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兵伸手掏枪。
魏斯急忙说：“别这样，法西斯的坦克就要来了，明白吗？坦克要来了。应当把文件销毁掉。”
坦克兵垂下手枪：“你是什么人？”
魏斯把打火机递给他：“烧掉！”
坦克兵从魏斯身边爬开，仍然拿着手枪，他掏出文件，咔地一声按燃打火机，把火苗凑近文件，问道：“燃料基地的事谁去报告呢？”
“你呀，”
“就是说，我要回到自己人那儿去吗？”
魏斯点点头。
“干吗不把文件也带回去呢？”
“也许你到不了那边，中途会被打死，文件就留在你身了，明白吗？”
坦克兵迟疑了一下又说：“我还带着一张我方火力阵地和布雷区的图，也烧掉吗？”
“拿过来。”
坦克兵把手枪对着他。
魏斯问道：“还有图吗？”
“什么样的？”
“跟这一样的，只是没有作标志。”
“也许……”
魏斯不知是疼得咧着嘴，还是在微笑，问道：“还不明白吗？咱们在不是布雷和火力阵地的地方做上假标志，然后把图扔下。”
“你究竟是什么人？”
“把图拿来，”魏斯要求道，“反正你手里有枪！”
坦克兵把图囊递给他。
魏斯把手擦干净，命令道：“照亮！”
他把两张图摊开，在没有标志的那一张上作了一些记号。
坦克兵垂下手枪，看着魏斯作标志，不禁称赞说：“干得真棒！”接着又问：“你究竟是什么人？”
魏斯把一张图付之一炬，把另一张放进图囊，瞅瞅一具尸体，对坦克兵说：“把图囊挂在他身上！”
坦克兵执行了他的命令。
“现在，同志，”他的声音颤抖了，“再见吧……”
坦克兵跨向舱口。魏斯叫住了他：“把他也带走吧。”
“他已经死了。”
“带他百十米远再丢下，德国人会来收尸的。图这样落到他们手里，就更加可信了。”
“那你呢？”坦克兵问道。
“我怎么？”
“你怎么办呢？”
魏斯欠起身，把自己摸了摸。
“不要紧，我好歹能爬回去。”
“现在你听我说，”坦克兵说，“我在前面爬，你跟在后面用冲锋枪射击。象煞有介事。也许我们后会有期。”他又问魏斯：“看来，你是不愿意说出你是什么人罗？”
“不是不愿意，而是不能够，明白吗？”
“那好吧，同志，把手伸过来吧！”
坦克兵伸出了自己的手。
他钻出舱口，把牺牲的同志驮在背上，向前爬去。
几分钟后，魏斯跟着爬了出去。他用冲锋枪仔细瞄准稍微偏右的地方，频频连发，甚至还朝旁边投了一颗手榴弹。后来德国人开火了，火力很猛。迫击炮也打响了。一颗炮弹在旁边爆炸，灼热而重浊的气浪把魏斯抛起来甩到一边。他感到疼痛难忍，仿佛突然沉入一片发烫和发动的黑暗中去。他显然失掉了知觉，但是他终于爬到坦克底下，在那里隐蔽起来。
第二十一章
魏斯胳膊上系着号牌被送进野战医院。如果伤员失去了双手，号牌就系在脚上。如果四肢全无，就挂在脖子上。
野战医院也跟各处一样，驻有盖世太保。其任务是监督医生们遵照纳粹党的规章办事：帝国不需要残疾者，帝国要的是士兵。最主要的事情不是救活伤员，而是让伤兵重返前线。伤员可能因失血过多和种种痛苦而身体虚弱，他们叫喊，哭泣，呻吟。但是不管怎样，他们应当而且必须按规定的期限康复出院。
负责监视医务人员的是党卫队二级下士菲塞尔，负责监视伤员的是党卫队上等兵巴尔奇。
巴尔奇没伤没病，但是他象重伤员那样一动不动地躺着，缠着绷带，浑身淌汗。这就是他的工作。他从一间病室换到另一间病室，从一个床位换到另一个床位，偷听前线下来的伤员说些什么胡话，或者听他们醒来后谈些什么战斗情况。
菲塞尔主管伤员的分类。他分配病室主要不是根据伤势轻重，而是根据巴尔奇提供的关于士兵的情报。将被菲塞尔发配惩戒部队的伤员，统统安置在一座单独的厢房里，病室的窗户都装上了铁栅。
菲塞尔精力充沛，性格乐观，擅长交际。他有一双灵活的褐色眼睛，饱食终日，肥头大耳，嘴里总是叼着一个雪茄烟蒂。
巴尔奇则由于长期住院，卧床不动，生活枯燥，呼吸不到新鲜空气而面色苍白，衰弱无力，得了哮喘病和习惯性失眠症。他脸上总是带着痛苦的表情，比快要死的人还难看。
在军官病室里，对受伤军官照料的好坏，并不取决于伤势的轻重，而是看他们军衔的高低，奖章的多少，职务的类别，门路的广狭和金钱的数量。那里也有那里的菲塞尔，那里的巴尔奇。
