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更为杰出和完美，这甚至也包括萨卢斯特①。我承认，对于他的作品，
我是怀着更多的敬仰和尊崇之情拜读的，这也超过了我对其他人文著作
的敬意。这种情感，时而来自对于他和他那种不可思议的伟大之沉思；
时而来自对于他那无法仿效的优美而纯正的语言之惊叹，仅此而言，他
就远在其他史学家之上。难怪西塞罗也说，凯撒甚至也在西塞罗本人之
上。凯撒为人坦诚，即使在谈论他的宿敌时亦如此。当然，也有人曲解
说，那不过是凯撒极力掩饰自已的过失和野心的手段罢了。姑且抛开这
一因素不论，我认为，倘人们有理由责备他的话，那就是他过少地谈论
自己。因为除非他所做的远远多于他所谈及的，否则，实现他的如此伟
大的业绩就是不可思议的。
我所欣赏的第一流史学家就在于他们的质朴。所谓质朴，就是指不
附加任何个人主观色彩。他们只是审慎地收集每一细节，不加筛选地原
原本本记录下来，以使我们能根据自己的判断来明辨是非。例如，傅华
萨②就是这样一位好学者。他以坦诚、质朴的态度从事他的事业。他闻过
则喜，有错必纠；甚至还记录下许多流行的传闻以及对大事件的各种评
论。这些都是历史素材，即未经过人工雕琢的原始材料。借助于理性的
力量，每个人都能从中获得好处。
诚然，杰出的史学家有能力选择那些能够流芳百世的事件。他们能
够甄别材料的真伪，能够根据君王的性格和气质来推断他们的动机，给
予他们恰当的言词。他们有权获得这样一种权威，即他们能使我们相信
他们所做的结论。只是能享有这种权威的人寥若晨星。
大多数人介于上述两种类型之间。他们往往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
他们喜好越俎代庖，仅仅相信自己的判断，并常以自己的观念来演绎历
史。他们一旦从某个角度做出判断，就竭力避开其他角度来叙述历史。
他们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选择那些有利于自己判断的词藻。他们甚
至还经常隐匿某些史料，尤其是那些可能会给我们提供更多信息的机密
材料。无论他们怎样解释，仅仅归结为疏漏是说不过去的。更有甚者，
他们有时竟略去某一事件，因为他们不能用好的拉丁文和法文去加以描
写。他们只是凭藉无耻来显示他们的雄辩、他们的论据以及他们以自己
的方法所做出的判断。与其如此，他们倒是应该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
们在他们之后也能做出我们的判断。他们不应该随意选择或删改历史素
材中的任何实质内容，应该把它们原原本本地交给我们，使我们能够一
览无余。
② 第欧根尼？拉尔修是《哲学家生平纪事》的作者。—译者注
① 萨卢斯特（公元前86— 前35）：罗马政治家，历史学家。——译者注
② 傅华萨（1333？—1400）：德国诗人和宫廷史官。——译者注
这种人大多是一些植物史学家，在今天，这一领域已为这些庸人所
充塞。他们的唯一资格是精通一门语言——好像我们想请他们来教授语
法！他们这样做是有理由的，因为雇佣他们的目的原本如此。他们除了
兜售空话（这已成为他们主要关心的），不能提供任何东西。他们的唯
一使命就是制作华而不实的拼盘，即把那些走街穿巷搜集来的各类传闻
附以华丽的词藻。
可靠的历史是由这样一种人撰写的，他们或者是在历史事件中首当
其冲的人，或者是参与引导历史事件的人，或者至少具有带领志同道合
者的出色才能的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写下的历史几乎都是可信的。因为
当几个目击者编写同样的事件时（在那个年代，往往要把名声显赫和才
学渊博结合起来），即使有错误，肯定也是关于某一不重要事件的微不
足道的出入。让一个医生来撰写战争史抑或让一个学者来处置君主事
务，我们能指望得到什么呢？我们应该观察罗马人是如何审慎处理史学
问题的。这里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够了。波利奥①发现凯撒自传中有一
处错误：到底是凯撒无法亲自严密控制军队，因而相信那些向他提供不
实情报的人呢？还是他未能及时从副手那里获悉，当他不在时，那些人
做了什么？人们还能从下面这件事中领悟到，探究真理是一件何等细致
入微的事情。在战场上，当一个人无法相信自己的上司，或者无法信任
那些不在自己身边的士兵时，他应当本着公正而客观的态度，在对需要
证实的每一事件的细节作出判断前，先请教一下目击者，了解一下客观
