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罚�43卷4期（1973年7月），页648—649。有很多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例见罗伯特·戴维斯，其访谈收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狱：与创伤后精神压力症患者的访谈》（北卡罗来纳，1990），页27。另见阿瑟·埃根多夫，“越战老兵讨论小组和战后生活的主题”，《社会问题杂志》，31卷4期（1975），页111—124；罗伯特·利夫顿，《战后归乡——越战老兵：非被人害，亦不害人》（伦敦，1974）；彼得·马林，“与道德痛感共存”，《今日心理学》，15卷11期（1981年11月），页68—80。
罪感，加上悔罪的仪式，把我们又带回了屠戮的原点：人又会去杀人。不同的是，这一次罪感得到了消化，且剔除了它让人无法忍受的刺痛。
战士不只是国家的复仇工具，也不仅仅是浩瀚的道德宇宙中的一颗棋子，无法与之抗衡。战士也有自己的道德宇宙，也担负起参与杀戮的应有责任。这与军方观点背道而驰。军方把罪感看作一种烦人（且危险）的搅扰，其影响哪怕不能完全消除，也要尽力消减。当然，战士虽有自己的道德标准，但应用时却没有一以贯之。且在战场上，惊恐的士兵可能无法按自己的是非观念来行事。但别忘了，正是关于杀戮对错的分野使他们可以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保持健全的心智，不致被让人揪心的罪感和使人麻木的暴虐所吞噬。战士们施用的标准未必见容于百姓、政客或非战斗人员，但在其他场合被人以恐惧、反感视之的战斗要想坚持下去、甚至最终被人接受，这些规则就不是可有可无。
第八部分：医者于役医者于役 1
而我——
又扮鬼脸、又瞎扯，像只猴。
但我能说什么，做什么？——
什么也没得说，没得做。
肖恩·奥利厄里，“炮弹休克”，1941肖恩·奥利厄里，“炮弹休克”，收《甘松香和刺刀：前线诗行》（墨尔本，1941），页20。
1916年7月7日，阿瑟·哈伯德痛苦地提笔给母亲写信，想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在法国了。他因患战斗疲劳症被抬下战场，送进了东萨福克和伊普斯威奇医院。据他自己说，之所以精神崩溃是因为看到“十分吓人的一幕，让他终身难忘”。他告诉母亲说
我们有严格的命令，不准俘虏敌人，哪怕伤兵也不能留活口。我首要的任务就是把敌军铁丝网弄开，然后将满膛子弹倾泻到防空洞里出来的三个德国兵身上。他们都失了很多血，要解除他们的苦痛，只有送他们上天堂。他们呼天抢地求救，但我有令在身，上面不管我们下面做事的人处境有多难……一想 起这事我就心神难安。
阿瑟·哈伯德的家信与索姆河战役中数百名其他士兵的家书没有太大区别。他在第1伦敦苏格兰兵团的服役期只持续了三个月，从1916年5月到7月。从他开始的来信可见他心情不错，还要家里不要担心：“我的战友都很棒”，“我们会平平安安地回来，就在今年”。但伴随他离前线和战场越来越近，信的语调有了变化。雨、泥、虱子、沟鼠，还有“非常累人的工作”让他大失所望。艾萨克斯从战争一开始就和他在一起，这时也开始像个“老人了……他真不该变得这么容易紧张”。慢慢地，阿瑟开始把前线生活描绘成“炼狱……不亲历便没法相信”，一想到家人“早上八点半围坐在餐桌前享用丰盛的早餐，而几千里之外的我在这个倒霉的地方却被德国人炸得一塌糊涂”，言语中就又有了些许尖酸。
在重压下退缩的人不止他一个：他讲到战斗打响前几天去救助一名士兵，那人为了躲过屠杀打伤了自己的脚。哈伯德承认“心里很不好受”，也跟姐姐说
我不愿给你一筐谎言，但讲真话的机会实在太少，开始时我没准备要打仗的，但一到这儿，他们就控制了你的自由，想怎么对你就怎么对你。
两天后，哈伯德终于上阵冲锋。他甚至打到了敌人第四条战壕，但到下午三点半，他所在的营部基本上全死于德军的炮火。他被埋在死人堆里，好不容易才爬出来，在紧接的撤退中又差点被机枪打中。面对一系列的恐怖景象，他崩溃了。
自己被活埋、目睹战友（包括好友艾萨克斯）被成批杀害，肯定促成了哈伯德的崩溃。但他自己在杀人时一马当先，因而产生的罪感也是部分原因。他的家人本来就很紧张了，读到信里说到敌人时语气的突然变化，一定会更心焦。此前在谈及面对面的杀戮时他一直用的是“德国佬”，但说到三名俘虏叫饶时则用“德国人”来代称了。列兵阿瑟·哈伯德，“1916年5—11月间的信件”，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给“妈妈等”的信，1916年7月7日；1916年5月20日；给“妈妈等”的信，1916年6月17日；给弟弟弗雷德的信，1916年6月13日；给“妈妈等”的信，1916年6月17日；给姐姐内莉和艾薇的信，1916年6月29日；给内莉和艾薇的信，1916年6月29日。
