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落；反之，那一端抬起来了，它们又会向另一端游动。游牧民族本来就是追逐水草而生，没有固定的城市和不动产，哪边衰弱而有利可图，他就往哪边倒；哪边强盛了，它就向相反的方向游动。当时在罗马帝国和中国的秦汉帝国之间，虽然没有进行直接交锋，但是由于秦汉帝国不断地向西部扩张，不断地主动攻击匈奴，所以使得匈奴掉头向西逃窜。结果呢，就引起了整个亚欧大草原上游牧民族大迁徙的“多米诺骨牌运动”。平静的亚欧大草原一下子就躁动起来了，匈奴人的西迁迫使一支又一支的游牧民族纷纷向西迁徙或者向南迁徙。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匈奴人就在汉朝军队的主动攻击之下向西迁徙，到了公元后1世纪，匈奴人又在汉朝军队面前受到了一次较大的军事挫伤，于是他们就大规模地向西流窜。匈奴人在亚欧大草原上走走停停，势力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到了公元5世纪，匈奴人终于来到了欧洲多瑙河流域。在他们的挤压之下，当时亚欧大草原上的一些游牧民族，如月氏人、马扎尔人、匈牙利人、阿兰人、日耳曼人等，就纷纷往西跑或者往南迁，于是灾难就落到了南部的那些农耕文明的头上。萨珊王朝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罗马帝国则遭到了灭顶之灾。这样一个游牧民族大迁徙的“多米诺骨牌运动”，它的第一张牌可以说是由秦汉帝国推动的，而匈奴人就是这第一张牌，它一旦倒了，就压得亚欧草原上的其他游牧民族纷纷向西南方向倒下。这样就引起了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入侵活动。
大家可能觉得，通过匈奴人和其他游牧民族的中介作用，秦汉帝国在这场“内功”的较量中占了上风，因为这场民族大迁徙的“多米诺骨牌运动”的最后一张牌，即日耳曼人这张牌最后压到了已经是日薄西山的罗马帝国头上，导致了曾经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的崩溃。但是我们发现，早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前，中国的秦汉帝国已经率先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虽然匈奴人西迁的第一张牌是由汉帝国推动的，但是匈奴人从亚欧草原的东边迁徙到西边，走了好几个世纪，直到5世纪才把最后一张牌推倒在罗马帝国的头上。在这个漫长的迁徙过程中，汉朝本身已经在内忧外患中完蛋了。东汉被三国所替代，后来三国归晋，再后来，死灰复燃的匈奴人又卷土重来，灭掉了积弱不振的晋朝，在黄河以北建立了胡人政权。继匈奴人之后，鲜卑人、羯人、羌人、氐人也纷至沓来，像走马灯似的变换着政权形式，造成了所谓的“五胡乱华”局面。而汉人则在黄河以南建立了南朝政权，形成了南北朝对峙的格局。这就是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入侵在中国所造成的局势，它使得秦汉帝国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前就走向了崩溃。
在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入侵浪潮中，匈奴人的入侵和日耳曼人的迁徙，导致了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等第二代文明的瓦解，在这次大入侵的雄壮尾声中，新崛起的阿拉伯人又摧毁了奄奄一息的波斯萨珊王朝。至此，人类的第二代文明纷纷瓦解，通过形态嬗变产生出第三代文明。印度文明是一个例外情况，因为它过早地确立了高级宗教价值系统，提前进入到第三代文明形态，即宗教时代的文明形态中。由此可见，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入侵和大融合，导致了英雄时代的三个强大文明——秦汉帝国、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的解体，通过形态嬗变而产生出三个新的文明形态，这就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西亚和中亚的伊斯兰教文明，中国的儒家伦理文明。再加上印度南亚次大陆已经确立的佛教—印度教文明，形成了亚欧大陆的四大文明体系的分野。
宗教时代的四大文明体系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在日耳曼蛮族的大举入侵下终于瓦解了，在经历了长达300多年的一个“黑暗时代”之后，到了公元800年，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公开称帝，建立查理曼帝国，西方的一些历史学家将此看作一个新文明形态出现的标志，这就是基督教文明。当然，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是在公元1世纪产生的，但是它成为一个文明体系，却是从公元800年开始的，这是西方史学界的一种观点。由此看来，这个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成为西方继希腊罗马文明之后的第三代文明形态。在中东这边，波斯萨珊王朝被阿拉伯人灭亡以后，在它的基础上，就出现了一个伊斯兰教文明，它的国家形态就是阿拉伯帝国。伊斯兰文明在传播宗教的过程中，它的国家也在扩张，在阿拔斯王朝时期达到了极盛状态，其势力范围从西亚、中亚一直扩展到埃及、北非、西班牙和南亚。这个在中世纪一直对基督教欧洲形成咄咄逼人之势的伊斯兰教文明，可以称得上是中东地区继波斯文明之后的第三代文明。在南亚次大陆，到了公元4世纪以后，随着印度教的产生，印度的高级宗教价值系统最终确立，印度教在印度深入人心，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印度也因此自然而然地进入第三种文明形态，即佛教—印度教文明。