情况。所有这些，博丹②都做到了，他和我的思想方式非常接近。
我的记忆力差得惊人，而且，我所忘记的东西甚至超过我所记住的
东西，我在若干年前仔细拜读过的某些书（还做了详尽的笔记），竟以
为是自己从未读过的新作。为了能稍稍弥补一下这方面的缺陷，一段时
间以来，我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即在那些业已读过而又无意再读的书尾
做上记号，诸如阅毕日期，形成的总的看法等。这就能提醒我记住，我
在读书过程中所形成的那些关于作者性格的印象的想法。这里不妨择其
二。
大约10 年前，我在我的《圭恰尔迪尼》中写道：圭恰尔迪尼①是一
位治学谨严的历史学家。我认为，人们能从他所记载的历史事件中学到
真理，而且就像从其他人那儿学一样准确。在他的大多数著作中，他本
人就是一名演员，还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从不以自己的情感，诸如他
的喜怒、憎爱和虚荣等来掩饰什么。这已为他对待那些大人物的坦率直
言的态度所证实。他甚至对教皇克雷芒七世和那些曾提携和雇佣他的人
也是如此。至于他最引以自豪的东西（我是指他所做的某些发挥和他的
某些演讲），虽在某些细节上有出色的修饰，但他过于偏好此道，试图
把什么都说尽，未免有些画蛇添足，甚至超出主题范围。他的这一弱点，
使人感到有某种拖泥带水的迂腐味道。他关于性格、行为、动机和计划
方面的说法引起我的注意。他从不曾把任何东西归因于美德、宗教或良
知，就好像这些因素已经从世界上彻底消失。而一种行为无论怎样可贵
① 波利奥（前76— 公元4）：罗马演说家，诗人，史学家。著有《内战史》。——译者注
② 博丹（1530—1596）：法国哲学家。——译者注
① 圭恰尔迪尼（1483—1540）：意大利历史学家，文学家。——译者注
概由其自身决定，他追溯的只是谬误的动机或成功的契机。但是，我们
无法设想，在他所认定的无限多样的行为中，竟无一是为理性动机所激
励的。腐败之风不可能给人以如此普遍的影响，好像没有人能够逃脱它
的侵袭。为此，我窃以为他有某种不道德的气味，或许他正是那种以己
之心来度他人之腹的人。
我在“我的”《菲利浦？德？康米尼斯》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你会
发现，作者的语言流畅而宜人，质朴而无华；其明晰的表达使作者的善
良信仰跃然纸上：谈论自己，他摆脱了虚荣；谈论他人，他摆脱了偏见
和敌意。他的谈吐和训导迸发出最忠诚的热情，与其说是对罕见天才的
敬重，毋宁说是对真理的崇敬。他处处表现出名门出身的某种威严，兼
有受到伟大事业陶冶的人所具有的庄重。
我在《忆贝莱先生》中作了如下札记：读一读那些从自己的经历中
有所悟的人所写的东西是一件乐事；但不可否认，从贝莱和马丁这两个
大人物身上，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诚实与自由——这个昔日史学的光荣
正在丧失，正如我还能回忆起的圣？路易的亲密朋友儒安维尔①，查理曼
的总理大臣爱金哈特②和菲利浦？德？康米尼斯。贝莱和马丁的著作与其
称为历史倒不如说是向法兰西国王弗兰西斯一世请求讨代查理五世的战
斗檄文。我诚然相信，他们不曾伪造任何事实，但他们确实曲解了某些
事件；并且，他们的意见往往与理性相左。他们这样做，或是为了我们
的利益，或是为了避开那些令其主子感到尴尬的生平往事。正如有关蒙
英朗西公爵和德？布若恩的有失体统的证据被他们一笔略去，而涉及法
兰西皇后（弗兰西斯一世的夫人）时，甚至连名字都未曾披露。
隐匿之事可以秘而不宣：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大白于天下的且又对
公众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仍然保持沉默，这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概
而言之，倘要完整地了解弗兰西斯一世，完整地了解他那个时代的种种
事件，我窃以为，人们必须读些别的什么东西。这些人物传记中堪称有
价值的部分是：有关这两位先生所参预的战事的详尽记载；有关他们秘
密谈话的某些记录：有关他们的继承人行为的描写；有关为圭恰尔迪尼
所记录下的阴谋和谈判的资料。这里确有许多值得载入史册且又有很大
权威性的东西。
（辛见沈晖译）
罗斯金（1819—1900）
英国作家，批评家，出生于伦敦，青少年时代受到良好的