像阿瑟·H。哈伯德这样对杀戮有过激反应的士兵有很多。我们此前虽说过，多数军人能较好地对付要他们杀人的命令，但也有少数士兵（哈伯德就是一例）面对杀戮总是“心惊肉跳”。这些士兵以及负责照料他们的医务和军队人员都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试图理解心理崩溃给人带来的震荡。平民的价值观在这里毫无用处，只有好武的精神特质，也即着意于摧毁人的感情，才有足够的韧性给这些战士提供一种扭曲的秩序感，并愈合他们早已分裂的人格。
军方的态度
我们无法量化士兵在战场上需要承受多大的精神压力。即便可以量化，医务人员给出的数据也没有很大的用处，更何况他们常不给任何分析，只是给出以组织结构分类为依据的“可靠”诊断。艾伯特·格拉斯，“简介”，收彼得·伯恩（编），《压力的心理学和生理学：关于越战的一次专门研究》（纽约，1969），页ⅩⅪ。军官担心，士兵如在精神方面有任何不适，会暴露其在领导能力方面的缺陷，所以对医务人员的这种做法持鼓励态度。伊莱·金斯伯格、约翰·赫默、索尔·金斯伯格，《精神病学与军方用人政策：二战经验的重估》（纽约，1953），页31及艾伯特·格拉斯，“简介”，收彼得·伯恩（编），《压力的心理学和生理学：关于越战的一次专门研究》（纽约，1969），页ⅩⅩ—ⅩⅪ。军队在精神病方面的训练不是组织得非常差就是根本没有这样的科目，再加上战时诊断肯定是非常仓促的，所以医务人员很少愿意准确记录病情。伊莱·金斯伯格，《表现方式》（纽约，1959），页50。越战中，波来古［越南中部市镇，越战中许多激战在此发生，其中北越游击队在1965年对美军特种部队营地的一次进攻招致美军开战以来的首次持续空袭——译注］第71战地转运医院等就毫不掩饰他们没有受过精神病学或心理学训练的医务人员来诊治“精神伤员”的情况。萨拉·麦克维克，引自基思·沃克，《心里话：26位越战美国女兵的故事》（诺瓦托，1985），页114。病情记录常常不可靠（比如简单的头疼可能会被记录成脑震荡、战斗疲惫甚至诈病），这反映了各地在转院手续、气候及地形等方面（患战壕足的士兵如人数激增，则可能把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逐出医院）的不同，而且除精神崩溃外有人还同时负有外伤（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是先治外伤）。梅耶·迈斯金，《精神病学》，9期（1946年5月），页133—141。
第八部分：医者于役医者于役 2
医务人员在诊断时常有意见的分歧。这在1947年显露得最明显，当时有一名叫伊西多尔·S。埃德尔曼的研究人员从一军医院中随机抽取了200名精神病患者，请14名精神病学家给他们重新诊断。结果他发现有四成的病人被诊断成了与原先不同的大类。有14％的病人被诊断的大类是相同的，但具体的小类却不一样。具体病象的判断与早前诊断相同的只有44％。最主要的分歧在病人患的到底是神经官能症还是精神错乱，有三分之一的病例便属于这种情况；有两例，一名专家诊为精神错乱，另一专家则说没有任何精神疾患。伊西多尔·埃德尔曼，《神经系统的疾病》，8期（1947年6月），页171—174。诊断的结果甚至还要受抚恤金的干扰。精神分析学家威廉·尼多尔斯二战中曾为海军陆战队服务，他记得曾有人要求他将某精神病患者诊断为“体质性精神变态”，这使他无所适从。他后来发现，这个要求的背后原因虽多，但“主要”是因为“考虑到国家债务”。尼多尔斯的同事说，
如某人的病根本治不好，干吗非得给他诊断成神经官能症，让他终生领取抚恤金呢？为何不说他是患了体质性精神变态，这样国家就不必掏钱了？威廉·尼多尔斯，“精神病学在军队的回归”，《精神病学》，9卷3期（1946年8月），页176。
换句话说，在诊断时精神病学家脑子里装的都是财政和行政方面的考虑。
精神崩溃的种类和原因
尽管有这些因素存在，但有一点很清楚：在战争中有许多士兵因精神崩溃而无法继续作战。其严重程度随战争、战区和部队的不同而不同。以1942—1943年与日本人在阿拉干［缅甸西部山脉，南北走向，西侧有同名的港湾——译注］的那仗为例，据说第14印第安师所有人都成了精神伤员，无一幸免。同样是二战，澳军精神崩溃的士兵据说只占5％。“精神病学——阿拉干战役”，未注明日期，页3，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22/1571及安玛丽·孔代，“‘适应的痛苦’：二战澳军精神伤员”，《战争与社会》，15卷2期（1997年10月），页61—74。