而我们中国的情况呢，在秦汉帝国灭亡以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动乱时期，到了公元7世纪唐朝建立以后，儒家伦理才逐渐成为人们普遍自觉奉行的安身立命之道。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的第三代文明形态，即儒家伦理文明。由于儒家伦理不是一种宗教信仰，儒家不同于宗教，它首先是一种伦理思想，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儒家伦理文明。当然同学们可能会问，儒家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产生了，到了西汉时，汉武帝就采取了董仲舒的观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什么到唐代它才成为一种文明形态呢？我想，这个问题，与基督教在公元1世纪就产生了，但是一直到800年以后才成为一种文明形态，是一样的道理。儒家思想虽然产生于先秦时期，在汉武帝时又被定于一尊，但是它从最初的萌芽状态，到受到官方的扶持，再到被全体老百姓自觉地加以信奉，那是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的。我认为，儒家思想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主流意识形态，那是在唐代以后。从汉代一直到魏晋南北朝，中国人的思想还是比较混乱的，信佛教的、信道教的、信儒家思想的，各种信仰都有。到了唐代以后，儒家的思想才定于一尊；到了宋代，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才成为不可动摇的。
到了公元7—8世纪以后，亚欧大陆上的几乎所有文明国家和地区都被这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所囊括，从而形成了宗教时代的文明基本格局。到了这时，把不同地区的人们联系起来的基本单位就不再是一个自然群落或者一个政治国家，而是一个信奉既定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文明体系。亚欧大陆的人们彼此认同的最终根据是某种共同的宗教信仰或伦理规范，而不同的宗教信仰本身就成为人们之间彼此隔阂和敌对的充足理由。我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一个穆斯林（即伊斯兰教徒），那么我们之间就有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每一种宗教信仰的排他性和不宽容性导致了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和残酷杀戮，那个时代所埋下的文化仇恨和戒备心理，直到今天仍然在起着不可低估的负面作用。
公元7—8世纪以后出现的第三代文明形态，最显著的文化特点就在于，各大文明体系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高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用我刚才的那个比喻来说，这个时候亚欧大陆的几个文明体系已经成熟了，已经树立起自己的永远不折的精神砥柱。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文明体系就很不容易被别的文明所同化和改变了，无论是通过暴力入侵，还是通过经济渗透，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它们的文化性状。这些文明体系已经变得非常稳定了，它们赖以确立的高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已经基本定形。正因为如此，我把第三代文明叫做宗教时代的文明。在宗教时代，亚欧大陆形成了以不同的高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作为基本依托的四大文明体系，彼此之间出现了文明的对垒和冲突，这种对垒和冲突的主要原因不像英雄时代那样是出于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抵牾，而是出于精神文化方面的差异。不同文明体系中的人们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彼此仇杀，这一点尤其明显地表现在亚欧大陆的西部。在西欧基督教文明与中东伊斯兰教文明之间，历史的夙怨由于宗教信仰的对立而进一步被激化，从而在整个中世纪，在这两个文明体系的人民之间不断地激起心理仇恨和暴力冲突。从公元7世纪开始，随着伊斯兰教的产生和阿拉伯帝国的崛起，穆斯林们对西方基督教社会发起了来势汹汹的西侵运动，从正面威逼君士坦丁堡，从侧翼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占领了西班牙，对欧洲形成了一种钳形攻势。从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的西侵运动开始，一直到168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最后一次围攻维也纳，在这整整一千年的时间里，亚欧大陆西部的这两个文明之间始终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这一段时间的基本趋势，是东风压倒西风，即穆斯林主动攻击西方基督教社会，而西方的基督教徒在大多数时间里只有招架之攻，没有还手之力。在穆斯林的压倒优势下，基督教世界偶尔也组织过一些反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十字军东征。从11世纪开始，基督教世界先后进行了八次十字军东征，但是除了第一次取得了暂时性的军事胜利之外，其他几次不是中途流产，就是演变成为荒唐的闹剧。