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十人”，但只有一人常在他眼前盘旋，因为“这次不是碰巧打中，/距离千码或有余。/他没有机会作出反应；/我们只有一步之遥。” M。格罗弗诗，引自迈尔文·史密斯，《鼓手霍奇：布尔战争诗集，1899—1902》（牛津，1978），页152。睡着的人不能打，得先把他们弄醒。乔治·弗雷泽，《驻扎在这里很安全：缅甸战事琐忆》（伦敦，1992），页173。只有“对等”的人才可以杀——如飞行员对阵飞行员。J。B。S。霍尔丹［1892—1964，印度籍英国遗传学家、生物统计学家、生理学家，推进了种群遗传和进化研究，著有《遗传学的新途径》等书——译注］曾说过一个土耳其空军飞行员的故事，那人有枪击观测气球的嗜好。有英国军官为了报复，放飞了只充满硝棉的气球，结果把他炸死了：
他为此受到了当地皇家空军军官的责骂，因为这么做不合体育风尚。无疑，这位绅士并不反对轰炸土军运输队之类，因为那多是非战斗人员和动物……但他却反对不是飞行员的人去打飞行员的主张。 J。霍尔丹，《为化学战辩护》（伦敦，1925），页29—30。
同样，飞行员向地面开火也是令人不齿的行为。有位战机驾驶员，某次被迫向地面部队开火。他自己说，这“几乎让他作呕。杀人确是他职责所在，但他只愿和空中的对手较量。” 欧尼·派尔，《这是你的战争》（纽约，1943），页141。
第七部分：悔过之思悔过之思 11
生 者 之 悔
上面讲到的文饰作用即使一起作用也无法完全消除罪感：既无法承受军事冲突的暴力之重，也无法支持现代道德良心的弹性。战争其实与打猎无关，无论人们怎么想把它纳入平民或骑士行为的轨道。战争若果真像人们声称的那样可以狩猎做比，也是其中最生硬、最无趣的一种。正如有论者在1919年所说：“在这场战争中（战士）反对的是杀或被杀的具体方式，死亡的因在这里变得异常机械，而其果又大多出于偶然。这场战争没有风度好讲，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 麦克斯·普劳门，《战争和创造冲动》（伦敦，1919），页8。
所谓“不是他死就是我亡”的逻辑也显得牵强：远距离的炮火攻击、近距离的放冷枪、不许留活口的命令、对阵双方并不势均力敌的情形，这些其实是常态而非例外。某个士兵即使真正相信“非他即我”，也会为罪感吞噬——如列兵丹尼尔·约翰·斯威尼在1916年11月初在设法向未婚妻解释时就支吾其词：
我打死的那名德国兵是个英俊的小伙他死的时候我在场可怜的家伙。我很愧疚但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他在说着什么但我们没人能听懂，跟你说实话吧我心里也有泪，我思忖他也有父母也有爱人等等，我真后悔杀了他但老天可以作证我别无他法。 列兵丹尼尔·斯威尼给未婚妻艾薇·威廉斯的信，1916年11月初，引自迈克尔·莫伊尼汉（编），《更伟大的爱：家书1914—1918》（伦敦，1980），页84—85。
仅凭简简单单的“杀或被杀”是没有办法消除罪感的，至多只能稍稍减弱一些。
所谓服从上级命令也没有那么简单：什么是“合适的权威”？在威廉·卡利中尉回忆录的前言中，路易斯·黑伦试图厘清美莱屠杀的责任。他不讳言卡利应承担部分责任，但“不全是他的错”：
他上面师、旅、营、连的指挥官，选他去候补军官学校的人也都有责任。尽管我们的道德律令要求个人负责，但主要的责任应在时任的国防部长。毕竟，用百万吨火力滥杀无辜、设立自由射击区、要求清点尸体作为竞赛等不人道的做法都是他的决定。路易斯·黑伦序，收陆军威廉·卡利中尉，《尸数》（伦敦，1971）。另见史蒂芬·格雷厄姆，《近卫团的列兵》（伦敦，1919），页3—4。
虽然在暴行的宣传上，物质的投入和道义的支持都很可观，但这种宣传的广度和效用不应被过高估计，纵使在前线也是一样。在1943/1944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在驻太平洋和欧洲的美国步兵中只有13％曾见过日本或德国士兵使用在他们看来“卑劣、不人道”的方式打仗或对待俘虏，就算听过类似传言的人也不过一半。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162，在1943—1944年间调查了4495名美国步兵。“不把人当人看”在基本训练中效果尚可，但到了实战就不管用了。在战斗情况下，杀人到处都在上演，暴行难以界定，常常根本没有人管。罗伯特·约翰斯顿，“英军指挥官和一次大战”，页11，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所谓敌人与我们不同的不实之词也不可能长久维持：即使在越南，战士们也常常不得不承认“我们打仗是不得已，可他们也是不得已呀”。鲍勃·斯旺森，收J。汉森、A。欧文、迈克尔·迈登，《平行线：士兵掌握的知识和当代战事口述实录》（纽约，1992），页123。其次，就算我们的战士目睹了敌军暴行，他们打起仗来也未必就更凶狠。英国战争部散布传言说德国人把英军尸体收集起来，送到工厂转化成脂肪，但机关枪手乔治·科帕德就曾说过，“散布这种消息的人要是想让我们狂杀一阵，那他的如意算盘就彻底落空了。我们已经尽全力了——除了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的保留。”乔治·科帕德，《扛着机枪去康布雷》（伦敦，1980），页116。
