立基学院，开门见山，推窗是海。山那边，有杜鹃啼叫、雨打棕榈，海那边，有麻鹰回旋、松鼠奔窜。这里正是当年朱光潜散步、张爱玲听雨、胡适之发现香港夜景璀璨惊人的同一个地点。
我清早上山，进入写作室。墙上贴满了地图，桌上堆满了书籍，地上摊开各式各样的真迹笔记、老照片、旧报纸、绝版杂志。我是历史的小学生，面对“林深不知处”的浩瀚史料，有如小红帽踏进大兴安岭采花，看到每一条幽深小径，都有冲动一头栽入，但是到每一个分岔口，都很痛苦：两条路，我都想走，都想知道：路有没有尽头？尽头有什么样的风景？
我觉得时间不够用，我觉得，我必须以秒为单位来计时，仍旧不够用。
卡夫卡被问到，写作时他需要什么。他说，只要一个山洞，一盏蜡烛。柏立基写作室在二零零九年，就是我的山洞、我的蜡烛。每到黄昏，人声渐杳，山景忧郁，维多利亚海港上的天空，逐渐被黑暗笼罩。这时，凄凉、孤寂的感觉，从四面八方，像湿湿的雾一样，渗入写作室。
我已经长时间“六亲不认”，朋友们邀约午餐，得到的标准答复都是，“闭关中，请原谅，明年出关再聚”。
但是，当凄凉和孤寂以雾的脚步入侵写作室的时候，会有朋友把热饭热菜，一盒一盒装好，送到写作室来。有时候，一张纸条都不留。
夜半三更，仍在灯下读卷，手机突然“叮”一声，哪个多情的朋友传来简讯，只有一句话：“该去睡了。”
有时候，一天埋首案头十八个小时，不吃饭、不走动、不出门，这时肩膀僵硬、腰酸背痛，坐着小腿浮肿，站起来头晕眼眩。然后，可能隔天就会收到台湾快递邮包，打开一看，是一罐一罐的各式维他命，加上按摩精油、美容面膜。字条上有娟秀的字：“再伟大，也不可牺牲女人的‘美貌’！”
披星戴月、大江南北去采访的时候，纪录片团队跟拍外景。所有能够想象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火车、汽车、巴士、吉普车、大渡轮、小汽艇、直升机。在上山下海感觉最疲惫、最憔悴的时候，我看见工作伙伴全神贯注，然后用一种笃定的、充满信任的声音说，“一定会很好。”
最后的两个月把所有数据搬到台北，对文字作最后精确的琢磨。朋友们知道我每天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自动形成了一个“补给大队”：笔记计算机写作太辛苦？第二天，新的桌上计算机已经送到、装好。没法放松？第二天，全新的音响设备送到。台风、淹水？“来，来我的饭店写。房间已经准备好。”冰箱空了？鲜奶、水果，矿泉水，马上送过去。
因为写作，连定期探看的母亲，都被我“搁置”了。但是夜半写作时，我会突然自己吓到自己：如果“出关”时，母亲都不在了——你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第二天，焦虑地打电话给屏东的兄弟们探问，他们就在电话里说，“妈妈我们照顾着，你专心写书就好。”
万籁俱寂的时刻，孤独守在“山洞”里，烛光如豆，往往觉得心慌、害怕，信心动摇，怀疑自己根本不该走进这看不见底的森林里来。这时电话响起，那头的声音，带着深深的情感和温暖，说，“今天有吃饭吗？”
第一稿完成时，每天日理万机的朋友，丢下了公司，和妻子跑来作书稿校对。十五万字，一个字一个字检阅，从早上做到晚上，十二个小时高度聚焦不间断。离去时，满眼血丝。
我身边的助理，是年轻一辈的人了，距离一九四九，比我更远，但是他们以巨大的热情投入。每个人其实手中都有很多其它的工作，但是在这四百天中，他们把这本书的工作当作一种理想的实践、社会的奉献，几乎以一种“义工”的情操在燃烧。
所有的机构，从香港大学、胡佛研究院、总统府、国防部、空军、海军司令部到县政府和地方文献会，倾全力给了我支持。
所有的个人，从身边的好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