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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永远提防的事情，这是一切事情中他们最需要避免的事情，也是一切事情中最为危险的。
第十五章 综论父权、政治权力和专制权力
１６９。
虽然这几种权力我以前曾分别谈到，可是我认为近年来关于政府的理论的重大错误是由于混淆了这几种彼此不同的权力而引起的，在这里把它们合并进行讨论，大概不是不适当的。１７０。第一，父权或亲权，不外是父母支配儿女的权力，他们为了儿女的幸福而管理他们，直到他们达到能够运用理性或达到一种知识状态为止，在那种状态之下，我们可以假定他们有能力懂得那种应该用来规范自己的准则，无论那是自然法或他们的国家的国内法——我说“有能力”
，即是说像那些作为自由人在这法律之下生活的人那样明白这个法律。上帝使父母有对儿女的天生慈爱，可见他的意愿并不是要使这种统治成为严峻的专断的统治，不过只是为了帮助、教养和保护他们的子孙。 但是无论怎样，如上文已经证明的，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权力可以扩大到让父母在任何时间对儿女操有生杀之权，正像他们不能对别人操有这种权力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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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用任何借口来证明，当儿童业已长大成人时，这个父权还应当使他受制于他的父母的意愿，超过儿女由于受到父母的生育教养而负有尊敬和赡养父母的终身义务。由此可知，父权固然是一种自然的统治，可决不能扩展到政治方面的目的和管辖范围。 父权决不及于儿女的财产，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处理自己的财产。１７１。
第二，政治权力是每个人交给社会的他在自然状态中所有的权力，自社会交给它设置在自身上的统治者，明确或默许的委托都附在上面，即规定这种权力应用来为他们谋福利和保护他们的财产。 这一权力既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所拥有，还由他就社会所能给他保障的一切方面交给社会，就应当使用他认为适当的和自然所允许的那些手段，来保护他的财产，并处罚他人违反自然法，以便（根据他的理性所能作出的判断）最有助于保护自己和其余人类。 所以，当这一权力为人人在自然状态中所有的时候，它的目的和尺度既然在于保护他的社会的一切成员——也就是人类全体——，那么，当它为官吏所有的时候，除了保护社会成员的生命、权利和财产以外，就不可以再有别的目的或尺度；因而它不能是一种支配他们的生命和财产的绝对的、专断的权力，因为生命和财产是应该尽可能受到保护的。 它只是对他们制定法律的权力，并附有这种刑罚，以除去某些部分来保护全体，但所除去的只是那些腐败到足以威胁全体的生命和安全的部分；否则任何严峻的刑罚都不是合法的。 并且这个权力仅起源于契约和协议，以及构成社会的人们的相互同意。１７２。
第三，专制权力是一个人对于另一人的一种绝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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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断的权力，另一个人的生命可以随意夺取。 这不是一种自然所授予的权力，因为自然在人们彼此之间并未作出这种差别。 它也不是以契约所能给予的权力，由于人对于自己的生命既没有这种专断的权力，也不能给予另一个人以这样的权力来支配他的生命。 它仅仅是侵犯者使自己与他人处于战争状态时放弃自己生命权的结果。 他虽然抛弃了上帝给予人类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原则的理性，脱离了使人类联结成为一个团体和社会的共同约束，放弃了理性所启示的和平之路，蛮横地妄图用战争的强力来达到他对另一个人的不义的目的，背离人类而沦为野兽，自己的权利准则就是用野兽的强力，这样他就使自己不免为受害人和会同受害人执行法律的其余人类所毁灭，仿佛其他任何野兽或毒虫一样，因为人类不能和它们共同生活，而且安全在一起时也不能得到保证。 因而只有在正义和合法战争中捕获的俘虏才受制于专制权力，这种权力既非起源于契约，也不能签订任何契约，它只是战争状态的继续。 因为同一个不能主宰自己生命的人怎能订立什么契约呢？他能履行什么条件呢？假如他一旦被许可主宰自己的生命，他的主人的专制的、专断的权力也就不再存在。 凡能主宰自己和自己的生命的人也享有设法保护生命的权利；因而，一经订立契约，就马上终止了奴役。 一个人只要同他的俘虏议定条件，就是放弃他的绝对权力和终止战争状态。１７３。
