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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蒙古人的入侵活动一样，土耳曼人的征服浪潮也没有改变亚欧大陆的文明体系，但是它却刺激了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内在变革。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后，西方基督教社会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文化变革，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接着，在文化变革的基础上又开始进行政治层面上的变革，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宪政体制和民主政治取代了专制制度。最后又在资本原始积累的基础上进行了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完成了西欧社会的经济体制转型。到了18世纪中叶以后，一个新兴的西方工业文明开始崛起于亚欧大陆的西北隅。与这一系列的内部变革活动相呼应，早在15世纪的时候，西欧就开始进行航海活动，通过地理大发现和海外贸易、海外扩张，逐渐建立起全球性的殖民体系。航海活动开辟了海外市场，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大家知道，资本主义是一种世界现象，它一旦产生出来，就必然要把商品倾销的触角伸向全世界，伸向地球上一切有人居住的地区，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发展壮大的。正是在经历了这样的内部改革和外部扩张之后，曾经在中世纪积弱不振的西欧社会迅猛地发展起来，从农耕世界的广阔背景中脱颖而出，率先完成了社会形态的转型，以一种崭新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从18世纪开始，这个新兴的西方工业文明就取代了几乎已经没有立锥之地的游牧世界，构成了像汪洋大海一般泛滥的农耕世界的强劲对手。
殖民化浪潮的消退与文明分野的前景（1）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公元15—16世纪构成了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从那个时候开始，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就结束了，3000年来推动人类文明发展演变的这个宏大主题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主题开始出现，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新兴的西方工业文明与传统的农耕文明之间的对峙和冲突。在近两百多年的时间里，这种对峙和冲突以西方工业文明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其表现形态就是从18世纪开始的全球性殖民化浪潮。这个殖民化浪潮使得世界上所有的非西方地区都相继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并且在武力征服、经济渗透和文化引导的多重作用下，使这些传统文明地区的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的制度规范和价值观念。
到了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西方世界在经历了一两百年的殖民化或半殖民化的苦难历程之后，终于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在当今时代，一方面，整个世界在经济上越来越走向全球化或一体化；另一方面，随着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发展，许多非西方国家迫切地感觉到文化重建的重要性，这样就必然会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呼声下，导致一种文化多元化甚至文化保守主义的前景。特别是到了20世纪末期，随着苏东的解体、两大政治阵营对垒的结束和冷战时代的结束，在传统的四大文明地区，似乎又出现了一种重振固有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趋势。在20世纪，特别是在冷战时代，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之间的文化差异完全被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给掩盖住了，全世界的人民都是根据“姓资”还是“姓社”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区分来进行心理认同的。但是在冷战时代结束以后，两大政治阵营的对垒不复存在，人们也不再按照政治意识形态的区分来进行认同了，而是重新以传统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作为心理认同的标准。非西方世界的人们纷纷转向了自己的文化根源，试图从中发掘出建设现代化的精神支柱。如何把自己的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化事业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放在所有非西方国家和地区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面对这个时代性问题，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两岸三地的人民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大家都是炎黄子孙，都是华夏子民，都是中国文化的传人。儒家伦理思想也一度出现了复兴的迹象。同样地，我们看到近两届的印度领导人也在大声疾呼，要用印度教的精神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印度。至于伊斯兰教世界，这种文化认同的强烈程度就更不用说了，许多穆斯林都对西方基督教徒有一种情感上的隔阂和冷漠，有些人甚至还怀有深切的仇恨心理。这样一种历史的夙怨，是未来世界可能发生文明冲突的重要原因。即使是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中，近二十年来也出现了一种保守主义的潮流，在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启蒙和世俗化过程之后，西方世界同样也表现出某种再神圣化的要求。以基督教信仰作为文化认同的根本纽带，似乎已经成为西方人的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总而言之，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对垒的结束和冷战时代的终结，当今世界上确实出现了几大传统宗教—伦理价值系统复苏的趋势。对于这种趋势，我不想做任何价值判断，不想评价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只想强调，它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任何一个有现实责任感的人，都不应该忽视这个事实。时至今日，我们可以看到，以传统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为主要纽带的文化认同，已经日益代替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同。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使用“文明的冲突”这个词或许不太确切，因为它具有太明显的暴力隐患；但是如果我们使用“文明的分野”一词来取代“文明的冲突”，那么它似乎更准确地表达了21世纪的一个基本事实，因为“分野”是一个中性概念，它只是表示了一种彼此区别的客观状态。这种“文明的分野”，既可能导致不同文明之间的暴力冲突，同时也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提供了一个人道主义的平台。因为只有在彼此承认对方文明存在的独立价值的前提下，在承认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异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进行真正平等的对话。否则的话，那就会像在全球殖民化过程中的对话一样，只是主人与仆人之间的一种不平等的对话。
