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伊利亚特》中最丑恶心狠的人物。
③ 希腊神话里的海中神女。
伊索之后，老师让我们读荷马。我看见忒提斯像一朵白色的云从海
上升起，我看见瑙西卡和她的女伴们，还有德洛斯岛的棕榈树，天空，
大地和海洋，还有流泪的安德洛玛刻的微笑？ 。我理解了，我感觉到了。
我在《奥德修记》里呆了六个月，不出来。为此我多次受到惩罚。可额
外作业能奈我何？我和尤利西斯一起航行在“紫色的大海上”！后来，
我发现了悲剧。我不大懂埃斯库罗斯，但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却
为我打开了一个男女英雄的迷人的世界，告诉我不幸所蕴含的诗意。我
读的每一部悲剧都带给我新的喜悦、新的眼泪、新的颤抖。
阿尔刻斯提斯和安提戈涅给了我一个孩子从未有过的最崇高的梦
幻。我把头埋进辞典，伏在墨迹斑斑的书桌上，我看见了神的面孔，象
牙般的胳膊垂在白色的披风上，听见了比最美的音乐还要美的说话声在
和谐地哀叹。
这又给我招来新的惩罚。惩罚是公正的，因为我读的是与课堂无关
的东西。唉！这习惯至今依然。在我余下的日子里的任何一个阶段，恐
怕我还要受到中学教师对我进行的那种指责：“彼埃尔？诺齐埃先生①，
您在读与课堂无关的东西。”
尤其是冬天的晚上，出了校门，走在路上，我为那光、那歌所陶醉。
我在路灯下、店铺的明亮的橱窗前读着那些诗句，然后一边走一边吟诵。
冬天的晚上，在阴影已经笼罩的郊区狭窄的街道上，我一路都在进行这
种活动。
我常常撞在糕点铺的小伙计的身上，他头上顶着柳条筐，像我一样
在做梦；我也常常突然感到脸上扑来一匹可怜的正在拉车的马喷出的热
气。现实丝毫败坏不了我的梦，因为我很爱郊区的那些老街，铺路的石
头看见我一天天长大。一天晚上，我在一个卖栗子的人的灯笼下读安提
戈涅的诗句，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一想起这些诗句：
哦坟墓！哦婚床！？ 。
就不能不看见那个奥弗涅人往纸口袋里吹气，不能不感到我身边烤栗子
的炉子冒出的热气。在我的记忆中，对这个正直的人的回忆与忒拜的处
女的哀叹和谐地融为一体。
就这样，我记住了许多诗句。就这样，我获得了有用的宝贵的知识。
就这样，我完成了我的人文教育。
我的方式对我来说是好的，对别人可能一钱不值。我很注意不向任
何人推荐。
此外，我应该承认，我吃饱了荷马和索福克勒斯，就对修辞学没有
了胃口。这是老师对我说的，我很愿意相信。一个人在十七岁上所具有
或表现出的口味很少有好的。为了改善我的口味，修辞学老师建议我认
真研读卡西米尔？德拉维涅①的全集。我对他的建议置若罔闻。索福克
勒斯已经让我养成某种习惯，改不掉了。我那时觉得，现在仍然觉得修
辞学老师并非一个口味精细的有学问的人；不过，他精神抑郁，性格直
率，心灵高傲。如果说他教给我们某种文学上的异端，他至少以身作则
① 这是法朗上在文中为自己杜撰的名字。
地为我们展示出有教养的人是什么样子。
这种学问代价高昂。夏隆先生受到全体学生的尊敬。因为孩子们能
以一种完全的公正衡量老师的道德上的价值。二十五年前我对不公正的
驼背和对正直的夏隆的看法，今日依然如故。
然而，夜色降临在卢森堡公园的悬铃木上，我说的那个小幽灵消失
在阴影中。永别了，我失去的那个小小的我；假如我不能在我儿子身上
发现一个更美的你，我将永远地感到惋借。
（鲁汶 泽）
雅各布斯（1847—1885）
丹麦作家。生于商人家庭。早年就读于哥本哈根，曾翻译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作品有《莫恩斯》、《贝加莫的瘟疫》、
《两个世界》以及长篇小说《玛利亚？格鲁比夫人》等。
消遣——小说的第一种报酬
我们之中大多数人都多少有过被一本小说完全吸引住的经验。
“我就是没法放下它！”这是一句常说的话，以致我们把这种着迷
认为是人类行为无须加以特殊评论的一面了。当我们迷恋于一个说故事
大家的魔力之下时，电话没人听了，饭没人吃了，草地也没人修剪了，
鸡也没人喂了。
这，自古已然，甚至原始社会也很尊崇说故事的人。没有哪一个古
希腊人物比荷马更著名的了，他就是告诉我们特洛伊城陷落故事的说书
人。而芬兰史诗《卡列瓦拉》的主角华奈摩伊宁之被认为是魔法师或神
祗，就是由于他的故事里的魔力支配了听众的感觉。因此，无论在散文
体或诗体之下，小说的欣赏都是人性中一个主要的部分。今天买小说的
人还是这么多，使得一本书销行二百万册以上的现象，也绝不惊人了。
当然，谴责的声音早已被指示来反对写小说和欣赏小说的人了。这
