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活着吗？”
“但愿如此！”紧接着巴雷舍夫就转了话题：“柳霞·叶戈罗娃，你记得她吗？她脸上有烧伤；但当她转过半个脸的时候，看起来还是很漂亮的。她现在当妈妈了，是个十分热情的人。有一回我去作客——她让我待在走廊里，说：‘先在外面暖和暖和吧，您马上进屋会使孩子感冒的。’我往摇篮里一看，裹着被子的小家伙正躺着吸吮橡皮奶头呢。她让我待在走廊里，我也回敬了她一下。我从孩子嘴里取出奶头扔在一旁说：‘从现代医学观点看，这是不卫生的。’爱司现在还是当头头——在区执委会里发号施令。”说到这里，巴雷舍夫问道：得了，该休息了吧？”随后又严肃地说：“这样吧，头一回我们交换情报的时间是十分钟，以后每次再补充十分钟。要规规矩矩。这是制度。我们不是在别的地方，而是在住院。我自己也是个普普通通的病号。医护人员突然听到我们在闲聊，会惩罚我们的——给我们额外注射维生素。针头往哪儿插？对准最敏感的部位。”末了他开了句玩笑：“我真想知道，那些将军们、元帅们也这样吗？或者他们还有更好的部位？”
就这样，巴雷舍夫自愿住进医院，耐心细致地护理着萨沙·别洛夫，同时向召他去莫斯科的上级首长说明了自己留在此地陪伴正在康复的别洛夫的重要性。
海因里希·施瓦茨科普夫一到医院，就迫不及待地奔向别洛夫，和他紧紧拥抱，然后便小声地讲起了他匹马单枪继续工作的经过，这中间还不时地看一眼巴雷舍夫。巴雷舍夫以为苏联侦察员同自己的战友谈话时他在场有所不便，就到走廊去了。
他在开水罐旁边的一张长椅上坐下，吸着烟，和一位住院的军官聊起天来。他们谈到现在国内的生活，也谈到了今后。
当他敲了敲门回到病房后，海因里希不好意思地说：“请原谅，我不知道您就是巴雷舍夫上校。”
“这怪我疏忽，”巴雷舍夫说。“我没作自我介绍。”
海因里希首先想向巴雷舍夫谈谈在法西斯德国垮台前夕他所获得的重要情报。
巴雷舍夫一直很有礼貌地听着，然后对他表示了感谢。接着上校若有所思地说：“实际上，常言说得好，这一切都已成为往事。而您，海因里希同志，现在要考虑的是德国的前途。我们已经消灭了法西斯主义，而你们将建设一个新的德国……”他用手捋了捋自己灰白的头发，接着说：“您是约翰·魏斯的战友，我可以告诉您，为了逃避我们的惩罚，希特勒的机要部门及其全部档案和人员已经转移到西方，留给了那些妄图成为希特勒继承人的家伙。这样一来，就必须使他们的美梦不致变成你们痛苦的现实。
“至于说某些具体工作问题。我觉得不能同意您的决定——我已经知道这项决定——您不任用弗里德里希·迪特默尔工程师仅仅因为他是个残废人。”
“不，”海团里希说，“不是因为这个。我收到几封检举信，说这个迪特默尔是个罪大恶极的纳粹分子……”
“也有人跟我说过这件事，”巴雷舍夫打断他的话说。“我希望您提高警惕。暗藏的纳粹分子总是想方设法抵毁那些不隐瞒自己过去的错误而希望同您合作的德国专家。”
“弗里德里希·迪特默尔！我也了解他！”别洛夫突然大声说。
“问题不在于你正好了解他，”巴雷舍夫说。“问题在于敌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使用不同的阴险手段和我们斗，但敌人的目的总是一个：不是把你干掉，就是把你搞臭。所以，”巴雷舍夫笑了笑，“海因里希同志，我对您有个请求：您还得做个人类灵魂的侦察员。”
海因里希把脸转向别洛夫说：“魏斯，我决心加入共产党。你看会接受我吗？”
“对不起，我又要过问了，”巴雷舍夫的语气非常严肃。“您要考虑到：只要人家知道这件事，就会写检举信给党组织，告你的状，说你当过党卫队。到时候你可不要抱怨，因为只有正直的人才会写这样的信。”
“的确，”海因里希说，“我理解。”在告辞时他问道；“魏斯，你以后能来看我吗？”
“那你能来看我吗？”
“到莫斯科——一定，”海团里希说。“把你的地址告诉我。”
别洛夫说了地址。海因里希记下来，合上笔记本。
“等等，写给谁呀？”别洛夫说。
“是啊，我倒忘了，你还有个别名。”海因里希沉思着，重复了好几遍：“亚历山大·别洛夫，亚历山大·别洛夫。”他抱怨说：“你知道，我真不习惯。我很奇怪，原来你不叫魏斯。”
“好吧，你写信就写别洛夫收好了，可对你来说，我还是约翰·魏斯。”
海因里希走后，巴雷舍夫说：“最要紧的是挽救人。这里面包含着崇高的目标和莫大的快乐。”他上床躺下后问道：“我们睡一会儿吧？”