再看大一点的数字，一战退伍士兵25％是“精神伤员”，二战在20—50％之间。朝鲜战争中，士兵患精神病的比率是被敌军打伤的两倍，有超过25％的战士被诊断患有“严重的”精神病，与此同时被打死的士兵只有12％。理查德·加布里埃尔，《疆场苦痛：现代战争于人精神之影响》（纽约，1988），页29。越战中开始时，精神病的比率出奇地低。现役士兵中只有不到2％的人有过精神崩溃，其原因很多，包括休假较为频繁、值勤次数有限、战斗本身的原因（小规模冲突，时间短，之后有休息）、伤员转移及时、没有长时间轰炸以及“早、勤、简、要”政策的到位。但与其他战争相比，越南的士兵在复员后出现精神问题的比率较高。估计的数字有高有低，相差很大，但对829 000名越战老兵进行的全美越战老兵调适研究发现，四分之一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创伤后精神压力症。15％的退伍男兵和稍过8％的退伍女兵有严重的创伤后精神压力症，另有8—11％的人虽不能确诊患了该症，但其病症已到了影响其生活的程度。 理查德·库尔卡等，《精神创伤及越战一代：全美越战老兵调适研究成果报告》（纽约，1990），页Ⅴ。调查还发现，奇卡诺人和黑人的患病比率要比白人高。阿瑟·埃根多夫等，《越南的遗产》（纽约，1981），页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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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患者来说，每个人的症状都不同：每一次头痛的源起都是潜意识中某个独立、隐藏的部分；每一个幻觉都充斥着不同于早先却又分明清晰可辨的景象和精灵；每一个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都有其个人的律动。之前的杀人方式可能决定此时的迷乱程度。之前把刺刀戳进了敌人的脸庞，这时自己的面部肌肉会不住地抽搐；如果刺入的是敌人的腹部，自己会有腹绞痛。托马斯·萨蒙，《英军精神疾病和战争恐惧症（“炮弹休克”）的护理与治疗》（纽约，1917），页23—24。狙击手会失明。E。索萨德，《1914—1918年战争文献中589份病历里显现的炮弹休克和其他神经精神病学问题》（波士顿，1919），页408。战士会没完没了地腹泻。G。罗西博士、J。雷厄米特，《战争的精神神经症》（伦敦，1917），页105。在杀人过后很长时间里，还会做噩梦，想象刺刀陷在敌人身体里拔不出来的情形。“战士的梦”，《柳叶刀》，1915年1月23日，页210。这样的梦魇可能会出现在“普通的谈话过程中：那张德国佬的脸，仿佛就是我刺死的那个人，他脸上的笑意和怪相让人胆战，一睁眼就挤了进来”，一名步兵上尉的抱怨道。引自哈维·库欣，《摘自一份外科医生杂志1915—1918》（伦敦，1936），页489。另见约翰·麦克阿菲的越战诗，“战士的梦”，收J。托普曼（编），《越战文学选集》，增补本（费城，1990），页80。杀人过后常常是寝食难安。例见W。布朗，“一次大战：日记描痕”，页13，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罗伯特·克拉克，“进攻欲望与军事训练”，《美国社会学杂志》，51卷5期（1946年3月），页423；密莱司·卡尔品，《战争与和平的神经官能症》（剑桥，1920），页63；C。胡德教士，“日记：加利波利1915”，1915年10月9日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罗伯特·约翰斯顿，“一战经历”，页17，帝国战争博物馆藏；F。莫特，“关于战争精神神经症的两次讲演（一）神经衰弱：恐惧的混乱与无能”，《柳叶刀》，1918年1月26日，页127—129；F。莫特，《战争恐惧症和战斗疲劳症》（伦敦，1919），页114—123；陆军E。里得雷上尉，“日记和书信”，1914年11月19日致母亲的信，剑桥大学图书馆手稿部，7065附件；E。索萨德，《1914—1918年战争文献中589份病历里显现的炮弹休克和其他神经精神病学问题》（波士顿，1919），全书各处。噩梦也会在战斗结束后出现。一战中，士兵罗兰·卢瑟就是在停战后才出现不适的，他称自己“精神垮了”，不想吃东西，神志错乱，脑海里总是回放战争中的情形。罗兰·卢瑟，“罂粟是血红的”，页37，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二战中，一名23岁的步兵在刺死一名敌人后只能在歇斯底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