种谴责不是近代才有的事。伟大的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责备荷马的叙事
诗。因为，柏拉图说，希腊宗教上的男女神祗被说成在做坏事，坏事只
是人类而非不朽神祗的特征啊。因此，他认为阅读这样的故事会造成道
德的败坏。
这样的指责得到了历代的回响，我们在今天也听到了。事实上，忠
实于自己艺术的作家所作的严肃小说，很少颂扬违反吾人道德的行为和
人物。另一方面，那些只想利用人类行为肉欲的一面来赚钱的人所写的
下流小说呢，的确有时会使单纯的读者觉得不道德和违反宗教信仰的行
为很迷人。总之，我们只要问问自己便成：这本书是使坏行为吸引和迎
合读者呢？还是作者打算把人性中的罪恶和不可饶恕的一面通过一种途
径显示出它们的真象来呢？
在这问题上有个例子，就是伟大的南方小说家威廉？福克纳，他常
常被谴责，说他想写横暴和罪恶的生活来迎合读者，然而，任何读过他
的《圣堂》或《八月之光》这类书的人，都不会觉得他所写的坏角色的
行为是合意而且值得仿效的。
有时，小说的读者会听到别人说小说是时间的一种浪费，如果要读
小说还不如把时间用来读历史、政治、科学，或是经济学吧。如果认为
毕生研读是最高的美德，那么这话是对的。但是，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
消遣是人类活动中有用甚至必须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整天工作，我们的
神经系统是受不了这种紧张的。
事实上，就是纯为消遣的阅读也增加了我们的知识。在一本好的小
说里，我们得到一个出色的心灵和想象力所能告诉我们的关于人性的一
切，关于人类在受压抑和束缚的情况下的行动，所以，我们在一本值得
称为小说的小说里认识了人们，也认识了生活本身。关于十九世纪最后
十年间的国际社交情形，没有一本历史书能比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告诉
的我们更多，我们在霍桑的小说里知道清教徒传统对人类行动的影响，
就像在一本教科书里知道得那么多。就事实而论，在这些因两种意识形
态的冲突而使世界陷于紧张和痛苦的日子里，说由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
和屠格涅夫的小说而得到对俄国民众气质的更深了解，从而会帮助我们
为和平而斗争，这并不是太过分的话。
然而，以为一个严肃的小说家是存心要献身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
话，那就错了。一般说来，如果他这样做，他的艺术就要受损害了。今
天有谁知道罗伯脱？贝吉（R。Bage）的《赫姆斯普郎》（Hermsprong）
呢？贝吉是一七九○年的英国小说家，他就是牺牲他的艺术来献身于政
治问题的。今天有多少人知道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那一
度著名的《屠场》（The Jungle）呢？那是一本专为暴露二十世纪初的
罐头肉类工厂内情的小说（这本书对于一九○六年的食物纯洁法案的确
起过不少的作用）。
伟大的小说作家们，随便举一些吧，像亨利？菲尔丁（H。Fieldins）、
珍？奥斯婷、居斯塔夫？福楼拜、赫尔曼？梅尔维尔（H。 Melville）、
费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马赛尔？普鲁斯特和詹姆斯？乔
依斯（James Joyce），都对社会和政治问题有兴趣，但是，他们对生
活本身更有兴趣，而他们的小说，用活泼动人的设想形式把社会环境的
整体表现出来了。他们不像经济学家、历史家或科学家那样把自己局限
于生活的一面，他们处理他们所认识的生活的全部。所以，你在一个巨
匠的小说里所知道的，并不是某些东西，而是体验到生活的本身，只是
那里的生活已经能够脱出它的混沌的一面了。它有了形式的组织，也就
有了意义了。伟大的小说就是从生活的混沌中取得经验再给予它秩序
的。
在这种小说里找得到的特殊“秩序”是什么呢？它并不是从小说家
为了要使作品被称为小说而必须遵守的一些规则里生出来的。有些小
说，其戏剧性质像小说的性质一样，例如梅尔维尔的《白鲸》（Moby
Dick）就是。而福克纳最近的《一个修女的安魂曲》实际上用了一个戏
剧来做小说的中心，它的其他部分却又像小说化了的社会史。所以，你
不能拿起一个小说就希望它构成一个“小说应该是怎么样”的先入之见。
有些小说是追溯一个家庭的历史的，如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The
