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瓷器曾经为中国赚了多少钱，实在不好统计。从数量上说，销往欧洲的中国产瓷器，超过几亿件是肯定的。清朝时期，据中国的官方记载，每年销往欧洲的瓷器几百万件是常态。但是，我们现在很难统计它到底值多少钱。中国瓷器在欧洲最贵的时候，与丝绸一样，与等重黄金同价。但是，那些冒着巨大风险，在大海上颠簸飘荡的欧洲商人或船东们，赚取了相当大的一部分。瑞典17世纪创建了东印度公司，它有一条著名的商船，名叫哥德堡号。当年在到达瑞典港口时意外沉没了，前几年又被复制，重游中国。哥德堡号共载中国货物700吨，其中一部分是瓷器。据估计，这700吨中国货物等于当时瑞典全年的收入。虽然中国制造的收入只在这个最终市场价里占据一部分，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中国瓷器到底赚了欧洲多少钱，还不包括销往阿拉伯、东南亚等地的瓷器。
当欧洲人评定中国的“四大发明”时，居然没有将瓷器纳入其中，一方面说明评判的标准是欧洲人所需要的标准，另一方面也说明，培根所处的时代，欧洲人包括培根本人，对于中国还缺乏了解。他们容易只看到中国人的创造对他们的发展造成巨大改变的东西，例如火药、纸张、活字印刷、指南针四大发明，而很难看清中国人的哪些创造对于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瓷器。欧洲人经过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中国的瓷器、茶叶等等最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对于中国的意义，甚至对于改变世界的意义。我们今天完全可以说，中国古人的很多创造发明，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绝不亚于当今世界的电脑、互联网。
瓷器从很早以前就成为中国百姓的日常用品，虽然皇家对于瓷器的特供要求，使得官方瓷器与民间瓷器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在中国平民百姓的家里，瓷器绝不是稀缺之物，而是极为普遍的日常生活用品。相反，瓷器传到欧洲后，很长时间都是王室和贵族专享的高级物品。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大约相当于中国明末清初，欧洲王室和贵族都有专门收藏、陈列中国瓷器的习惯。例如俄国沙皇、奥匈帝国皇帝、法兰西国王、英国国王等等。马未都先生讲过一个例子。当时欧洲贵族宴请宾客，能用中国瓷器作餐具是一件非常体面和奢侈的事情。但是，为了防止客人中有人心生贪念，顺手牵羊，主人必须加派人手，盯着每一个瓷器，某种程度上，把其他贵族客人都当成潜在的小偷了。这是因为中国瓷器当时在欧洲非常昂贵，而且，在那时的欧洲人看来，中国瓷器的精美绝伦也是无以伦比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当时的中国，瓷器早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极为普遍。
那么，中国瓷器为中国人大赚全世界的钱，而且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都没人能够超越的奥秘究竟在哪里？我认为，主要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成本低廉。瓷器的前生是陶器，陶器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生产。但是，陶器在使用性能上有一定的局限，因此，陶器一般只被当作比较低层次的用品。在高级的场合，以前人们一般不使用陶器，而使用金属器。使用金属器的习惯，欧洲人远远高于中国人，尤其是欧洲的贵族，金属器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但是，金属器成本较高，很难广泛使用。以中国来说，也有不少青铜器的出土。大型青铜器是国家祭祀的用品，小型青铜器是当时贵族的用品。青铜器造价高昂，使用太多则不利于民生，因此，汉朝以后，青铜器渐渐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汉时期，中国的瓷器在原先陶器的基础上正式形成。瓷器以低成本又不失高贵的方式，大规模地取代了金属器。中国瓷器的这个特征给今天的人们什么启示？只有低成本、低消耗的产品才能普及和长久。而在现代工业生产领域，大量高成本、高消耗的产品充斥我们的日常生活，人们甚至认为它就是现代生活的必然。事实上，现代生活中大量高成本、高消耗的产品，迟早会被淘汰。