自然赋予父母以第一种权力、即父权，使其在儿女未成年时为他们谋利益，以补救他们在管理他们的财产方面的无能和无知。（必须说明，我所谓财产，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都是指人们在他们的身心和物质方面的财产而言。）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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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的形式把第二种权力也就是政治权力给予统治者，来为他们的臣民谋利益，以保障他们占有和使用财产。 人权的丧失赋予主人们以第三种权力、即专制权力，来为他们自己谋利益而役使那些被剥夺了一切财产的人们。１７４。
谁考察一下这几种权力的不同的起源、范围和目的，谁就会清晰地看到，父权不如统治者的权力，而专制权力又超过统治者的权力；而绝对统辖权，不管由谁掌握，都决不是一种公民社会，这与公民社会格格不入，正好像奴役地位与财产制格格不入一样。 父权只是在儿童尚未成年而不能管理他的财产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存在；政治权力是当人们享有归他们自己处理的财产时才会存在；而专制权力是支配那些完全没有财产的人的权力。
第十六章 论征服
１７５。
虽然政府除上述起源之外根本没有别的起源，社会也只有以人民的同意为基础，可是野心使世界上充满了纷乱，以致在构成人类历史的这样大的一部分的战争的喧噪声中，这种同意大家很少注意；所以，有许多人就把武力误认为人民的同意，认为征服是政府的起源之一。 可是，征服并不等于建立任何政府，正如拆毁房屋并不等于在原处重建新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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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固然，为了创建新的国家结构，通常要摧毁旧的，可是，如不取得人民的同意，决不能建立一个新的结构。１７６。一个侵略者由于让自己同另一个人处于战争状态，无理地侵犯他的权利，因此决不能通过这一不义的战争状态来获得支配被征服者的权利，关于这点来说，人们都很容易同意，因为人们不能想像强盗和海贼应当有权支配他们能用强力制服的人，或以为人们须受他们在非法强力挟制下作出的诺言的约束。 假如一个强盗侵入我家，用刺刀对向我的喉咙，逼我将我的产业签约让渡给他，这会使他获得任何权利的根据吗？这也就是一个不义的征服者用剑锋逼我顺从时所取得的权利根据。 罪行和损害，不论是出自戴王冕的人或卑贱的人之手，都是一样的。罪犯的名位和他的党羽的数目，除了加重罪行以外，并不使罪行有何差异。 唯一的差异就是大盗惩罚小盗使他们服从自己。 而大盗们因为过于强大，决非这个世界的软弱的司法力量所能惩罚，就得到桂冠和胜利的酬赏，反把惩罚罪犯的权力拿到手里。 对于一个这样地侵入我家的强盗，我有什么挽救的办法呢？那就是诉诸法律以求得公道。 可是，也许我得不到公正的裁判，或者我因残废而不能行动，遭受抢劫而没有诉诸法律的财力。 如果上帝剥夺了我寻求挽救的一切手段，那就只有忍耐一途。 可当我的儿子有能力时，他可以寻求我被拒绝的法律救济；他或他的儿子还能重行起诉，直到他收回他应享有的东西为止。可是，被征服者或他们的儿女，在人世间没有法庭、也没有仲裁者能够告诉。 那么，他们可以像耶弗他一样，诉诸上天，并把他们的申诉重复着，直到恢复他们的祖先的原有的权利为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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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权利就是要有一个为大多数人所赞同和爽快地默认的立法机关来支配他们。要是有人反对，认为这会引起无穷的纠纷，我的回答是，这不会比司法所引起的纠纷更多，如果司法对所有向它申诉的人都受理的话。 一个人如果无缘无故骚扰他的邻人，他便要受到邻人所诉请的法庭的处罚。 诉诸上天的人必须确信他有充足的理由，并且还有值得付出与申诉有关的精力和费用的理由；因为他将对一个不能受蒙骗的法庭负责，而这个法庭肯定是会衡量任何人对同属社会的成员、也就是人类的任何部分所造成的损害而加以惩罚的。由此可见，不义战争中的征服者不能因此享有使被征服者臣服和顺从的权利。１７。