更糟的是，报告暴行可能会得到相反的效果。哲学家威廉·霍金在1918年曾说：
把对方想象成不是人类是不明智的。因为愤怒……是反向运作的；碰到没有生命的东西，它会将其拟人化并赋予一定的道德心。如果我们认为对手不是人，实际就是把它排除到我们本能仇恨对象的范围之外了。威廉·霍金，《士气及其敌人》（纽黑文，1918），页56—58。另见H。拉斯基教授，《德国人是人吗？答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伦敦，1941），页3—6。
换言之，把敌人看作低等生物会让战士觉得，他们可以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却忘了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正是给他们定罪的理由。在二战期间，尤其是在太平洋战场，关于日本人滥施暴力的传言反受到部分指挥官的质疑，因为这样的宣传会使士兵害怕与日本人作战，或在飞机被击中后不敢跳伞逃生。“（远东）各军种士气委员会——中期报告：第二稿”，1944年，页4，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1195。另见“（远东）各军种士气委员会：1944年8月16日星期三在霍巴特大楼433房间召开的第八次会议”，页4及7，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1195。把对手说成不是人会使他们被想象成“神秘的幽灵”，我们的战士反倒更害怕：战士需要别人安慰他们说，他们的对手也是“血肉之躯”，虽然这样说在杀敌之后他们自己心里可能会有内疚。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124。另见页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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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为了减少会让人失去行为能力的罪感，把人说成不是人也有其局限。本书一再强调，在战斗中要把对手想象成人，只有这样才能下得了手。比如，有个年轻士兵在美莱看见一个小孩，有一条胳膊已被打断，他立刻想到这个小孩该和自己的妹妹一样大。他就想：“要是有外国军队到了我的国家，他们的士兵看我妹妹就像现在我在看着这个小孩。他们会杀我妹妹吗？”答案很清楚：“如果他会，那我也会，”于是他抠动了扳机。罗伯特·利夫顿，《战后归乡——越战老兵：非被人害，亦不害人》（伦敦，1974），页52—53。另外，人格解体会剥离杀戮的道德价值。就像J。格伦·格雷在《战士们》（1970）中写的，把敌人看作兽类“会减弱毁灭对方时的满足感，因为毁坏物体不需考虑其价值”。J。格雷，《战士们：战场回想》（纽约，1959），页152—153。正是因为这种“灭绝人性”的做法无论在减轻罪感还是提供快感方面都完全没有作用，所以才要反其道而行之：即承担起个人的责任。这么说吧，上面我们讨论的几种常见的文饰作用，它有一个悖论就是，为了消减罪感几近毁灭性的影响，这样的做法恰恰给悔恨预留了空间。
个 人 负 责
高级军官试图削减因杀戮而生的罪感的努力并没有获得多数士兵的支持，因为在他们眼里，罪感恰是对其善心的肯定。如果杀人不包含心理斗争，士兵“反倒不乐意了”。约翰·康雷讲述一名年轻海军陆战队员的反应，收詹姆斯·霍兰、杰拉尔德·弗兰克，《丛林深处：海军陆战队员行动在太平洋战区——二十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口中的故事》（纽约，1943），页79。胜者比失败的一方有更大的罪感，不仅是因为他们杀了人，也是因为他们的举动得到了奖赏。爱德华·格洛弗，《战争，施虐狂及和平主义：群体心理学和战争随笔外集》（伦敦，1947），页251—252。这里有一个悖论：士兵之所以能一直杀人，是因为他们仍有道德的官能在。坚持人有因果和道德感非常重要。士兵有个信念，即杀了人是应该悔罪的：正是这个信念使他们还是个“人”，并保证他们日后回到社会能过上平常人的生活。人要是不会悔罪便总不像人，即使像也是精神错乱的人：没有罪感的杀手是不道德的。戴伦·盖茨，其访谈收J。汉森、A。欧文、迈克尔·迈登，《平行线：士兵掌握的知识和当代战事口述实录》（纽约，1992），页125—126。说到底，是人总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威廉·卡利中尉在拒绝为美莱屠杀负责时提出了三点：