例如，其中有一次变成了对君士坦丁堡的抢劫，西欧天主教徒组成的十字军本来是为了帮助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兄弟们去攻打穆斯林，结果却演变成为对君士坦丁堡东正教兄弟的大抢劫，从此就加深了西欧天主教与东欧东正教之间的矛盾。还有一次，西欧基督教社会组织了一支“儿童十字军”，由德国和法国的两个少年牵头，参加者都是十来岁的少年儿童。这支童子军浩浩荡荡地开往东方去讨伐穆斯林，他们还没有走到地中海，就被一些人贩子给拐卖了，成为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亚欧大陆西部的这两个文明之间的三次历史冲突，即特洛伊战争时希腊人的东征，希波战争时波斯人的西侵，以及从亚历山大大帝到罗马人的再度东征。到了宗教时代，穆斯林的西侵构成了这两个文明之间的第四次大冲突，这一次又轮到东方的穆斯林主动地去攻打西方的基督徒了。这场东风压倒西风的文明冲突一直持续到17世纪下半叶，到了18世纪以后，迅速崛起的西方工业文明开始对仍然停留在农耕状态中的伊斯兰教文明和东方其他古老文明发起了全面反攻，从而掀起了一个全球性的殖民化和西方化浪潮。
与亚欧大陆西部打得不可开交的紧张格局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亚欧大陆的东部，在素来以阴柔忍让为文化基调的佛教—印度教文明与奉行中庸之道的中国儒家文明之间，却保持着一种相对和平的关系，这是由这两个文明体系所信奉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基本特点所决定的。佛教与世无争、隐忍为怀，印度教也主张不以暴力抗恶；而中国儒家伦理呢，素来讲究仁义道德、和合为贵。因此在这两个文化之间，没有发生暴力冲突，基本上保持着一种和平交往的友好关系。在这两个文明的交往过程中，最著名的当数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了。自东汉以来，印度的很多高僧来到中国讲学，中国的一些僧人如唐玄奘则到西域去取经，双方进行了许多和平的文化交流。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也被中国人加以伦理化改造，变成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佛教，产生了禅宗、净土宗、华严宗、天台宗、法相宗等八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乘宗。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在古代就具有同化外域文化的巨大能力。同样，印度文化也具有很强的同化能力，尤其是当它受异族的武力统治时更是如此。在宗教时代，亚欧大东部的情况基本上是和平的，佛教—印度教文明与中国儒家文明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吸取对方的东西来发展壮大自己的固有文化。至于在亚欧大陆中部，在伊斯兰教文明与佛教—印度教文明之间，这一强一弱，一个主动攻击、一个隐忍为怀的状况必然导致弱肉强食的结果。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以佛教—印度教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南亚次大陆一直处于穆斯林的暴力征服和奴役之下。这就是宗教时代亚欧大陆各大文明体系之间的基本格局。
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三次大入侵
到了12世纪以后，当信奉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人们各自封闭局限在自己的文化藩篱中的时候，在亚欧大草原上，又有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开始躁动。这些躁动不安的因素就是蒙古高原上的蒙古人和中亚草原上的突厥人，他们对南部农耕文明地区的进攻构成了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三次大入侵浪潮。这次大入侵的结果，导致了一些国家的灭亡，但是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文化特性和亚欧大陆文明体系的基本格局。原因何在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因为四大文明体系有了自己的高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以后，它们就很难从根本上被改变了，也很难再像神话时代和英雄时代的文明那样，发生形态嬗变了。
从公元13世纪开始，蒙古人的金戈铁马横扫了几乎整个亚欧大陆，并在南部的那些农耕文明地区建立了四大汗国和元朝。但是蒙古人的统治并没有改变已经确立起来的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许多入侵中亚和西亚的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逐渐融合进当地的文明体系中；另一些蒙古人拒绝接受被征服地区的高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试图以一种野蛮的方式来管理当地的人民，结果很快就被赶走了。到了14世纪，蒙古人的四大汗国和元朝都像骄阳下的冰雪一样迅速地瓦解了和衰落了，蒙古人入侵的浩劫结束以后，四大文明体系依然如故地彼此对峙着，并没有因为蒙古人的短暂的入侵插曲而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蒙古帝国衰落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