在追溯了人类文明的基本发展历程以后，我认为，长期以来被全球性西方化浪潮和政治意识形态冲突所掩盖住的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之间的差异，将会在21世纪重现出来，成为新时代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非西方世界的那些传统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在经历了西方化的洗礼以后，将会以一种自我更新的方式生长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文明形态，就像西方在经历了1453年的那场浩劫之后，以一种自我更新的方式发展出新的文明形态一样。因此，我相信未来世界仍然将会以这些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作为基本的心理认同纽带，以四大文明体系作为基本的文化归属来进行划界。但是这四大文明体系已经与西方化之前的情况不尽相同了，它已经并且正在经历着一个自我更新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观点，还是有一些合理之处的，尽管我更宁愿用“文明的分野”一词来取代“文明的冲突”这个概念。这就是我基于历史考察而对未来所做的一个基本判断。这个题目太大了，今天就只能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学生提问：刚才您讲了，整个文明的发展历程好像都充斥着一种血腥、暴力和战争的色彩，但是我们知道，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种文明之间的融合。那么，除了您刚才所讲的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侵略及其所导致的被动融合之外，在历史上是否也有过弱势文明与强势文明在一个平等地位上的自发性融合？如果有过的话，那么在未来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究竟是文明的冲突，还是文明的融合将成为这个世界发展的主潮流？谢谢。
在历史上，文明与文明、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关系，好像主要是以暴力冲突为主，但是其间有没有和平交往呢？我当然不否认存在着这种和平交往，而且非常多。但是我们在讲这个问题时，主要是讲大尺度上的关系。由于暴力冲突是一种显性的关系，而和平交往则主要是一种隐性的关系。在古代历史中，不同文明体系、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商业交往和文化交流活动几乎无时不在，但是这些每天都在悄无声息的发生的和平交往活动，远远不如一次暴力冲突或征服活动那样引人注目。尤其是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那种大规模的冲击和入侵活动，对文明形态的嬗变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我在刚才的讲座中，对这种剧烈性的冲突关系，强调得比较多一点。但是我并不否认，在绝大多数时候，游牧民族与农耕世界之间、不同的农耕文明之间，仍然是和平交往占优势。我只想强调，这种和平交往活动对于文明形态嬗变和文明历史发展的影响，往往不如一次大入侵活动来得那么剧烈和显著，它的作用是隐性的、潜移默化的。
殖民化浪潮的消退与文明分野的前景（2）
至于你所说的强势文明和弱势文明在一个平等地位上进行自发性融合的可能性，坦率地说，我是对这种可能性表示怀疑的。我觉得，如果我们已经把两种文明界定为强势文明和弱势文明的话，那么所谓强势文明一定会表现出一种以势凌人的姿态和文化中心主义的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平等的对话和文化融合都是不可能真正发生的。比如说，在西方殖民化的浪潮中，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人有一种观点，他们认为殖民化过程本身就是把全世界人民都带入西方文明所示范的那种普世幸福的前景之中，当时非西方世界中的许多知识精英也接受了这种观点。但是，恰如20世纪最伟大的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指出的：当初当西方人向非西方世界的人们推销他们的价值观念时，他们是真诚地对全世界开了一个玩笑，买卖双方都以为是货真价实。然而结果却不然，盲目地接受西方价值观念的结果，使得非西方世界陷入了西方所始料未及的一种普遍的灾难之中，这种灾难使得非西方世界的人们忍受着比西方世界的人们更大的精神苦恼，从而在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中导致了一种普遍的“精神分裂”现象。这种“精神分裂”是指什么呢？那就是，一个方面，你自己的文化传统在底下拉着你；另一方面，西方的价值观念又把你往上拽。你原来以为你自己的文化传统就像蜥蜴的尾巴一样，可以轻易地丢掉，但是随着你与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接触，你就会发现自己是不可能完全摆脱固有的文化传统的，正如你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拉到天空上一样。这种认识就会使你陷入一种“精神分裂”的苦恼之中。总而言之，盲目地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会导致一种可怕的效应，这种效应被汤因比称为“文化溶血”现象，就好像给一个A型血的人输入了B型血一样，它会引起全身性的严重反应。事实上，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中，这种“文化溶血”现象明显地存在着，它使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一种畸形发展的趋势。这样一种深刻的认识，是非西方世界的知识精英们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痛苦反省以后，才逐渐地意识到的。在当今的非西方世界里，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完全接受西方的文化模式，或者采取“全盘西化”的方式是不可能真正解决本国的现代化问题的，一个民族要想强盛，老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是没有出息的。如何走一条现代化而不西方化的道路，这是摆在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时代性的重大问题。
我们应该防止两种相反的倾向，做井底之蛙，夜郎自大，关起门来孤芳自赏，那只能是死路一条；但是自我菲薄、数典忘祖，完全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在一种文化奴性主义的基础上来发展自己的现代化，同样也是没有前途的。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一方面要从自己的文化本根中发掘出一些宝贵的资源，以此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精神本根；另一方面则要广泛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促进力量。总之，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上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这是中国文明在未来时代的唯一振兴之路。20世纪有一位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他写了一本大部头的《全球通史》，然后又在《全球通史》出版之后写了一本同样大部头的《全球分裂》。他认为，在20世纪出现了一种全球分裂的现象，这种全球分裂主要是指，虽然当今世界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在经济生活方面整个世界越来越变成一个休戚与共的“地球村”，但是与19世纪末叶相比，今天的世界在文化方面却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全球在文化上的分裂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19世纪末叶的时候，已经基本建立起全球殖民体系的西方人，以及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许多东方人，似乎都有着充分的理由相信，全球不仅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而且也将在文化上，实现以西方为楷模的一体化过程。但是时至今日，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不能不承认，20世纪的世界在文化方面发生了分裂，各种曾经似乎已经消失了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又出现了复兴之势。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的时代性课题就摆在了我们面前，这就是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的张力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