我既已象征地“顶上”，就不该再承担道德责任；
作为士兵，我只是执行命令，不需要道德心；
如果再出现同样的情况，我还是会冷面杀死那些村民。
他遭到了汤姆·米希洛维奇下士的逐条反驳说：
我和卡利一样也是人。但如果我做一个步兵在越南抛开所有的道德观念，那是我个人的错，与部队、更与我的国家无关。陆军汤姆·米希洛维奇下士给《匹兹堡邮报》编辑的信，1971年4月7日，页10，引自彼得·卡斯坦，《法律、士兵及战斗》（康涅狄格，1978），页54。
或者看越战一退伍老兵的说法：“既承认了是你做的，也承认你做错了，那你就得承担部分责任”。无名老兵，引自阿瑟·埃根多夫，“越战老兵讨论小组和战后生活的主题”，《社会问题杂志》，31卷4期（1975），页121。
在本章开始时我们看到，军事心理学家总是鼓励士兵拒斥罪感，坚持认为退伍军人的问题仅仅是“不适应”造成的。彼得·马林，“与道德痛感共存”，《今日心理学》，15卷11期（1981年11月），页71。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人声称“不须担负任何责任”——也就是跟老兵说，他们的行为都是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他们如果难受那是因为“生者之悔”或因有“进攻的冲动”而生成的自责，换句话说，有这样的自责是因为进攻欲比较强，而不是因为杀了人。彼得·马林，“与道德痛感共存”，《今日心理学》，15卷11期（1981年11月），页72。这样一来，就没法区分因为知道自己显现了不应表露的进攻冲动而生的罪感和因戮杀同类而产生的罪感了。伯纳德·费尔坎普，《中世纪早期和当代复员士兵的道德对待》（斯克兰顿，1993），页105。用一位随军牧师的话来说就是：“你要是杀了无辜的妇女、儿童且没有不好的感觉，那很好，说明没有问题要解决”。威廉·马赫迪，《走出黑夜：越战老兵的精神之旅》（纽约，1986），页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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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章我们将看到，这个观点在军队精神病专家的圈子里很有市场是不奇怪的。政府给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研究提供经费，当然希望能把世人的注意力从没有道理可讲的战场暴力身上移走，并保证退伍士兵能尽快（且成本尽可能低地）“复员”。独立研究人员也发现，只要把老兵刻画成受害者而不是道义力量，争取经费原来是挺容易的事。当然，心理学的范畴在描述人的道德心时可能不够用。直到越战，弗洛伊德的理论仍主导着军事心理学界。按这一派的观点，伦理是一种社会干预力量，其形成取决于童年时所受的压抑，“同个人的自我完全分离”。按照这个逻辑，罪感就成了“要逃离的东西，而不能给人教益，是一种疾疫，而不是……一种对过去虽痛苦却颇适宜的反应”。彼得·马林，“与道德痛感共存”，《今日心理学》，15卷11期（1981年11月），页71及74。另见伯纳德·费尔坎普，《中世纪早期和当代复员士兵的道德对待》（斯克兰顿，1993），页79—80。
但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有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服务人员开始正视困扰着越战老兵的心理问题，并提出罪感可以帮助愈合战争创伤。这种强调个人负责的想法在战后成了救治有心理疾患的越战老兵的标准疗法。后来，阿瑟·埃根多夫、罗伯特·杰伊·利弗坦、彼得·马林、蔡姆·F。沙坦等专家又提出“谈话疗法”（或是与治疗专家一起，或是在一个小组内）还不够，罪感的消弭还有赖于公众场合的抗议集会。沙坦在1973年时说：
把因杀人而获得的奖章扔在国会台阶上，因为他们已开始憎恶当时的举止，这象征性地表明他们已摆脱了部分的罪感。这一举动除引人注目、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之外，于治疗也有深远的影响。这一次，他们不是在执行命令，而是在自主地行动，重新掌控了对事物的控制——和对自己的控制——而在越南这并不属于他们。蔡姆·沙坦，“士兵伤痛：越战老兵自助运动”，《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43卷4期（1973年7月），页648—649。有很多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例见罗伯特·戴维斯，其访谈收雪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