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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诺去过国界线地区，看见德国政府派谍报局特务组成的特别小分队把对波兰人作战阵亡的德国士兵的尸体运走，安葬在如今已变为德国领土的波兰土地上。布鲁诺认为，德国人此举的用意仅仅在于迷惑苏联政府。德国把自己士兵的尸体安葬在“自己的”国土上，以此表示对苏联毫无领土野心。然而安葬不过是一种掩护，目的是侦察边界地形。布鲁诺当场发现，一名埋葬队的德国间谍正在干着与名正言顺的送葬使命远不相于的别样勾当。
布鲁诺把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情况都写进了报告。
但他何曾知道，贝利亚向斯大林报告说，从波罗的海沿岸遣返全部德侨无疑表明法西斯德国洛守苏德条约，而关于德国小分队从白俄罗斯及乌克兰西部刚解放的各州运走士兵尸体的消息，也被视为希特勒的和平诚意和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具有政治远见的例证………
巴雷舍夫明白布鲁诺遇到了什么危险，他的报告将会得到何种评价。他没有向布鲁诺隐瞒这一点，并为了保全他而派他到敌后执行重要任务，认为他在那边比在国内要安全些。
贝利亚只重用那些以自己的情报巧妙证实斯大林观点的人。他残酷迫害那些忠于捷尔任斯基原则的情报人员、那些不管事情的真象多么严酷和使人痛苦而以报告实情为崇高职责的苏联肃反工作人员。然而必须报告实情。为了获得党和人民需要了解的真象，他们可以不惜一切，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毫不犹豫。布鲁诺正是这样做的。可是往往最昂贵的代价又何止是他们的生命！
约翰·魏斯长期来接不到明确的任务，实际上只能自行其是地采取行动，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魏斯在罗兹移民局车库里干活时，辨认出军用车辆的秘密号码系统，破译了它们的代号，并通过细致的分类研究得出一些结论。核算的结果使魏斯大吃一惊，他立即将情况报告了总部。经查明，德军的运输装备大大优于苏军相应的部队，德军炮兵牵引车在数量上也占优势，更不必说指挥机关和后方的汽车运输了。这一切说明了德国兵团所具有的灵活性，也就是机动性。
魏斯不管到什么地方，碰上什么情况，他都要反复思索，把自己的想法报告总部。
亚历山大·别洛夫提供的情报总是使贝利亚感到恼火。贝利亚在每次业务会议上都要同苏联老一辈情报专家发生争论。他们对亚历山大·别洛夫的报告持截然不同的态度，对这位年轻同志的顽强精神和他在报告最令人不安的实情时所表现的坚决态度表示赞赏。
法西斯德国的进攻，证明了忠于职守的苏联侦察人员的判断是正确的。现在再也不能无视他们的工作了。
魏斯哪里知道，他不是在这里，在敌人当中，而是在国内自己人那里已经屡遭风险。他也不知道，战争爆发后情况对他来说发生了许多变化，总部决定派他去执行一项十分艰巨的使命，并已制定了详细方案。
住院的坦克兵伤员日渐增多。他们抱怨说，当他们“插入苏联步兵的软肚皮”而满以为万无一失时，苏联士兵竞纷纷朝坦克投掷燃烧瓶。每个苏联士兵的腰间都用袋子挂着这种燃烧瓶。他们追逐坦克，为一种狂热所驱使，而不理会什么作战常规。要知道，大凡步兵一碰上机械化部队，总是马上就认输的。
苏联炮兵也不按作战规则办事，他们用人力把大炮推到步兵前面的非隐蔽阵地上，朝坦克直接瞄准射击。
他们这么干，就得适应他们的打法。因此发起冲锋时，为了掩护坦克不受步兵燃烧瓶的袭击，为了打掉炮兵连的射手，德国冲锋枪手只好走在坦克前面而不是尾随其后。这是人人都明白的事，可是不符合德军操典和德国士兵的习惯，他们在冲锋时本应受到装甲的保护。
战争之初，苏联步兵常常躲避德国坦克，然而现在他们拿着燃烧瓶和手榴弹扑向坦克。敌军的这套战术既出人意料又莫名其妙。元首早就宣布苏军已被击溃，可是这支清军的士兵们好象并不知道或不愿知道这件事，他们继续作战，似乎每个人都能独自打败敌人的大军。俄国人不愿承认或者还不明白他们已经败北。他们的这种糊涂念头使业已获胜的德国军队遭受了重大伤亡。