一度昏迷曾使魏斯面临死亡的危险。醒过来以后，他甚至顾不上庆幸一下自己还活着，马上就忧虑起来：他在昏迷中是否失去过控制，是否泄露过机密？但是看来一切都很正常。
外科医生当着菲塞尔的面对魏斯作了一次检查，菲塞尔用呆板的腔调问这个士兵，他愿意接受怎样的治疗：“是多忍点疼痛，快些治好，早日向前线呢，还是多加点麻药，慢慢地复原呢？”
魏斯必须尽快回到特别分队去，因此他以一种恳切感人的态度表示，他盼望快些回前线去。
于是菲塞尔就在魏斯的病历上写下了第一条批注，作为后者政治健康状况的诊断记录。
魏斯凭他老练的观察力，一眼就看出了菲塞尔和巴尔奇担负的真正使命。
因此，当巴尔奇愁眉苦脸、用懒洋洋的腔调劝魏斯设法在医院里多泡些日子的时候，魏斯就啐了他一脸咖啡渣。
魏斯要见菲塞尔，其实已没有报告的必要。菲塞尔一见巴尔奇满脸咖啡渣，便完全明白了。他厉声对魏斯说：“你，当兵的，别发火。巴尔奇对元首是忠心耿耿的。”
魏斯现在不需要任何证据了：菲塞尔跟巴尔奇是怎么回事已经一清二楚。
野战医院差不多就象打过仗的战场一样；所不同者，只是这里的一切都整齐干净。注意一下受伤的人；听听他们的呻吟，看看那些截肢的、残废的、垂死的伤兵如何在痛苦中煎熬，魏斯心里产生了两种感情。
一方面，他们是敌人，他们被送进医院的越多越好，这说明苏军反击法西斯进攻打得很漂亮。
另一方面，他们也是人，他们当中有些人被痛苦折磨得精疲力竭，或预感到死亡已近，因而恢复了为人的本来面目：他们是一家之主、匠人、农民、工人、大学生和不久以前的中学生。
魏斯看见，当菲塞尔兴致勃勃地拍着一名士兵的肩膀，宣布他的伤已经好了，也就是说，要送他上前线去的时候，那个士兵的眼睛都失神发呆了。有的人尽管伤口剧痛，进院以后还能迫使自己入睡，但是在出院前夕却一个个目不交睫。他们按捺不住求生的欲望。不过他们考虑的仅仅是自己，没有一个人说，他不愿意去杀人了。
一天夜里，魏斯试探地说：“我睡不着，心里老是想那个俄国坦克兵。他一把年纪了，有妻室儿女。入伍前说不定也跟我一样，是个司机，可是我把他干掉了。”
黑暗中有个人嘟哝道：“你不干掉他，他就会干掉你。”
“可是他已经受了重伤。”
“俄国人生命力强。”
“他求过我别杀他！”
“你说谎，他们不会求饶的！”一个哑嗓子肯定地说。
巴尔奇大声问道：“假如有人求饶，怎么办呢？”
“我说了，他们不会求饶的！”哑嗓子固执地重复道。“不会求饶，——就是这么回事。”最后还恶狠狠地说：“你这头笨牛，别抠我的字眼，我见过这样的人！”
“哼，你竟敢如此……”巴尔奇开始用威胁的口吻说。
“本来如此嘛，”哑嗓子打断他的话头，不再说了。
第二天，魏斯换完绷带回到病室，看见哑嗓子兵的床位上躺着另一名伤兵，用细弱的声音哀哀地呻吟着。
魏斯问巴尔奇：“那一位在哪儿？”他朝床上点点头。
巴尔奇意味深长地挤了挤眼：“德国士兵只应当藐视敌人。你说呢？”
魏斯坚定地说：“我痛恨我的敌人。”
“对呀，”巴尔奇称赞道，“你说得对。”
魏斯望着他的眼睛说：“我知道我在为谁服务，我应该痛恨谁。”他感到不应该用这种腔调说话，便改为关切的语气问道：“你身体怎么样，巴尔奇？我希望在前线什么地方跟你后会有期。”
巴尔奇没精打采地说：“好吧，兴许，当然罗……”接着他恼火地说：“我不理解那些俄国人，他们想搞什么名堂呢？军队被打垮了，还继续作战。换个文明民族，早就投降了，适应了新的环境，能够继续生存……”
“他们能生存多久呢？”魏斯问。
巴尔奇含糊其辞地答道：“目前东方工人的数量，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需要……”
“你需要多少个工人？”
“我想要五六个。”
“干吗不要十个、二十个呢？”
巴尔奇叹了口气。
“要是我爹再添置一点土地的话……。眼下我们算好了，有五六个就够了。好歹总得养着他们。我们在巴伐利亚有个畜牧场。多养几头牲口总比多养几名工人赚钱。”接着他夸起口来：“我是一九三五年从农业经济学校毕业的。直到现在我爹还得和我商量，往哪儿使钱更合算。经济危机那几年，爹常常进城去胡闹。”他用手掌比划了一下：“瞧，只要给这么一小块猪油，就可以弄到个小姑娘。我娘知道了，把储藏室的钥匙藏了起来。爹就做了一把万能钥匙。直到现在他还挺有精神。。
