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走私，政府一向是很有打击力度的。当时规定，走私数额较少者“挞四十”，就是用一尺长的竹棍打PP；走私数量较多者“杖八十”，也是打PP，不过是用很粗很长的大木棍。对于走私货物，在补交税款以后并不全部没收，只没收三分之一。
厚利之下、必有勇夫，政府防不胜防。随着茶产量的锐减，政府收入不断减少，而经常性的行政支出依然如故。于是有识之士就提出干脆取消专卖制度，对于茶就如同普通货物一样征税。
嘉佑4年（1059年），政府下令取消专卖，实行通商。这之后，茶如同普通货物一样纳税，分为“过税”和“住税”，每斤若干文。有一点很不合理，无论高档茶还是低档茶，交纳的钱都一样。
通商以后，政府收入还高于以往，同时又裁撤了许多机构，更节约了负担，对于老百姓来说，现在可以喝价廉物美的茶，自然更是大好事。可几十年以后，蔡京执政，又开始打茶叶的主意。
崇宁4年（1105年），蔡京开始推行‘茶引制度’。该制度规定，商人买卖茶之前必须向政府购买“茶引”，“茶引”上注明商人的姓名、购货地方、销售区域。分‘“长引”和“短引”，前者用于长途贩运，价格是100贯120斤；后者用于在当地销售，价格20贯25斤。政府不再收购、销售茶，也不再对茶农发放贷款，对于价格也不再过问，一切交易由商人和茶农自行商谈。
这个“茶引”制度纯粹是一种许可证制度，简便易行，既增加了收入，又省却了诸多机构。以后南宋、明清都沿用这种制度。
再说一说两个特殊地区。
一是淮南，这里不归6个“榷货务”管辖，另有13“山茶场”。“榷货务”只负责茶叶的储藏和发放，“山茶场”还负责发放贷款和茶叶收购。
一是四川，这里的茶原先不实行专卖。四川当时茶产量占全国的40％，估计因为饮茶者甚多，政府怕引起民变，因此不专卖，只是不允许他们输出茶叶。后来，内地茶叶开禁，四川倒开始实行专卖了。因为这时候政府要在青海打仗，马匹匮乏，就准备用四川的茶和羌人换马，是为“茶马贸易”的开始。
蔡京实行行‘茶引’制度后，四川就和内地一样了。
总的说来，茶在宋代还是一种奢侈品。全国产量不过5000万斤，人均不过一、两斤。一斤茶可以买十几斤乃至几十斤米，所以穷人喝茶并不普遍。大家看《水浒》就可以发现，那些好汉口渴了都不喝茶，而是进酒馆喝上几角酒。
再有，宋代茶税收入最高不超过300万贯，不及盐税的3000万贯，也比不上酒税的1400万贯，只占政府税收的3％。即便如此，政府依然竭泽而渔，无所不用其极。
窥斑见豹，宋政府的黑暗可想而知。
正文 古代商路的财富
书香屋 更新时间：2012321 0：52：13 本章字数：3199
如果让中国人回答明朝以前哪些城市最富裕，有人会说是长安或洛阳，有人会回答是大都（今北京），也有人会认为是苏州、杭州、扬州，还有人会说出些西域名城，比如高昌、楼兰。如果问熟悉西方历史的人，公元1500年以前哪些城市最富有，很多人会想到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也有人会想到威尼斯，可能还有人会提到汉堡、里斯本、布鲁日、哥本哈根等。其实，所有这些历史上的财富名城都分布在三条古代商路上。这三条商路就是横贯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纵贯中国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以及后来被“汉撒同盟”所控制的欧洲近海港口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上的金银财宝“丝绸之路”（TheSilkRoad）的学术概念最早是在1877年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vonRichthofen）首次提出，用来描述中国同中亚两河流域以及印度之间的交通。之后，阿尔巴特·赫尔曼（A。Herrmann）把这条路拓展到丝绸等商品到达的核心区域，从地理上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和小亚细亚，用来描述整个欧洲、西亚国家同东方的主要贸易路线，并被东西方学者普遍接受。广义的“丝绸之路”的贸易路线是：从中国西安（元代以后向东延伸到北京）出发，到中国新疆境内，向北到达今咸海、里海以北草原与欧洲相通，向南到印度，向西则直抵叙利亚，渡海到达希腊、罗马，或南下经大马士革、开罗，到达埃及的亚历山大。横跨亚欧大陆的这条丝绸之路是公元1500年以前世界贸易最著名的一条干线。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茶叶、铁器、铜器、漆器、杏仁，欧洲的毛织品、玻璃、化妆品，印度的宝石、玛瑙、香料，中亚的马匹等沿着不同的贸易方向进行广泛的交流。由于巨大的区域差异，很多商品在印度、中国和罗马的价格差异达100倍以上，当时的国际贸易商人可从中获得巨额利润。