中国瓷器的第二个特点是实用性强。拿瓷器与玻璃器相比，瓷器比玻璃更坚固，但是，瓷器即便有小的破损，也不至于像玻璃破损后那样容易伤人。而且，玻璃在冷热变化下容易破碎，但瓷器不会。因此，自从瓷器在中国出现后，玻璃器在中国的地位便退居很次要的位置。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阿拉伯玻璃器，很多也非常精美。但由于其实用性差，只能作为摆设，因此，在产品的市场竞争性上，玻璃器远远不如瓷器。对此，我们不得不对那些发明瓷器的祖先表示无比的尊敬，虽然他们都没有留下名字，然而，他们发明瓷器所依据的那些原则，在今天依然是非常有效的。
中国瓷器的第三个特征是工艺简单。除了皇家需求的特供瓷器有复杂的工艺要求外，绝大多数中国瓷器的工艺都很简单。中国瓷器的普及，除了前面提到的材料成本低廉外，工艺的简单，也是造成产品价廉物美的重要因素。而且，中国历史上每一波瓷器的高峰后，都会出现工艺越来越简化的明显趋势，例如瓷器表面雕刻的简化，形状的简化，色彩的简化等等。它使得瓷器在工艺繁琐和简化之间，寻找到不同的市场需求，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上不同层次的需求。贵者如帝王，贱者如乞丐，都能手捧瓷器。
中国瓷器的第四个重要特征是突出本地性。钧窑瓷器在中国的瓷器家族中非常著名，曾经有人说，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钧窑瓷器的特殊性来自于它的色彩，而它的色彩则来自于瓷釉中铜的成分。这种铜的成分则来自于一种叫做孔雀石的矿石。事实上，钧窑所在的地点附近就有出产孔雀石。因此，钧窑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把本地的物产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产品。再比如说景德镇的瓷器能够独领风骚几百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景德镇附近的高岭土。今天的科学分析指出，景德镇附近的高岭土是制造瓷器最好的原材料，但是，在景德镇开始烧造瓷器之前，谁能做出这个结论？只有当景德镇的工匠们，将本地的高岭土不断通过实践后，烧造出大批精美绝伦的瓷器时，它的方法才成为了标准。几乎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窑口，都是以其地方色彩的独特性而享誉世界的。这个事实在今天讲究标准化、统一化的工业生产中，仍然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换句话说，接受ISO、申遗等别人的标准，永远只能受制于人，创造自己的标准，才是真正的主动。所谓大国心态，标志之一就是，我定的标准成为其他人接受的标准，而不是相反，一味去迎合别人的标准。当然，要做到这一点，现代中国人还需要不断地努力。
中国瓷器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兼收并蓄。一些人在讲古代中国的时候，总是以一种偏见，把古代中国说成是封闭的、保守的、拒绝外来文化的等形象，实际上，造成这种偏见一是基于他们所接受的某种西方理论，二是对中国历史缺乏基本了解。仅从中国瓷器的发展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偏见是多么无知。中国瓷器虽然是很多普通的、默默无闻的中国人的创造发明，但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也吸收了很多外来文化。比方说瓷器的形状。按照瓷器的加工工艺，圆形是最方便的，也是成本最低的。但是，在中国瓷器中，出现了很多异型瓷器，例如扁的、方的等造型特殊的瓷器。这些特殊形状，其实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尤其当年中国的瓷器大量出口，为了满足出口的需要，必须适应进口国的文化习惯。因此，一般认为，中国瓷器中很多特殊造型的瓷器，其设计图纸都是外来的。再比如说中国瓷器中独树一帜的青花瓷。宋朝时期虽然有名垂千古的汝官哥钧定五种著名的瓷器，但是，那时候的瓷器以青瓷为主，追求素雅。从元代开始，白胎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而形成青花瓷的蓝色颜料并不产于中国，是从国外引进的，很久以后，中国人才找到了本国的颜料替代品。正是这种中外结合的青花瓷，在全世界畅销，甚至成为外国人眼里中国的标志。此后的珐琅彩，也是引进西方的技术，结合中国的瓷器，再经国产化，创造了一个独特卓越的瓷器品种。看到这样的事实，我们还能得出中国古代从来就是封闭、保守的结论吗？