教育。1836 年进牛津大学基督教学院，中途因病退学，在意大
利养病。1871 年组织圣乔治会，推行他的乌托邦社会理想，因
得不到社会支持而失败。1879 年后隐居于布伦特伍德镇。主要
著作有《现代画家》（1843）、《建筑的七盏灯》（1849）、
《经济学释义》，散文著作有《时至今日》（1862）、《芝麻
与百合》（1862）、《野橄榄花冠》（1866）、《劳动者的力
量》（1871）等。其作品文字优美，色彩绚丽，有“美的使者”
① 儒安维尔（约1224—1317）：法国编年史作者，——译者注
② 爱金哈特（770—840）：查理大帝传记的作者。——译者注
之誉。
谈 书
一切书籍无不可分作两类：一时的书与永久的书。请注意这个区别
——它不单是个质的区别。这并不仅仅是说，坏书不能经久，而好书才
能经久。这乃是一个种的区别。书籍中有一时的好书，也有永久的好书；
有一时的坏书，也有永久的坏书。
所谓一时的好书——至于坏书我这里就不讲了——往往不过是一些
供你来观阅的有益或有趣的谈话而已，而发表谈话的人，你除了观阅其
书以外，常常无法和他交谈。这些书往往非常有益。因为它会告诉你许
多必要的知识，往往非常有趣，正像一位聪明友人的当面谈话那样。种
种生动的旅行记叙；轻松愉快而又充满机智的问题讨论；以小说形式讲
述的各种悲喜故事；事过境迁，由当事人亲自提供的确凿事实；——所
有这些一时的书，随着文化教育的普及而日益增多，乃是我们这个时代
所特有的事物：对于它们，我们应当深表感谢，而如果不能善为利用，
还应当深感惭愧。但是如果竟让它们侵占了真正书籍的地位，那我们就
又完全用非其当了：因为，严格地讲，这些很难算是什么书籍，而只不
过是楮墨精良的书信报章而已。
我们友人的来信在当天也许是有趣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有无保
存价值，就须考虑了。报纸在吃早饭时来读可能是最好不过了，但是作
为全天的读物，便不适合。所以，一封内容关于去年某地的客栈、旅途
或天气的有趣记载的长信，或是其中讲了什么好玩的故事或某某事件的
真相的其他信件，现在虽然装订成册，而且也颇有临时参考价值，却在
严格的意义上讲，不能称之为“书”，而且在严格的意义上讲，也谈不
上真正的“读”。
书籍就其本质来讲，不是讲话；而是著述；而著述的目的，不仅在
于达意，而且在于流传。讲话要印成书册主要因为讲话人无法对千千方
万的人同时讲话；如果能够，他会愿意直接来讲的——书卷只是他声音
的扩充罢了。你无法和你在印度的朋友谈话；如果能够，你也会愿意直
接来谈的，于是，便以写代谈：这也无非是声音的传送而已。但是书籍
的编著却并非仅仅为了扩充声音，仅仅为了传送声音，而是为了使它经
久。一个作家由于发现了某些事物真实而有用，或者美而有益，因而感
到有话要说。据他所知，这话还不曾有人说过；据他所知，这话也还没
人能说得出。因此他不能不说，而且还要尽量说得清楚而又优美；说得
清楚，是至少要做到的。
综其一生当中，他往往发现，某件事物或某些事物在他特别了然于
胸；——这件事物，不论是某种真知灼见或某种认识，恰是他的世间福
份机缘所允许他把握的。他极其渴望能将它著之篇章，以垂久远；镂之
金石，才更称意；“这才是我的精华所在；至于其余，无论饮食起居，
喜乐爱憎，我和他人都并无不同；人生朝露，俯仰即逝；但这一点我却
见有独到：如果说我身上还有什么值得入人记忆的话，那就应以此为
最。”这个便是他的“著作”；而这个，在一般人力所达到的有限范围，
而且也不论其中表现了他真正灵感的多寡，便无异是他的一座丰碑，一
篇至文。这便是一部真正的“书”。
或许你认为这样写成的书是没有的吧？
那么，我就又要问你，你到底相信不相信世间还有诚恳二字？或还
有仁慈二字？是否你认为，才隽之士的身上从来也看不到半点诚恳与宽
厚的地方？但愿诸位当中不致有谁会悲观失望到抱有这种看法。其实，
一位才隽之士的作品当中，凡是以诚恳态度和宽厚用心所著成的部分，
这一部分便无愧是他的书或艺术作品。当然其中总不免夹杂有种种不佳
的部分——例如败笔芜词、矫揉造作，等等。但是只要你读书得法，真
正的精华总是不难发现的，而这些也都无愧是书。
对于一部书籍，我们往往脱口而下这类断语，“这书多么妙啊？一
恰与我的想法相合！”然而正确的态度却应当是，“这事多么怪啊！我
便从来不曾想到这个，不过我认为那话是对的；如果我现在还不能理解
它的正确，但愿终有一夭我能理解。”不管是否这样谦虚吧，但至少应
当清楚，当你读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