在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中，“丝绸之路”滋养了上百个富裕的古城。在中国境内的有洛阳、太原、西安、嘉峪关、敦煌、高昌、交河、楼兰、吐鲁番、乌鲁木齐、伊宁、库车、阿克苏、喀什等。在西亚、欧洲境内的有塔什库尔干、伊斯兰堡、喀布尔、马什哈德、德黑兰、巴格达、大马士革、君士坦丁堡、里昂、罗马、威尼斯、热那亚等。京杭运河沿线的富裕城镇既然叫“丝绸之路”，说明丝绸在中国、阿拉伯、印度、欧洲的贸易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据历史记载，中国丝绸在古代的中亚、西亚以至非洲、欧洲都颇为流行，不仅安息、塞琉古和托勒密的王侯后妃大量使用丝绸装饰，甚至在西罗马的中心罗马城和东罗马的中心君士坦丁堡，从皇帝、元老院元老以至权贵之家，都以能穿上中国丝绸为荣。然而，几乎所有关于丝绸之路的描述都是从长安出发，而不包含北京、洛阳等内陆城市，更不包括中国南部的城市。可是单单从北京、洛阳这些城市开始，是不可能有丝绸贸易的。丝绸之路贸易繁荣，离不开中国内地的一条重要商路—京杭大运河。从春秋时代开始挖掘，完成于隋朝公元610年的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水道。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到杭州，连通淮河与长江水路，不仅是丝绸、茶叶等贸易通道，而且是中国古代盐业和漕运的主要通道。京杭运河开通以前，江南丝绸主要通过洛阳、咸阳运往长安。京杭运河开通以后，由于运河的运输效率较高，于是江南的丝绸、茶叶、陶瓷开始大量通过运河到达北京，并通过太原、包头一线连接丝绸之路，得以运往欧洲。直到近代断流之前，京杭运河沿线的主要城市都是中国历史上富裕繁华的商业之城，包括天津、德州、高邮、徐州、扬州、镇江、无锡、常州、苏州、嘉兴、杭州等。在这些城市中也不难发现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毛皮、玻璃、香料等商品。昔日欧洲的财富聚集地中世纪以前，欧洲的财富聚集地并不仅仅只有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这两个政治中心，还包括地中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一系列商业名城。在北部，最富裕的城市是欧洲低地国家分布在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城镇（之后的汉撒同盟所联合的200多个城镇），主要包括，德国的汉堡、布莱梅，葡萄牙的里斯本，比利时的布鲁日、安特卫普，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丹麦的哥本哈根、德尔，挪威的卑尔根等。汉撒同盟成立以后，还在英格兰的伦敦、俄罗斯的诺夫哥罗德等地建立了永久性商站，并与意大利半岛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有密切的商业交流。通过这些城市之间的商业交流，俄罗斯和波兰的粮食、木材、毛皮、柏油、蜂蜜和亚麻被运往佛兰德斯和英格兰。欧洲西部地区的羊毛织品、葡萄酒、食盐和地中海特产，被运到东部和北部地区，并换取那里的毛皮、蜡、琥珀、铜、铁、鳕鱼干、小麦、木材和啤酒。值得一提的是南部的罗马、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它们不仅是欧洲区域内贸易的重要商业城市，同时还处于“丝绸之路”的西端。因此，不仅各种欧洲的商品通过这些意大利商业城邦被运往中亚、印度、中国，而且欧洲人也只有从那里才能购买到东方的丝绸、陶瓷、茶叶等。三大古商路的兴衰与财富转移13～16世纪，在亚、欧农牧业财富的繁荣时期，三大商路也基本上连成一体。三大商路上的所有城市和区域经济都充满活力。丝绸等商品的大量出口，拉动了中国桑蚕和丝绸业的发展。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对这一时期江南经济繁荣的真实写照。大运河沿岸的城市如苏州、扬州、济南等在不同年代都得益于商业和贸易的繁荣。西部城市也受到阿拉伯文明和印度文明的积极影响。善于经营的中国徽商和中国晋商在东西方贸易中赚取了大量的财富。中亚地区由于处在“丝绸之路”的要冲，也在中转商业中获得了巨额利润。粟特人的首府马拉坎达（今撒马尔罕）曾经因为丝绸贸易一度兴盛繁荣。在亚历山大帝国崩溃以后，“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垄断利润在塞琉古王朝的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安息控制了中亚和西亚以后，也从过境贸易和出口贸易中获利丰厚；安息灭亡后，萨珊朝的波斯帝国，则阻止中亚的粟特商人和西方的罗马商人贩卖丝绸，自己垄断贸易利润。