别洛夫微微一笑：“不大想睡。”
“这违犯规定，”巴雷舍夫严厉地说。“你要强迫自己！”随后他下了命令：“就回我带头，我们俩一起睡。”说完他马上关了台灯。
但是窗外还很亮。巴雷舍夫怎么也睡不着。他瞥了一眼别洛夫，见他已经入睡，面容安详，呼吸均匀。“真是个意志坚强的小伙子，”巴雷舍夫不无羡慕地想道。“也许，这就是青春吧？因为年轻人总比有了一把年纪的人易于克服困难。”后来，他又想到了自己的工作，心中充满了自豪；“为了完成这种极为重要而又极为细致复杂的工作，需要有人道主义；正象对待世界上一切惨无人道的现象需要残酷无情一样。”
别洛夫并没有睡着。他不过出于礼貌，为了安慰巴雷舍夫而装睡罢了。
祖鲍夫的牺牲使他无法平静，不过这些年来他已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感情，所以现在即使当着巴雷舍夫的面，他面上看起来也很自然，没有流露出听到这个消息时的心情。此时，他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着，思念起祖鲍夫来，他想起了他们一起在汪泽湖游泳那个静悄悄的清晨，祖鲍夫的形象活生生地浮现在脑海中。
祖鲍夫忽然问他：“您希望长寿，甚至想活到一百岁！？”接着又很干脆地说：“这，我也愿意！”
如今，祖鲍夫已经不在了，离开人世了。不过，他仿佛没有死，他仍然活在别洛夫的心中，现在成了他生活旅程中看不见的永久旅伴。
这是一架改作运输机使用的轰炸机。驾驶飞机的是两名年轻的少尉飞行员。在战争结束前夕，他们刚从航校毕业。他们的军装上既没有勋章和奖章，又没有负伤标志，所以只是从样式看知道是发下来的。
飞行员的年龄，他们那好象刚刚从军需仓库里拿出的崭新的军装以及他们那忧虑重重的神情——这一切都使坐在铝制折叠椅上的军人乘客，其中多数是年长的军官，想起自己当年就是这样奔赴战场的。
座舱顶棚的有机玻璃罩上到处是打着补钉的弹孔，在罩子下面曾有空中射击员悬在机枪旋转架旁的帆布吊带上射击过；如今炸弹舱上面的起重设备已经拆除，带螺栓的固定梁象衣架一样，上面挂着外套和制帽。
舷窗外面阳光灿烂，朵朵白云一动不动地飘浮在平静无风的碧空之中。
飞机在德国领土上空飞行。
乘客们斜坐在金属折叠椅上，笨拙地转动着脖子，透过起飞后蒙上一层水汽的方形舷窗向下观看。
几乎是垂直撒下的阳光把大地装点得绚丽多彩，看上去就象是古典美术大师描绘的一幅沃野千里、百花争妍的田园风景画。
从高空俯视，土地确实是经过精耕细作的。架着高高瓦屋顶的小房子看起来是那样明亮、洁净、舒适，就象格莱吉尔和贝特佐得编著的教科书油画中描绘的一般。坐在飞机上的许多中年乘客在战前老早就用这本教科书学习过德语。现在他们出神地凝视着这片土地。曾几何时，这里到处还是硝烟弥漫的战场。当时有人以为这里会永远成为一片焦土，寸草不生，而如今大自然和人们的劳动已使这片土地开始改观。
在这场战争中，千百万人丧失了生命。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本来可以用自己的才智和劳动为人类贡献出伟大的发明，为征服自然和人类的进步开拓新的途径。然而，他们却被杀害了。
扶植德国法西斯的不光是德国帝国主义者，他们那些指望分得一份战利品的西方股东也在推波助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这些股东一再动摇不定，唯恐错过追随强者的机会。直至法西斯军队被击溃，他们的摇摆才告结束。但是，胜利带给他们的并不是欢欣鼓舞，而是惊恐不安。在法西斯铁蹄下的欧洲各国人民奋起参加抵抗运动，苏军帮助他们击溃并赶走了占领者。现在这些国家的人民在继续为争取社会自由而斗争着。
东欧各国也是如此。它们已经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居住在苏军解放的德国东部领土上的德国人也走上了这条道路。而且驻扎在东德的苏军正在千方百计地帮助这个国家尽快从废墟上站立起来，使它的人民能够沿着他们所选择的道路开始建设一个新德国。
正因为这样，大多数乘客才如此出神地凝视着窗外：飞机正在德国上空飞行，田野里是一片绿油油的麦苗——这是战后的第一茬庄稼。