听着坦克兵的这些议论，魏斯竭力想把他们引上一个话题：既然德国能在一个半月内击溃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军队，并且打败了英国远征军，为什么却在这个落后的国家里突然遇到如此激烈的抵抗呢？
“看来，”魏斯揣测道，“是因为欧洲的道路好，而俄国的道路坏吧。”
坦克兵对魏斯的看法报以鄙夷的沉默。
魏斯又说，既然燃烧瓶厉害，那么德军步兵也应该装备这种瓶子。
这句话得到的回答，依然是鄙夷的沉默。只有一个全身烧伤、裹满绷带、木乃伊似的坦克兵闷声闷气地问了一句：“你能抱着地雷卧到苏联坦克下面去吗？”这声音好象发自一口软木棺材里。
魏斯傲气地说：“只要元首一声令下！”
“扯谎！你不会卧的！可是人家扑向坦克，卧到坦克下面，没有谁的命令，是自愿干的。”
“可能是由于走投无路，”魏斯说。
“绝望不会往坦克上扑，只会逃跑，”缠满绷带的人嘶哑地说，“他们为自己的国土打仗，国土就象他们自己的身体一样。”
魏斯很想看清楚这个坦克兵被绷带裹着的脸。他是什么模样？即使取下绷带，他的面目也无法辨认——脸全烧坏了。这个坦克兵已经悟出一些道理，看来他对这场战争和苏联士兵还有更多的话要说。
魏斯记得，1936年戈林出任四年计划总管时，对德国工业企业实行全盘军国主义化。严酷的立法把工厂变为兵营，把工人变为奴隶。法西斯特勤处疯狂迫害那些敢于维护工人起码权利的人。戈林扬言，他甚至不惜“采取野蛮方式”，他照这样干了：谁不完成工作定额即以怠工论罪并投入集中营，冲锋队和党卫队直接在车间里枪杀工会骨干和工人积极分子。
德国工人阶级曾被法西斯恐怖手段折磨得精疲力尽，痛苦不堪，遍体流血！他们现在怎样了？魏斯很想知道。也许那个面孔烧焦的坦克手就是一名工人。可是再也没有机会同他攀谈了。伤兵中有人把这个周身烧伤的人告了密，菲塞尔把他调到安有窗栅的厢房里去了。显然，坦克手的话被看成是长敌人志气灭德军威风。但是魏斯在他身上感觉到另外一个德国的特点，苏联青年曾经爱学一种德式青年装，就是为了对这个德国表示敬意。在这个德国，1919年诞生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还有同年四月英勇战斗的慕尼黑红军。这个德国的儿女们后来又在西班牙共和军中浴血奋战。这个德国为世界抚育了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恩斯特·台尔曼。这是革命的德国，是苏联人民热爱并寄予希望的德国。或许，裹着血迹斑斑绷带的坦克手就属于亚历山大·别洛夫崇敬的这个德国？
魏斯愿意这样想，他也正是这样设想那个坦克手的。
第二十四章
护士长埃尔弗蕾德虽然肥胖，但动作十分利索，长着一头浓密的红发，有一双多情的大国眼。她几次叫魏斯去找她，想对他倾诉女人的愁肠，因为魏斯是哈根的朋友。
魏斯小心翼翼地向她打听菲塞尔在阿伦斯·哈根失踪后的所作所为。
埃尔弗吉德漫不经心地答道：“还不是老一套。”她模仿菲塞尔的口气说：“喂，亲爱的，让我们跨越虚礼的界限吧！”
“菲塞尔是你情人吗？”
“唉，不是，看你说的！”埃尔弗雷德恼火了。“我只不过有时候对他殷勤点儿。要不，”她压低嗓子说，“他可以找我很多麻烦。”
“什么麻烦？”
埃尔弗雷德似乎没听明白，改变了话题：“唉，约翰！现在德国妇女都被召去做苦役，参加辅助部队。男人们常常往女兵营、女宿舍和工厂里跑，就象逛窑子一样。有些女人或许喜欢以这种方式表示自己爱国，另一些女人则害怕别人说自己不识抬举。再说，元首已经祝福过我们事事如意，这当然不包括同下级士兵来往。”她悻悻地大声说；“如果我是希姆莱，我就下令从新领土运一些土著女人到帝国来，我们的男人只要花点钱就可以光顾她们，市政当局也因此有一笔收入。元首不是也说过：‘工人挣了钱如果买不到东西，我要让他们有花钱的地方，要保持民众的良好情绪。”
“你有一个部长的头脑！”
“嘿，约翰，我不能考虑我们的道德标准。德国妇女被迫离开家庭去服苦役，而且男人还强迫她们履行其他义务……要知道，我总有一天要出嫁呀。我的丈夫如果不是国家社会党员，他压根儿就不会肯定我今天在这里作出的牺牲。”
“那么阿伦斯呢？”
“哦，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俩单独在一起时，他对我彬彬有礼，其实倒大可不必！不过我也许再也见不着他了。”