在东西方贸易的另一端，罗马、君士坦丁堡，以及威尼斯、热那亚等地中海商业城市、直至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200多个城镇都是远程贸易的经营者和受益者。到12世纪，意大利半岛很多地区甚至也学会了养桑蚕和丝绸制作技术，后又传到法国；东方的陶瓷制造技术也在德国被发扬光大。然而，到中国明朝中期的1472年，蒙古兵占领哈密，明朝退守嘉峪关，嘉峪关以外的西域诸邦四分五裂。在中亚，波斯帝国成为中国、印度的商品到达欧洲的严重障碍，从而迫使一部分东西方贸易改道海上。在西方，15世纪末，达伽马绕过非洲的好望角到达印度之后，虽然东方商品仍然在丝绸之路上的不同地理阶段进行交易，但是繁荣了1000多年、横贯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已经别无选择地逐渐走向衰落。在东方，到1502年，横贯阿拉伯半岛的旅行商队的路线已经中断。1由于对中国商品的需求日益减少，“走西口”的山西商人失去了大量的商业机会，不得不努力将商业活动范围延伸到北方的俄罗斯以及南部中国，而处于中国南北要冲的安徽商人的经营重心进一步向江浙地区转移。随着贸易重心由内陆逐渐转移到东南沿海，闽商、浙商逐渐取代传统的晋商、徽商成为新的财富聚集者。在西方，由于葡萄牙人取得直接通向东方的航线，从而使传统东地中海贸易体系（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商业城市）失去了联系黑海、欧洲大陆与中亚、印度、中国的商路的核心地位。不管那里的商人们如何精明，仅仅依托贫瘠的意大利半岛，再也无法继续在与北海、波罗的海以及欧洲内陆城镇的贸易中扮演主导角色，永远失去了世界贸易中的主导地位，无法维持昔日的繁荣。曾经与意大利城邦保持密切联系的北欧汉撒同盟，也很快在荷兰和英国的冲击下失去了海上贸易的主导权。在中亚、西亚、东欧地区，处在“丝绸之路”上的一座座商业名城，曾经像它们拥有的珠宝一样闪亮，然而在商路转移之后却一颗颗陨落。有的古城在短短几百年后，已经像古道上的驼铃声一样不复存在，只留下一座座佛塔、清真寺做历史的见证，还有古阿拉伯神灯和驼队的故事依然流传……
正文 昏君乎明君乎 ——孟昶形象问题的史源学思考
书香屋 更新时间：2012321 0：52：13 本章字数：17417
昏君乎明君乎
——孟昶形象问题的史源学思考
张邦炜
摘要：在北宋前期的两种历史文本中，后蜀后主孟昶有昏君和明君两种不同的形象。这两种不同的历史文本分别由北宋官方和蜀地士人书写，体现了北宋朝廷和蜀地民众的不同利益、不同意愿和不同感情。孟昶的昏君形象逐渐压倒明君形象反映了蜀地民众对北宋朝廷从对立到认同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后蜀北宋孟昶昏君明君史源学
后蜀偏霸蜀地一隅，前后仅32年而已。其后主孟昶（919965）在位竟达31年（934965）之久，他在五代十国史和四川地方史上无疑是个相当重要的历史人物。受亡国之君即昏君这一思维定势的影响，孟昶长期以来被视为“著名的荒淫之君”。＇1＇其实在北宋文献中，他有难得的明君和典型的昏君两种截然相反的形象。近20多年来，研究者们或以功过论，或阶段论加以解释，于是主张孟昶功大于过或前明后昏的论著相继问世。＇2＇其实，对于孟昶的形象问题，还可从史源学的角度作些思考。众所周知，陈垣先生所倡导的史源学以“找寻史源，正其讹误”为目的，其要旨为“二句金言”，即“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3＇本文就从“七宝溺器”之说是否可信说起。
一、“七宝溺器”可信否
称孟昶为昏君，的确事出有因，其典型例证莫过于“七宝溺器”。可是在北宋特别是其前期，此事仅见于体现宋朝朝廷立场的官方或半官方著述，并不见于反映蜀地民众意志的地方史乘。官方著述从其利益与需要出发，夸大其辞乃至无中生有的事例实在是太常见。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七宝溺器之说的真实性。对于此事，有以下四点值得注意。
第一，查现存各种史籍，七宝溺器一事较早见于石介、欧阳修的著述。石介《三朝圣政录·宝装溺器》曰：“太祖平伪蜀，阅孟昶宫中物，有宝装溺器，遽命碎之，曰：‘以此奉身，不亡何待！’”＇1＇欧阳修《新五代史·后蜀世家》云：后蜀“君臣务为奢侈以自娱，至于溺器，皆以七宝装之。”＇2＇《三朝圣政录》、《新五代史》虽非官修正史，而是私人著述，但体现宋朝朝廷立场，实可称为半官方文献。《三朝圣政录》系石介于宝元元年（1038）任嘉州（治今四川乐山）军事判官时，“撮取太祖、太宗、真宗三圣之政为书”。＇3＇他曾按照右司谏韩琦的意见修改。韩琦《三朝圣政录序》称赞此书“上以述列圣之美，次以达一人之听。”＇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