“他偷猪油送给小姑娘吗？”
“他从妇女集训营里搞到两个。”
魏斯向往地说：“真想在前线遇到你，真想……”
巴尔奇不爱听魏斯说这些话，便不再作声，把脸转过去对着墙壁……
在做手术时和换绷带疼得要命的时候，魏斯的表现也许不太明智。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哼，疼得满身大汗。他从来向医生抱怨身体虚弱或者哪儿不舒服，也没要过营养品和补药，而其他的伤兵都是这样干的，他们要到这些东西后就寄回家或拿到黑市上出售。魏斯显得与众不同，可能引起怀疑。
巴尔奇说，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用最糟糕的药品换过手表、胸针、订婚戒指，甚至趁一些妇女的亲人得了病，走投无路，用这些药品把她们搞上手。药品不占地方，却可以换到许多东西。他悄悄对魏斯说，德军有关部门下了一道命令，凡是占领区的药品一概立即没收。这倒不是因为德国缺乏药品，而是要促使占领区减少人口。巴尔奇挺羡慕自己的长官菲塞尔，因为野战医院所有的药品都在他的监管下，他把相当多一部分药品拿到黑市去出售。有几名伤情可疑——手腕受伤——的士兵在为他干活。他们知道，若是把卖药的钱隐瞒一个分尼，他们随时都会被菲塞尔送交军事警察。
巴尔奇又以敬佩的口气说，菲塞尔比任何人都清楚何时何地准备发动进攻以及德军的损失情况。
“他哪儿会知道？”魏斯表示怀疑。“你尽撒谎！”
巴尔奇甚至没有动气。
“不，我没撒谎。菲塞尔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根据规定的标准，给每次战役开列用药清单，战役结束后就呈报药品消耗情况。药品消耗量是与伤亡数字相应增加的。他还负责把医院里没有收回的军装登记入册。”
“什么是没有收回的军装？”魏斯惊奇地问。
“你这傻瓜，”巴尔奇说，“难道我们能让士兵一丝不挂就把他们埋掉吗？这儿不是集中营、”
巴尔奇一番直言不讳的饶舌，对魏斯起了很好的治疗作用。
他的伤口愈合得不太好。由于化脓他发了三周左右高烧，为了在昏迷说胡话时也能保持谍报局士兵魏斯的身份而不露出本相，为了不丧失这一点意识，他已经折腾得心力交瘁。退烧后他虽然神智清楚，却没有一点气力来抵抗那压倒一切的猛烈的疼痛。
伤员换绷带时都疼得大呼小叫，有的甚至要咬医生，这些早已司空见惯，没有人觉得不体面。
魏斯却以罕见的顽强精神忍住痛，在绷带室里也保持自己的尊严，虽然这其实大可不必。不过，也许与痛苦作这种无意义的斗争多少还有些意义，否则魏斯恐怕要失掉作为一个人的自我感觉了。
魏斯终于渐渐活了下来。
他已不再昏迷，高烧逐渐下降，疼痛日见减轻，慢慢有了力气，甚至想吃东西了。
但与此同时，魏斯又感到十分苦闷。战争正在进行。所有的苏联人，连同老人和孩子，都奋不顾身地与敌人作殊死搏斗。而他，一个年纪轻轻的共产党员，却躺在德国人的病床上，让德国医生来挽救他的生命，不能作出任何贡献。他在这里没有任何危险，睡在暖和于净的被褥里，饱食终日，有人侍候，甚至还受到尊敬。还用说吗，他是同敌人打过交手仗的德军士兵英雄！
魏斯还从伤员的谈话中得悉，库里奇基村的被围守军在德军猛烈的炮火准备之后遭到了攻击，已经全部被歼。
看来他是白白地冒了一场生命危险。
他做错了事，这个责任是无法推卸的，也是无可分辩的。但是，他哪里知道，那个坦克兵流着鲜血爬回到自己人那儿，却没有机会把他所遇到的情况报告给守军司令！
坦克兵被解除了武装，卸去了皮带，摇摇晃晃地站在特务科长面前。科长要他承认背叛了祖国。因为他所讲的情况完全不象真话，象是在撒谎，欺骗。有些事实坦克兵没有否认，而且也无法否认。是的，他遇到了一个法西斯分子，这个法西斯分子没有杀死他，他也没有杀死这个法西斯分子。是的，他把图交给了法西斯分子。交的是哪张并不重要，总之是交了。机密文件到哪儿去了了没有了。这就够了。丢掉了机密文件！一切都明白了。
坦克兵也很清楚，他知道自己万无生理。他坚定地接受了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