关于中国瓷器，还可以举出很多其他特点。我认为，中国瓷器所代表的中国古人的创造，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至今都有很强的生命力：用最低的成本，创造最大的效益。这个特点在中国古代的艺术创作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有西方人曾经说，中国人太聪明了，他们用两种最简单的东西，赚了全世界无数的钱：一是树叶（茶叶），二是泥土（瓷器）。因此，也有人把中国的瓷器称为“变土为金”。事实上，中国瓷器的杰作，远远贵于黄金。2005年，英国拍卖了中国元代的一个青花瓷大罐，重量约20多公斤，拍卖价格折合人民币2亿3千万，按当时英国的黄金价格，约等于2吨黄金。这就是当年某几个默默无闻的中国人的创造。因此，当今中国重新走向世界，开始重视自主创新的时候，我们同样可以从中国古人那里，获得很多的历史借鉴和教训。中国瓷器的成功是一个成功的典型，而它在近代的衰落，则是一个教训。这个教训在其他文章里已经说过，此处不再重复。
正文 宋代茶政
书香屋 更新时间：2012321 0：52：13 本章字数：2781
汉代以前，政府收入主要依赖于租税口算，或按土地面积收取、或按人口收取，因为牵涉到千家万户，势必不能任意加派。为了增加政府收入，一批法家就想出来一个好办法，他们说盐、酒这些东西人们不能一日无之，如果实行政府专卖，既可以赚好多钱，又不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于是国家开始对盐、酒等物品实行专卖。
最早对茶实行专卖的是唐代，不过那时候茶还是高档消费品，饮用的人不多，因此收入不多。到了宋代，茶开始步入寻常百姓家，对茶的专卖开始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源。
宋代茶叶的主要产区在秦岭、淮河以南，政府在这些地方成立了6个‘榷货务’负责对茶实行专卖。政府规定，茶农所生产的茶叶不得私自出售，一律要卖给政府。政府给茶农的收购款是预先支付的，茶农要为此付20％的利息。收购价格以品质不同差别很大，差的安徽茶15文斤，好的杭州茶185文斤，最好的海州茶可达850文斤。另外，收购时每100斤茶还要扣除25％的“耗茶”，即茶叶缩水后的损耗。
当时生产茶叶的成本是这样的，工人工资是60文天，4个人工可以生产18斤茶。换句话说，成本是13文斤。扣除利息和耗茶，低档茶根本无利可图，高档的就赚到了。
政府收购到茶以后有两种销售方式，一是“官鬻”，主要是卖给老外，对金、夏的贸易普通老百姓是不能染指的。
再就是“通商”，卖给商人。商人想做茶叶生意必须首先到东京去交钱，东京也有一个“榷货务”，这个机构是负责收钱的，收到钱以后开具提货单，商人凭提货单到南方的“榷货务”提货。这么做是因为当时使用的货币是钱和帛，运输非常麻烦，政府就把这项工作转嫁给了商人。另外当时地方政府也常常挪用政府款项，此举也避免了这个弊端。
这个称为“入中钱帛”，简称“入中”。
宋朝建立不久就开始和金夏等国打仗，边防军队需要大量粮食，政府又想出一个主意，鼓励老百姓自己把粮食运到边境，驻军收到粮食以后给他们开具“交引”，凭借这个“交引”到东京可以领钱帛，也可以领茶叶的提货单。
这个称“入边趋粟”，简称“入边”。
政策实行以后，很多老百姓都踊跃往边关送粮，拿到“交引”以后他们没有实力做茶叶生意，就把它卖了。这样一来，“交引”就宛如一种有价证券，在东京和各大城市都出现了‘交引’的交易所。
凭心而论，这个政策是不错的，为国家省却了采购、运输物资的负担。但是推行既久，弊端渐生。
当时战局吃紧，边防军的需求不断扩大，粮食的价格就被炒上去了。当时内地粮价不过十几文，在河北却高达60文，在西北更高达1000文。这样一来，大家拿着“交引”到东京去拿钱，政府没有这么多钱；到南方去取茶，也没有这么多茶。如此这般，在东京证券交易所里“交引”狂跌，政府的财政也日益亏空，不得不想办法改革。
景德年间（10051022），李特等人实行改革：一是规定边境地区的粮价；二是除茶叶以外，增加“香药宝货”、“东南缗钱”作为支付手段，合称“三说”。然而这个办法治标不治本，一者难以从根本杜绝边关的舞弊，再者大家对于‘香药宝货’‘东南缗钱’兴趣不大，需要的还是茶。政府困境依然如故。于是又实行改革，新办法有两种，一是“贴射法”，就是政府不再收购茶，由商人和茶农自行交易，只要在交易前把政府应得的利润交纳就可以。另一个是“见钱法”，就是最初提到的办法，在东京交钱，在南方提货这两个方法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把茶叶专卖和军粮问题分割开来，省却了许多麻烦。
新办法实行以后遭到了强烈抨击，因为当时靠东京证券交易所吃饭的人很多，军队没机会捞钱自然也反对。于是各派政治势力就在政治局里倾轧起来，新派失势被流放到海南岛，“见钱法”就变成“三说法”；旧派失势被流放到海南岛，“三说法”就变成了“见钱法”。最后新派获胜，茶和边防终于割断了瓜葛。
老问题刚解决，新问题又出现了，统计数据表明，茶叶产量不断递减，只及过去产量的50％。倒不是说茶农不种茶了，而是他们把茶叶偷偷卖给了走私犯。我们知道，政府既然垄断，茶叶价格自然高昂，铤而走险走私的人自然就多。而且收购部门压级压价，茶农也不愿意把好茶卖给政府。这样一来，私茶既便宜又好，当然非常受欢迎，就好象现在大家喜欢D版的道理一样。
对于走私，政府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