埃尔弗蕾德哭起来，眼泪汪汪地说：“他本来可以娶我的。我的家庭很体面，父亲是乡村牧师，恳求我不要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但是我加入了。我们青年团的头头马上就来调戏我。他说我父亲同一个犹太人相好，他要报告上级。我吓坏了。可是后来头头取笑我说，那个犹太人就是耶稣。”
“我们现在怎么办呢？”魏斯问道。
“出了什么事？”埃尔弗蕾德不安起来。
“拿耶稣怎么办！他的确是犹太人。”
“哎哟！”埃尔弗雷德叫起苦来，“现在我想的不是耶稣，而是阿伦斯！”
“怎么？”
埃尔弗蕾德俯身凑到魏斯耳朵上说：“这儿送来一个半死不活的苏联飞行员。没有腿，手也压烂了。但是必须把他救活。给他注射了大量强心剂，不断输血输葡萄糖。”
“为什么？”
“哎，你怎么不明白？他驾驶的是一架苏联新式飞机，击中起火后故意把它撞毁了，现在辨认不出这是一种什么飞机。”
“这么说，救活他是为了辨认飞机？”
“当然！”
“这跟阿伦斯有什么相于？”
埃尔弗雷德窘了，她睑色发白，脖子上和手上显出了雀斑。
“我在飞行员床边值班的时候，阿伦斯悄悄来到我跟前。”
“那又怎样呢？”
“他命令我出去，说要跟飞行员谈谈。”
“是这样？”
“飞行员向他坦白了。”
“好样的！阿伦斯了不起！”
“现在阿伦斯可以向空军司令部报告苏联新式飞机的情况了，只要……”
“只要什么？”
“只要飞行员不醒过来自己泄露出去的话。”
“也许会呢？”魏斯关切地问
“不会了！”埃尔弗蕾德神气地说。“现在不可能了。”
“为什么？”
“因为我向阿伦斯证实了自己的爱情。”
“怎样证实？”
“我不小心错发给飞行员大剂量的安眠药，而他本来就奄奄一息了。”
“你把他弄死了？”
“不，他自己很想死。”她惊恐地低声说；“你不知道，我递给飞行员好多药片，他就连忙往下吞，象母鸡啄米似的。他第一次睁开了眼睛，我也第一次听见他说话。他用德语说：‘谢谢，同志。’还摸了摸我的手。”
“为什么呢？”
“既然他懂德语，一定看了药名，知道我给他的是什么药。”
“你以为他想死吗？”
“我甚至以为．阿伦斯答应过他让我这么办。他明白，不是死在医院也要被枪杀。证件上写着他是中队指导员。”
“是共产党员？”
“那还用说。他睁开眼，神智清醒能说话的时候，对党卫队少校什么也没有说。可是他告诉了阿伦斯。”
魏斯一本正经地指出：“这么说你确实是一位爱国者、是个纳粹主义信徒，你向俄国共产党人飞行员报仇雪恨了。”接着和蔼地安慰她：“一点不用害怕。你这是爱国，在我们德国，谁也没有因为这种爱国表现受过惩罚。”
“但是我想，我应当谦虚点，不提这件事。”
“对，”约翰说，“谦逊是女人的美德。”
埃尔弗蕾德涨红了脸。
“哦，我从前处处都是谦逊的。可是战争……”她伤心地垂下眼睛，突然看了一下表惊叫道：“菲塞尔先生这时候总要来找我。”于是走到镜子跟前，抹了点口红，松了松她那赤铜色的硬发……
眼下魏斯就可以出院。要不是埃尔弗蕾德帮忙，他肯定早已编入第一补充营开往东线去了。
埃尔弗蕾德根据军邮号码查到了施泰因格里茨少校分队的驻地，并征得菲塞尔同意，让魏斯返回原部队。
埃尔弗蕾德把魏斯邀请到家里为他饯行，请他吃了早餐，还送给他一大包路上吃的东西。
她心不在焉，面带倦容，一直忧心忡忡。他们谈了一会儿哈根的事，各喝了一杯酒。
埃尔弗蕾德忧虑地说：“也许，你是想早些走吧？那就告别了！”她又解释说：“否则我也真抽不出空来。伤员太多。”她抱怨道：“代用的纸绷带很容易浸透，换都来不及换。”
魏斯彬彬有礼地表示：“我给你来信……”
埃尔弗雷德耸耸肩。
“随你的便吧。”她突然想起；“我还不知道新的军邮号码呢。”说着又夸耀起来：“我晋升了，要同教授先生去奥施威茨。教授去从事科学研究，专门为他腾出了一个碉堡。”
“去研究什么？”
“机密！”埃尔弗雷德翘起她那奶油小灌肠似的手指吓唬约翰。
“那好吧，祝你成功！”约翰说，握了握她的手。
埃尔弗蕾德即将去的奥施威茨是德国人对波兰城市奥斯威辛的称呼。约翰已经学会把握自己，逢人不讲心里话。他满不在乎地随口说了声“祝你成功！”就象任何一个纳粹分子处在他的地位都会这么说一样。
天色阴沉，下着雨，枯黄的叶于从湿沈胞的树枝上飘落下来。大型战地医院的铁门敞开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