Forsyte Saga）。别的小说也常是着重一个人物。有些只说那主角一生
中的一日或几日，如塞林格（J。D。Salinger）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Catcher in the Rye）或乔依斯的《尤利西斯》（Ulysses）。别
的也许把人物从小说到老。
究竟有一点是肯定的。小说要依照一个计划来写成，这计划通常叫
做结构。小说家不会随便地把他的人物一生所有的事件都叙述出来，因
为这些事件对他要说的故事都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的，虽然一个小说家所
提出的事件可以比一个短篇小说作者——他必须更紧密地盯着一件单独
事件——多些，他也不会把一些对故事毫无作用的动作和情节加上去
的。这就是小说和生活间的区别。在生活里，我们会见到很多与我们毫
无意义的事件。在小说里，每件叙述到的事都对这故事发生作用。事件
的意义也许不是一个粗心的读者立刻能明白的，但是必须有所关联，如
果作者是小心的，所有的事件和动作都在他计划之中。
小说的另外一个共同要素是造型。我们应该觉得那些人物可能是他
们处身的环境中活生生的人。他们也许不像你事实上认识的人，但当你
读完了小说之后，你就会认识他们，而且能够说出他们是怎么样的了。
小说的较大范围使作者能够比在短篇里有更大的余地发展他的人
物。他甚至能表达道德的转变：就是，一个人物可能起初是好的，而由
于某些理由变坏了；或是一个开始时是坏的人物变成好人了。短篇中通
常是表现在一个特别情形中的一种人物的特点，因为要在道德上转变是
很难的。
一切小说所共有的第三个要素是矛盾。作家是不大会去创造那些在
行动上轻而易举地大功告成的人物的。小说家对那些在压抑束缚的情景
下的人性感兴趣，因此没有一本小说里面全是甜蜜和光明。甚至在最低
级的营利性小说里，主角虽然永远得胜，但在他胜利之前，也总要经过
一番争斗。在恳切的小说里，主角并不永远得胜，重要的就是在矛盾冲
突中的奋斗和人性的启示。而假如作者创造得好，当故事结束之时——
即使是主角得到了一个可悲的收场——你仍然觉得在如此的环境下，这
结论对这本书是合适的。生活有时是悲剧性的，好的小说忠实地处理这
些生活中的悲剧。还有，一切小说里的矛盾冲突并不能常常像旧式小说
那样，由陈腐的英雄坏蛋对立的情节来解决，这种故事情节今天大部分
只出现于侦探小说或连环图画里了。事实上冲突每每发生于那有时称为
正面角色的人物和任何可能的反面角色之间。这反面角色可能是个证据
确凿的坏蛋，但也可能是个善良和好意的人，甚至是正面角色自己的家
里的人，或是社会上最好的人。在近代小说里的反面角色不一定是坏的，
反面角色甚至可能是正面角色自己。心理学家告诉过我们那些分裂的性
格和关于个人精神结构中敌对部分之间的战争，这种“内在”冲突一直
是小说家们的一块沃土。反面角色也可能就是自然本身，像哈姆生
（KnuiHamsun）的《泥土的生产》（Growth of the Soil）这样的伟
大小说就是描写那农夫不管风暴、水灾和旱灾而要收成的战争。福克纳
最佳小说之一《老人》（The Old Man）全部就是在水灾之中和密两西
比河的一场史诗式的战争。
总而言之，小说家的材料是生活本身，他努力动用他全部智慧和想
象把它组织成有意义的形式。当他成功之时，当他并不仅仅用最常见的
人物和情节来抄袭流行说部的典型之时，当他忠实地依照他所体验的来
描写这个世界之时，你从小说里得到的就不只是小说第一报酬：消遣，
你得到的还有对人性——对你自己更深刻和更丰富的知识。
（林衡哲 廖运范 译）
阿兰（1868—1951）
法国作家、哲学家。生于诺曼底省。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
业后，在鲁昂、巴黎等地中学任教。1903 年开始在《鲁昂快报》
发表《漫谈》，长达30 年，内容广博，笔锋犀利，深受读者欢
迎。一生著述丰富，涉及哲学、宗教、历史、经济、教育、音
乐诸多方面。他还是一位钢琴家。著作有《艺术体系》（1920）、
《思维与年龄》（1927）、《斯丹达尔》（1935）、《读巴尔
扎克》（1937）、《读狄更斯》（1945）等。
读书之乐
读书与做梦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呢？有时候我们感觉做梦是愉快的，
于是乎就不去读书。而当做梦的可能性被某种原因破坏时，读书便成了
补救的良药。当年，我的父亲由于债务累累，心中烦闷，于是便一头钻
进书堆里以寻求解脱，嗜书如命几乎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