亚历山大·别洛夫也在透过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舷窗向外观望。在他的胸前，也象年轻的飞行员一样，既没有勋章，也没有奖章，他的服装象他们的一样，也是崭新的。还留着手术后拆线痕迹的剃得光光的头，两只深陷的眼睛，嘴唇上病态的皱纹，两鬓的白发——这一切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乘客们的好奇。
从年龄看，他应该是个久经沙场的军人。但是，他没有一枚奖章——那就是说，受过处分。也许，战争一开始就当了俘虏，被关进了集中营？
坐在别洛夫旁边的一位上校问他是哪一年上前线的，参加过哪些战役，他听了真有点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只是眨了眨眼睛解释说：“其实，我是在后方…”
上校望了望别洛夫那明显塌陷的胸部，体谅地给他扣上军装衣袋的扣子，用教训的口吻说：“您知道，在最困难的关头，所有后勤人员统统上了前线，参加了战斗。”他一本正经地接着说：“有许多人是我亲自为其请功的。”
“是啊，那是当然，”别洛夫说。
“那么说，您在法西斯集中营呆过？”上校已经猜到几分。
“正是……”
“受得了吗？”
“总算熬过来了，”别洛夫说。
上校转过身去，用挺实的后背对着他，不再和他交谈了。
飞机进入云层。座舱内一片昏暗。
别洛夫望着上校的后背，一下子想起了祖鲍夫：他的后背也是这样健壮宽阔。
有一次祖鲍夫哼哼着掀起德国制服说：“你瞧瞧我这个地方，厉害吗？”接着他自豪地说：“他打伤了我，但我没有打死他，我忍住了。你可以理解，我觉得可惜：他太年轻了。”
这件事发生在祖鲍夫行动小组袭击铁路地区一个燃料基地之后。当然，祖鲍夫疼得直皱眉头，可眼睛却在笑，他若有所思地说：“如果用铅笔算一算，我们使德国人的飞机少出动多少架次，那可真有意思。让我们开一开心吧。”
后来，别洛夫眼前又出现了祖鲍夫的面孔。祖鲍夫正在弯腰把自己的降落伞从飞机上扔到起飞跑道上。他看到了别洛夫惊奇的眼神，向别洛夫丢了个眼色，甚至还耸了耸肩膀：毫无办法，只好这样。
祖鲍夫的形象消失了，别洛夫又看见了另一张仰起的面孔，额头上皮开肉绽。这是布鲁诺的面孔。当布鲁诺的目光同他充满绝望的目光相遇的时候，布鲁诺把头微微一动，好象默默无言地表示：只好这样。
“也许，您吸烟吧？”一位制服上挂着一枚崭新的金星勋章的坦克兵少校凑过身子来关切地问别洛夫。“显然，您是想吸苏联香烟，想得很厉害吧？”说着递过来一包：“请拿着吧。”
“谢谢，我有。”
“那么说，已经发过了，”少校说。“我也被俘过，但是跑掉了。伤势不重，一清醒过来，马上就逃掉了。所以没有受审，心里十分坦然。”接着他的口气变得十分坚定：“但是，假如一个人已经以血赎罪，虽然他胸前没挂奖章，但却挂在心里。现在要紧的只有一条：就是看一个人是否能适应今后的生活，我不是指服役。要使人们心中的伤口愈合，要安排好生活——大家已经吃尽了苦头。”他朝舷窗一挥手。“我的两个弟兄就埋葬在这里。剩下我一个回家。怎么对母亲说呢？‘妈妈，你好！’‘你的兄弟们呢？’‘牺牲了’。而我却活着。难道我的这枚金星勋章能让她高兴吗？高兴不起来的。”
“您这话就不对了，”别洛夫说。“如果我国人民没有建立这样前所未见的功勋，那么还会有千百万父子兄弟丧生。”
“不错，”少校说。“其实，功勋是什么？就是一个人能胜任多少人才能干的事。就是说，叫别人活着，好象后夺了他们。对吗？。他明显地激动起来。t’我在战斗中就勘。么想的：你不干掉他们的坦克，他们就会干掉我们的。这样也就干掉了。当你担心因为你，自己人可能会牺牲，你也就不为自己担心了。”
飞机穿过云层，重新见到了太阳。
副驾驶员走出驾驶舱，庄严宣告： “同志们，我们正在飞越苏联国境。”稍停片刻，他又轻声地说：“不然的后，有些久经沙场的战士会责怪我们，已经到了祖国，为什么不打招呼。”
别洛夫一直没有离开舷窗。
战壕纵横、弹坑遍地的祖国大地掩映在茫茫林海的绿荫中，显得是那样的辽阔和温暖。别洛夫觉得好象不是飞机在下降，而是他本身由于引力的作用不得不越来越接近大地。
巴雷舍夫在德国机场为别洛夫送行时说：“那么这样好了：你先到嘉奖处去领取各种勋章，然后再到局里去。你知道：我是个注重荣誉的人，我的干部就是我的骄傲。你千万不要忘记告