可是，我们假定正义的方面是胜利的一方，而且考察一下合法战争中的征服者，看他得到什么权力和对谁享有这种权力。第一，他显然不因他的征服而得到支配那些同他共同进行征服的人的权力。 那些在他的方面进行战斗的人们，不能由于征服而受到损失，而是至少还必须是像以前那样的自由人。 最通常的情况是，他们根据一定的条件效劳，意思是说，他们可以同他们的领袖分享战利品的一部分和由胜利得来的其他利益；或至少应给以被征服的国家的一部分。 我期望征服的人民不要成为奴隶，并仅仅为了显示他们是他们的领袖的胜利的牺牲品而戴上桂冠。 那些以武力建立专制君主统治的人们，使他们的英雄、即这种君主国家的创立者变成放肆的德洛坎塞之流，却忘却了他们还有将校士卒为他们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或帮助他们镇压或和他们一起占有他们所并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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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 据有些人说，英国的君主制是建立于诺曼人的征服时期，因此使我们的君主取得享有绝对统辖权的依据。 假如这是真实的（但历史上却并不是这样）以及威廉王有对英伦岛作战的正义权利的话，那么，他靠征服得来的统辖权也只能及于当时居住在这里的撒克逊人和不列颠人。 不管征服会造成什么样的统辖权，一道同威廉来的并帮助他征服的诺曼人，还有他们的所有后裔，全是自由人，不是由于征服而变成的臣民。如果我或别的什么人作为他们的后裔而要求自由，就很难作出相反的证明。 明显地，法律既然没有对这些民族加以区别，便无意使他们的自由或利益有任何差别。１７８。
但是假设（纵然很少有这样的事）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并未结成一个国家的人民而受制于同样的法律，享有同样的自由。 让我们再看一下一个合法的征服者对于被征服者享有什么权力；我说，这种纯粹是专制的权力。 他享有绝对的权力来分配那些因不义战争而丧失其生命权的人的生命，可是对于那些不参加战争的人的生命或财产以及那些事实上参加战争的人的财产，却不能享有这种权力。１７９。
第二，我可以说征服者只是有权支配那些事实上曾帮助、赞成或同意那用来攻击他的不义的人们。 因为，既然人民没有授权他们的统治者去做不义的事情，如发动不义的战争（因为他们自己也从未有过这种权力）
，除非是他们煽动这一战争，他们就不应该被认为对于在不义战争中所作的暴行和不义行为负有罪责，正像他们不应该被认为对于他们的统治者对人民或他们同一国家的臣民的任何部分施行的任何强暴或压迫负有罪责一样，因为他们未曾授权他们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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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做这样的事。 当然，征服者很少对这些加以区别，而是有意地让战争的混乱把一切都混同一起；不过这仍变更不了正义，因为征服者的支配被征服者的生命的权力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由于后者曾用强力来进行或支持不义的事情，因而他只能有权支配那些赞同这强力的人们，别的人都是无辜的。征服者无权统治被征服国家的对他没有伤害的人民、即没有放弃自己生命权的人们，正像他无权统治其他任何没有侵犯他或向他挑衅而同他和睦相处的人一样。１８０。
第三，在正义战争中征服者对被他打败的人所获得的支配权是完全专制的，后者由于使自己处于战争状态而抛弃了自己的生命权，因此征服者对他们的生命享有一种绝对的权力，可他并不因此对他们的财产享有一种权利。 乍听起来这无疑是个很奇怪的学说，因为它与世界上的惯例完全相反。 在说到国家的领地时，最常用的说法是指那种通过征服而得的土地，好像征服就转移了占有的权利。 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强有力者的做法无论怎样被普遍采用，总很难成为正确的准则，尽管构成被征服者的顺从的一部分的，是对征服者用剑锋强加于他们的境遇而不加争辩。１８１。
尽管在一切战争中，强力和损害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而当侵略者使用强力来侵害那些与他进行战争的人们的人身的时候，很少不伤害他们的财产，可是，使一个人处于战争状态的只是强力的使用。 因为，不管以强力开始造成损害或者悄悄地用诈欺造成损害，他都拒绝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